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正题前,我们先看一个故事。 故事来自《庄子》,说是有个名叫丁的厨师给文惠君宰牛,动作非常娴熟。 文惠君十分赞赏,就问为什么他有如此好的技艺。 图:庖丁解牛 厨师丁答道:我是顺着牛体天然的结构,击入大的缝隙,顺着骨节间的空处进刀;依着牛体本来的组织进行解剖,脉络相连、筋骨聚结的地方,都不曾用刀去碰过,何况那粗大的骨头呢!我的这把刀用了十九年啦,它宰的牛有几千头了,可是刀口像刚从磨石上磨出来一样。因为那牛体的骨节有空隙,刀口却薄得像没有厚度,把没有厚度似的刀口插入有空隙的骨节,宽宽绰绰的,它对于刀的运转必然是大有余地的了。 这就是著名的庖丁解牛的故事了,也是游刃有余这个成语的由来,该寓言的含义就是:随时随地悚然惊心地谨慎藏锋,适时顺应,想在复杂的斗争的骨节缝中寻找一个空隙,以便在乱世中游刃有余地活下去。 如果联想到长征,面对国民政府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何以能带领几万残兵,最终完成了长征这个伟大壮举,那就是利用国民政府的各个派系间矛盾,游刃有余地穿梭在空隙之中,其中也有庖丁解牛的道理在。具体如何,且听细讲。 图: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统一 1928年,张作霖的东北军进行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完成了形式统一。为什么说是形式统一呢?事实上,蒋氏的国民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众多派系的联合体,地方军阀掌握着当地的实际控制权,他们因为手中有兵才有权利和地位,如果没有兵,那什么也不是了。另外全国各地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这些也都是国民政府的统治触角难以延伸的。 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形势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之时,攘外必先安内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所谓安内有两次含义,明面上是以剿共为中心,暗中还有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的目的。 到由于以王明为代表左倾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1934年10月,左倾领导者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战略转移。 虽说是转移,其实就是逃亡。没有了根据地的队伍是非常惨的,没有军需物资不说,人也是一直在消耗中,很难得到补充。没有具体目标,没有方向的逃亡,注定是死路一条。 所以,对于长征的红军队伍来说,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方向问题。 一是可以少牺牲,二是要找到新的根据地。 相反的,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这是难得的天赐良机。一者,可以统领各省军阀一同剿共,再者,可以在剿共大旗下,利用内战消灭各地军阀异己。 图:蒋介石在训话 地方军阀自是心知肚明,为防蒋一石二鸟之计,也都各怀鬼胎,暗中保存实力。对于他们来说,红军就是烫手山芋,远远的最好。 1934年11月下旬,红色队伍连续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到达湘江边。当时,红军已成疲惫之师。此时,国民党军已然判明红军的突围意图,受到蒋氏重用的湖南军阀何键,被任命为进剿军总司令,凭借湘江天险设下了第4道封锁线,总数25个师超过30万的国民党军队,在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的湘江两岸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 图:惨烈的湘江战役 红军队伍一头扎进去,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仗打响了。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那一天,湘江是一条血洗的河。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图:湘江战役油画 本来,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毛泽东曾建议,利用湘南守敌薄弱,而我党在此影响力相对较大的优势,打几场仗,消灭敌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然而,这条建议毫无例外地被掌握着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等人拒绝了。面对敌人布好的口袋,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渡江,进入湖南腹地薄弱地区,遭李德再次拒绝。 愁云惨雾中,也透出了一丝曙光。 湘江战役前,桂军的情报人员传来密电,说蒋介石想要一石三鸟,让红军和桂军、粤军打成一片,中央军坐收渔翁之利,桂军首领白崇禧恍然大悟,大骂蒋氏好狠的心。于是做出了既反共又防蒋、只追击不硬堵的决策,于11月22日将主力由全州、兴安地区退到桂林东南的恭城龙虎关地区防堵,在全州、兴安一线留出一条通道,桂军先后让道五天,大多数红军队伍是从这里渡过湘江的。 这是就敌人内部的分裂!这就是可以求生的曙光!只有真正的领导者,才能透过黑暗的帷幕,看到依稀的光明。 图:长征中的博古与李德 然而,惨烈的战斗,巨大的伤亡,让博古深受打击,情绪一落千丈。在过了湘江的行军路上,他拿一支手枪不断朝自己比画,被聂荣臻看见,上前劝阻说,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而最敢于负责的李德却变得情绪激动,不但毫不认错,反说湘江失败是意见分歧,因此贻误了战机。 愤怒慢慢地积攒,不满在心中聚集。再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队伍迟早会消亡殆尽。是时候让真正的领导者领导队伍了! 图:耿彪同志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贵州达黄平。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同志回忆说:那时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橘子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图:遵义会议 如此,打下遵义后,召开了那次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存亡之际,毛泽东受任于危难之间,毅然领导残兵,寻找未知的道路。 说是未知,是因为此时的目的非常明确,既要保存有限的实力,又要尽快找到合适的根据地。 此后,中央红军行军路线,不再是横冲直撞,而变得飘忽不定、变幻莫测起来。尤其是四渡赤水,每一渡都是寻机,不是目的。 图:红军长征路线图 红军此时面前面对的,是西南军阀。西南军阀集中起来,主要有四川的刘湘、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三人。当时,已经坐稳了中国东部江山的蒋氏国民政府,此时对西南军阀,还丝毫未触及。这是他的心腹大患。 红军过来了,西南军阀如临大敌,这个大敌,不仅仅是红军,还有后面追击的豺狼。 贵州的王家烈的态度是,你不打我,我就让你过,拿点什么吃的喝的都无所谓。然后到了四川和云南也一样,云南龙云的私家兵都是彝族,枪法很准,相当能打,但是只要不动昆明,路过一点关系都没有。四川的刘湘和刘文辉也很能打,但是只要你绕过成都、重庆往北走,他们还鸣枪送客,只要你别回头就行了。刘湘就曾对部下说:问题的严重不在于红军。中央军跟随红军之后进入川南,我们提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我们同红军固然水火不相容,但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象。最好是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走,不要带进四川。 图:贵州军阀王家烈 这些,敌人当然不会告诉你,但是聪明的领导者,会在战斗中摸索出规律。红军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呢?因为国民党军队内部有太多裂缝,相互之间争来斗去,毛泽东很懂得这一点,带着红军曲里拐弯就走过去了。 虽然没有剿灭中央红军,但国民政府也不是一无所获,最倒霉的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了。当王家烈在追击红军时,身后却被抄了后路:当时国民党军最高指挥薛岳以亲信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用中央军取代了黔军为贵阳城防军。坐稳了贵州的薛岳同时开始组织人调查王家烈反蒋和贪污两方面的材料,同时拉拢收买其他黔军将领。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带着蒋氏送的5000元旅费和爱妾,灰溜溜地离开贵州飞往汉口。从此贵州成为蒋氏的天下。蒋介石的势力终于深入大西南。 图:毛泽东与张国焘 中央红军北上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面对张国焘的分裂。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当时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人,相对于不到一万的中央红军,可谓是兵强马壮。张认为四川是天府之国,可以成为很好的根据地。因此,张执意南下去跟四川军阀硬碰。川军可不是乌合之众,与其交手多次的毛泽东,自然是心知肚明,之所以能带领中央红军突围出去,根本在于掌握了各路敌军情况,利用了国民军队间的间隙,选定了川敌兵力最薄弱处,看到王家烈的下场,刘湘自然也不会玩命追赶,走了,甚好!但是张国焘是来要地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川军玩命起来,战斗力是很强的。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八万多人,最后只剩下一万多,不得已逃回陕北去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领导力,高下立判。 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是带着北上抗日的政治口号来到陕北的。不要小瞧了政治口号,一个正确的政治口号,最能凝聚人心,瓦解敌军。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中日间的民族矛盾,这个口号是非常契合这个矛盾点的。 图:红军北上抗日口号 作为不抵抗将军,对于抗日这个政治宣言,张学良受到的刺激是最大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这种心理,利用了蒋要安内与张想攘外雪耻的矛盾,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此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之一转,红军的命运也获得了巨大的转变 图:西安事变,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毛泽东是矛盾学的大师,《毛选》中就有《矛盾论》一文。他利用了各种矛盾和矛盾的转化,促成了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的爆发、国共合作的达成等等,悠然地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大事件之中。 图: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有人曾问我,《毛选》要怎么学,我想说,首先就要结合历史,去领会毛主席文字中的奥义,然后思考,为什么他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要学习的不是他做出的结论,而是要学习到他得出结论的方法。只有掌握了好的方法,才能指导我们自己的生活,对我们才有切实的意义。 对吧?欢迎下方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