1949年沙飞枪杀日本医生，两个月后被判处枪决，死前提了四个

　　1949年12月15日，由于气候寒冷的原因，华北地区早已一片肃杀，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建设新中国的热情。
　　和平医院内，或许是中午午休的缘故，人头攒动的走廊上现在格外冷清，一片祥和的景象。
　　突然，只听见两声枪响，众人一惊，连忙向发出枪响的病房跑去。这时，屋内又传出一声枪响。
　　当人们打开病房门，发现一位日籍医生倒在了血泊之中，而正坐在一旁拿着枪颤抖着自言自语的，则是师级干部、著名摄影记者沙飞。
　　沙飞为何枪杀这位日籍医生呢？是因为二人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吗？答案非也，二人非但没有所谓的矛盾，沙飞还在这位日籍医生的悉心照料下逐渐康复。那么，面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沙飞为何还要痛下杀手呢？这一切，都要从沙飞的半生经历讲起。
　　一沙飞镜头下的鲁迅、白求恩、聂荣臻
　　沙飞，本名司徒传，1912年5月5日，出生在广东广州一个颇为富裕的药商家里。出生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很难不被革命的浪潮所裹挟。
　　一次，司徒传去黄埔军校找自己的族叔司徒璋。当年轻的司徒传看见热血的士兵，和黄埔军校那副著名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后，正如对联横批革命者来那样。
　　一颗胸怀天下的济世革命种子在司徒传内心暗暗种下。随后，司徒传投身行伍，成为了一名电台报务员。而且，在这个岗位上，司徒传还认识到了自己的爱人王辉。
　　结婚后的司徒传很是幸福，每天给自己的妻子买最好的肉、弄最好的饭吃。此外，二人还为度蜜月购置了一台照相机。正是这台照相机，开启了司徒传的灿烂人生。
　　193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司徒传在一本画报的封面上看见了斐迪南遇刺的相片。这著名的相片，成为了一战爆发的依据，而拍摄这张相片的记者则更是声名远扬。
　　司徒传感受到了摄影的魅力以及其巨大的能量，遂不顾家人劝阻，执意前往上海参加专门的摄影学习。
　　我要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相机记录历史！
　　怀着这种崇高的理想，司徒传的摄影技术突飞猛进。
　　值得一提的是，在左翼木刻家的介绍下，司徒传来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的会场见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偶像，鲁迅先生。
　　在鲁迅先生的鼓励下，司徒传抓准时机，按下快门，将参会的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后面，照片一经发表，立刻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而司徒传也因此有了些许名气。
　　正当司徒传很高兴能给鲁迅先生照相，并期待能够获得下一次的摄影机会时，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鲁迅先生逝世了！司徒传很难过，他沉默不语地背上相机，一言不发地来到鲁迅先生的住所处，先是很崇敬地给先生鞠了躬，在经鲁迅先生家人的同意后，便拿出相机，按下快门，让鲁迅先生的遗容得以流传至今。
　　从这时起，司徒传更名为沙飞，寓意自己能像一颗小小的沙粒自由自在地飞向祖国的各处锦绣河山。对此，有人说：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看见日寇的铁骑肆无忌惮地横行在中华大地时，沙飞很是愤怒。同年10月，沙飞来到河北阜平，在聂荣臻的批准下，沙飞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位专职新闻记者。
　　在随后的日子里，沙飞跟着部队到最前线去记录八路军英勇作战的情景。在阜平阻击战中，沙飞为了拍摄八路军和日寇近身搏斗的场景，不顾自己安危，近距离拍摄，直到该场战役结束，沙飞的衣服上已被敌人刺刀戳破多个漏洞，好在本人安然无恙。
　　沙飞将这些珍贵的照片在根据地里摆了几次会展，老百姓通过相片看见八路军的英勇顽强后，无不备受鼓舞。对此，聂荣臻曾称赞道：
　　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够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
　　正当沙飞在前线忘我工作时，由于身患肺结核，他不得不退居后线，到山西省五台县卫生所好好休养。一个月后，他在这里和来自加拿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相遇了。
　　白求恩在来到中国之前，对摄影也是颇为喜爱。故来到中国时，还随身携带了一架带有柯达镜头的新型莱丁娜相机。由于二人志趣相投，再加上白求恩对沙飞的悉心照料，很快他们便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在沙飞的镜头下，我们能看见共产主义战士的另一面，一个随性，爱好和平的白求恩。
　　可是，这段真挚的感情并没有持续多久，白求恩病重了。在白求恩奄奄一息之际，他留下遗嘱，将自己平生最看重三样物品分别赠与他人：一台从延安带来的放大机，赠予军区摄影科；一张行军床，送聂荣臻司令；而那台莱丁娜照相机则被送给了沙飞。
　　沙飞看着昔日的挚友远去，擦去眼角的泪水，拿起手中的利器，继续在抗日最前线奋斗着。
　　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战士将一名看起来只有三、四岁的孩子带到聂荣臻的面前，沙飞赶紧抓住机会，按下快门，一张名为将军与幼女的经典照片便留存于世。可能在当时，这张照片没什么用处。但是谁曾想，四十多年后，日本媒体硬是通过这张照片让图中的小女孩再次与聂荣臻元帅相见。那时，两人相见，而照相的第三人却早已不见
　　二沙飞的精神病变
　　沙飞深知宣传的力量，故在聂荣臻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著名的晋察冀画报社。该社出版的内容对于广大官兵来说是一注有力的强心剂，使其士气旺盛，大败日军。
　　随着晋察冀画报社的名声不断扩大，日军盯上了这处心头肉。在三光政策的实施下，位处柏崖的画报社来不及转移，被日军包围。一时间，画报社的成员向四面突围，而沙飞本人也在突围途中受了很严重的伤。
　　事后，据统计，画报社成员有9人牺牲，4人重伤，仪器损失惨重。
　　柏崖惨案让沙飞倾注半生的成果付之一炬，对此他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也正是从此刻起，他的精神开始出现问题，而面对日本人，他也更加恨之入骨。
　　1948年5月，沙飞再次患肺结核，不得不入院治疗。医院里有很多日本医生，对此，沙飞都是以敌人的心态对待。
　　他的主治医生，名叫津泽盛。这是一位医术高超、为人和善、向往和平的优秀日本医生。但是在内心强大的压力下，沙飞多次向聂荣臻写信，控诉津泽盛医生的种种罪行。比如让本身患病的他每天徒步五公里，让虚弱的他还要饱受射线的侵蚀
　　面对精神失常的沙飞，津泽盛没有过多与之计较，只是尽到了一个医生该尽的责任。而沙飞也确实在津泽盛的悉心照料下逐渐康复。
　　1949年12月15日这天，正是沙飞痊愈出院的一天。看见窗外一片肃杀的景象，再想起津泽盛日日的折磨，沙飞内心十分烦躁，他多次让警卫员去找津泽盛，表示他有事情要找他。
　　就这样，沙飞焦急难耐地等了一段时间后，病房门终于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津泽盛医生的助手张富云，而津泽盛则姗姗来迟。张富云和津泽盛先是耐心询问沙飞的病情状况和自我感觉，而沙飞却心不在焉，爱搭不理，这搞得二位医生很是难堪和尴尬，但二位深知沙飞的精神状况不太好，遂照例询问后，便匆匆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沙飞又把警卫员找来，让他去叫津泽盛。在警卫员的带领下，津泽盛进来了。正当他转身关门之际，沙飞迅速从身体下面抽出一把手枪，对准津泽盛就是两枪：一枪击中了津泽盛的前额，另外一枪擦过了津泽盛的左肩。
　　这位日本医生，当即就倒了下来。警卫员见状赶紧上前夺取沙飞的手枪，沙飞一阵挣扎，并大叫道：他害我！日本人害我！警卫员没抱稳，被沙飞甩开。沙飞赶紧来到津泽盛的面前，对准额中又来一枪。
　　枪声引来众人，一方面控制现场，报告上级；另外一方面，赶紧对津泽盛医生进行抢救。日本医生和伤兵见到倒在血泊里的医生后，一时间人心惶惶。
　　上面得知这一消息，赶紧调动最好的医生和药物奔赴医院，进行抢救。令人可惜的是，津泽盛医生由于伤势过重，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这毕竟是涉及中日两国的事件，上面很是重视。故在1950年新年，经过商议，决定将沙飞开除党籍，随后移交审判。
　　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下达判决书，判处沙飞死刑。聂荣臻说道：挥泪斩马谡，厚葬沙飞，他贡献大。沙飞得知自己最终的命运后，并没有慌张，只是平静地提了四点要求：刮胡子，换上妻子织的毛裤、毛袜，执行时不下跪，死后立碑。
　　3月4日，和平医院的操场上人声鼎沸，沙飞将在这里走完自己的一生。前往操场的路上，沙飞神色自若，格外平静。面对黑压压的枪口，他挺直了胸膛，他以杀了日本鬼子作为最后的傲气，最终，在几声枪响后，倒下了。
　　沙飞虽死，但是仍有人提起了申诉：认为沙飞杀人时，精神状态失常，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对此，聂荣臻曾说道：沙飞杀了日本人事实，我们杀了他也是事实；他有精神病也是事实，时隔三十多年，也是事实。
　　终于，在沙飞死了三十多年后，1985年，相关医院终于承认沙飞作案时精神处于不可自控状态，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1986年，2月8日，相关部门下了指示，为沙飞翻了案。至此，沙飞在地下的魂灵终于可以得到安息。但是，相关部门又考虑到这件事情的特殊性质，即涉外，故并没有追认沙飞为烈士，而是要求其亲属：
　　不登报、不广播、不开追悼会、不移葬。
　　就这样，静悄悄地，沙飞依旧在那静悄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