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买办开始兴起，致使清朝对西方列强进入妥协时代

　　咸丰朝妥协派是在国内阶级矛盾和中外民族矛盾同时激化的情况下，部分统治集团成员形成的一个以挽救清朝统治为目的、以改变闭关观念和放弃部分中国权益为条件、联合西方列强共同镇压农民起义的政治派别。
　　咸丰
　　这个派别在闭关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定社会因素和复杂历史背景的。所谓社会因素主要指鸦片战争后日益发展的买办势力以及与之互相渗透的一些东南地方官。买办与地方官结合，形成了最初的对外妥协势力。
　　鸦片战争之前，买办是清政府监督控制下的中外贸易中介商。其人数、贸易品种、数量等都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鸦片战争后，不平等的条约为买办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方贸易的一些限制被强行取消。买办人数随着五口外商纷纷涌入而与日剧增。1850年闽浙总督刘韵珂曾说：五口夷目夷商所用华人，难以数计。买办的经济实力也在依附列强的商业活动中迅速膨胀。从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买办通过中外贸易所获利润达白银350余万两。买办发家后又往往自办商业，其收入也十分可观，他们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暴发户。买办们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他们与传统闭关观念截然不同的对外思想，即：敞开国门，扩大中外贸易，以便赚取更多的利润。
　　买办
　　马克思指出：资本并不是一种物品，而是一种以物品为媒介而成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买办们经济上的发迹必然会反映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与社会各阶层发生新关系。买办势力一经形成，就产生了向清政权渗透的趋向。产生这种趋向的原因有四点：
　　第一，中国当时城乡中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各地区间十分封闭，买办们必须得到一定社会地位才便于打通层层官府，保住既得利益，拓展贸易领域。
　　第二，买办大部分出身卑贱，不是科场失败者便是小本生意人，这在当时重农抑商传统观念浓厚的中国社会遭人轻视。为了出人头地，买办们都以攫得一官半职为荣。早期买办吴健彰、杨坊、徐润、唐廷枢等人都曾不惜重金购得官职。
　　第三，买办们可以从所获官职中直接获取经济利益。例如曾任上海道海关监督的旗昌洋行买办吴健彰，在1854年遭贬，其罪责中就有：名为捐资，实取偿于关税；有广东货船到沪，因系该道旧识，免其纳税，约银四万两；该道于关税多少，任意祥报，其隐匿银两悉由海道运回原籍。买办官僚的损公肥私可见一斑。
　　第四，鸦片战争后，社会动荡，农民起义在南方渐趋扩大买办们经营起来的家业面临着被农民起义摧毁的威胁，所以他们一方面主动接近清政权以寻求武力庇护；另一方面出钱出力加强清政权建设。当太平天国起义后，仅以上海一隅的买办绅商为例，除每年向清政府提供约二百万两白银做为军饷之外，还直接参与镇压起义的活动。
　　由于上述原因，在对外关系立场上与清统治集团大相径庭的买办势力却日趋接近清政权，为其观念渗入统治集团、进而分化这个集团奠定了基础。
　　清朝统治者对买办的态度如何呢？
　　五口通商后，涌入中国的外国人日益增多，涉外事件显著增加。清统治者对这些有碍体面的夷务一筹莫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道光皇帝曾想利用买办的特殊地位与外国人交涉，力图控制外国势力在华发展。1845年他令两广总督：不拘资格，即行升调那些洞悉夷情、深通韬略的人。咸丰登基后也想利用买办达到使外夷就范的政治目的。但事与愿违，皇帝们不但未能如愿，反而为买办势力迅速与东南一些地方官结合提供了条件。
　　鸦片战争后的通商口岸
　　东南一些地方官在与买办接触中，日趋信任和依靠他们其主要原因：
　　一是，买办势力在东南地区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他们经济实力增长不但影响着进出口贸易，而且成为华商的投资者也间接影响着内地贸易。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只有海关与常关贸易收入稳定，是清政府救急的重要来源。买办是海关、常关收入过程中重要一环，因此以上缴粮饷多少为主要政绩的东南地方官不得不对买办另眼看待。另一方面，买办绅商是东南地区捐输、捐纳的主要承担者。如前所述，他们沽名钓誉所出的大量白银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柱之一。此外，买办绅商在沿海鸦片走私贸易中要用数量可观的白银贿赂各级的地方官，这笔财物在地方官额外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是，政治、外交方面的原因。五口通商后，西方列强为了扩大在华权益，经常利用一些特殊事件扩大事态、挑起武装冲突，以迫使清政府作出让步。青浦事件泥城之战都是这类事件。东南地方官为了缓解冲突，维护所辖地区，只好求助于与列强有关系的买办出面协调中外关系。仅以青浦事件中买办吴健彰升迁一事便可说明问题。1848年3月，3名英国传教士在上海附近的青浦与当地漕勇发生斗殴，英驻沪领事阿礼国借机扩大事态，在提出各种无理要求的同时令英舰奇尔得号封锁吴淞口，切断南北海运。江苏巡抚陆建瀛忙派买办吴健彰前去调解，满足了英方欲望。事后吴健彰便取代了原上海道台咸龄。
　　吴健彰
　　买办势力要发展离不开地方官的帮助，地方官要维持地方稳定以便向上爬也离不开买办势力的支持。双方在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中，买办观念便逐渐渗入一些地方官头脑中，改变了他们原有的闭关观念。买办势力与地方官结合形成新的社会因素就象出现在清政府肌体上的一个异化细胞，这种细胞一遇适宜环境就会迅速扩散。农民起义和列强给清政府的压力正是该细胞发展的适宜环境。
　　以咸丰皇帝为首的清中央政府及其官僚是握有实权的对外强硬派。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了强硬派掌握的中央财政集权体制和战争机器以毁灭性打击。
　　从经济上看：1851年至1853年为镇压农民起义清政府所耗费户部奏拨军饷及各省截留各筹解多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两，这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4。由于收支不平衡，咸丰年间户部存银仅相当道光年间的15。为镇压农民起义，咸丰皇帝不得不令各地以本省钱粮，作为本省之军需。此后，清政府协、解饷制度发生重大变化，财政大权逐渐落入地方，强硬派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控制全国经济了。
　　从军事上看，在南方担负着镇压太平天国主要任务的清军南、北大营分别于1858年和1860年被太平军彻底摧毁，十几万清军先后被歼，强硬派能控制的南方机动军事力量丧失殆尽。1860年，英法联军为使强硬派彻底屈服，调集数万军队、百余艘战船第三次北上大沽海口，在大沽至北京一线击败了以僧格林沁为主帅的十余万北方清军主力。至此，以咸丰皇帝为首的强硬派在全国的主要军事支柱都已失去，实力一落千丈。
　　强硬派由强到弱的过程恰好是妥协势力由弱到强的过程。妥协势力不失时机地抓住强硬派每个弱点、每次失利，迅速填补思想和权力真空，他们经历了先地方后中央的发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