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9月8日，北京城已逐渐走出了炎热，夏蝉使尽最后一丝力气，想把生命最后的赞歌留在大街小巷。 可任谁都知道，夏天过去，这些蝉迟早得死，没有永恒的生命，更没有＂长存不灭的事物＂ 距离说这句话的男人离去的日子，只差一天，就到了整整三年。 而他此时此刻就静静地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面，面带安详慈善的沉睡。长眠于此的他，不知道曾经最爱的女人就在门口等着，想看他一眼。 天安门广场上，一位老人在周围人亲人们的陪伴下缓缓行往纪念堂。 枪林弹雨的几十年过去了，她老了，眼角布满皱纹，双手干瘪的只剩骨架，就连话也说不太清楚了，谁能想到这是 当年有＂永新一枝花＂之称的女人呢? 曾经横刀跃马，有＂井冈山第一女红军＂之称的她如今被伤痛折磨，疾病压迫，只能蜷缩在小小的一方轮椅之上。 时间是人最大的敌人，它会吹散回忆，改变一切，但时间也有改变不了的东西。 这位老人沉默地被推上了高台，离曾经的丈夫越来越近。她迫切地想要站起来，哪怕早几秒钟看到曾一起生活过十年的那个人，可她做不到。 双脚早就不服从她的＂命令＂了。 当她看到水晶棺中的那个男人时，是何种心情呢？是对亲人离去的无比悲痛？还是懊恼自己当年有些意气用事？还是仅仅是想再看一眼曾经共同生活过十年的丈夫？ 这不为外人所知，也没有留下相关史料。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女人对躺着的男人，是有极深的感情的。因为他叫毛泽东，曾是贺子珍的丈夫。而她叫贺子珍，曾是毛泽东的妻子。 贺子珍的晚年尝遍了酸甜苦辣，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伟大的女红军战士的一生。 在江西和湖南两省边界之处，有一个地方叫做永新。这里高山环抱，地势险要，又有绿水淙淙，小溪川流， 且扼＂吴楚之要地＂，有＂吴头楚尾＂之称 。 自古以来，就名人辈出的永新在近代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革命功臣，贺子珍就出生在这里。 1909年出生的贺子珍，又名自珍，乳名桂圆。她家境不错，父亲贺焕文本是清末举人，后来又当过安福县县长，按道理来说，贺子珍本该是个富家小姐。 但那个吃人的世道里，似乎没有给好人留下一条活路。 由于他父亲为官清廉、做人老实，被上下级排挤，在安福县县长这个位子上没呆多久就被人赶了下来。而后陷入一桩官司，贺子珍母亲为救他出来，变卖了家中金银细软，从此贺家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在这种环境下的贺家几乎一家老小都有极强的革命倾向，贺子珍更是如此。 她不像传统女性只学妇德、妇容、妇工，在父亲与哥哥的支持下，她不但学读书写字，而且颇为精通武艺，手枪打得极准。 贺子珍16岁时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革命。 在她18岁那年，也就是1927年，中国历史迎来了一次大的转折，蒋介石反动政府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宣告失败，一时间捕杀共产党人的屠刀纷纷落下。 在这种情况下，贺子珍随哥哥组织参与了永新农民暴动，失败后上了袁文才、王佐的井冈山，这一年她才仅仅18岁。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贺子珍，很快就遇到了她命中注定的男人——毛泽东。 据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外孙女孔冬梅转述两人初见面的场景： 当外公第一次看到外婆时，他没有料到永新有如此年轻的女干部。 袁文才介绍说：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外公的疑团顿释，他爽朗地笑起来说： ＂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呐！＂ 他握住外婆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他们二人的感情是在战火中不断淬炼、升华的。毛泽东当时在永新县下辖的村子里实地考察该如何分田，而恰巧贺子珍此时做宣传工作和机要工作，当地的土话外人又听不懂。 贺子珍就给毛泽东当上了翻译。 一次毛泽东一行人在村子里考察的时候，突然敌人的地方反动武装袭击村落，许多人慌了手脚。 敌人保安团大约来了几十号人，而带枪的红军战士只有7、8个人，这该如何是好，即使参加革命数年的贺子珍也有些慌乱。 可毛泽东镇定自若，毕竟他当年还是高中生时，就带着几百同学缴了几千溃兵的武装，区区几十人的民团，还算不上大场面。 毛泽东指挥红军战士借助熟悉地形的优势，掩护老百姓撤退，同时密集开枪，恫吓那些地方民团的乌合之众。 结果一行人安全脱险。 贺子珍在极近的距离亲眼目睹了一位青年革命家的从容不迫、镇定自如，她深深地被折服了。 内心逐渐产生了一股情愫。 在当时毛泽东身边除了警卫员没有生活秘书，而一个大男人什么事都自己做显然很不方便，更何况，他是公务极其繁忙的领导人呢。 在袁文才的撮合下，两人逐渐走到了一起。 贺子珍虽然是女性，但她的坚韧顽强不输于任何一个男人，她曾对毛泽东说过： ＂你什么时候把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你。＂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还没到20岁的小姑娘说出来的话。 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杨开慧等人牺牲的消息传到了江西，毛泽东悲痛之余，在袁文才、王佐的撮合下，终于与贺子珍成婚了。 就像毛泽东本人说的那样： ＂革命者只有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战友的遗体，继续战斗。＂ 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如雷贯耳的革命家们，都是革命路上的幸运儿。有无数烈士，早就默默牺牲在了革命的道路上，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贺家最小的女儿，贺子珍的妹妹贺仙圆（18岁还未到）在永新暴动中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先被挖去双眼，后被杀。 在残酷的革命道路上，亲人、朋友、战友牺牲，是司空见惯的事。对于这一点，共产党人早有觉悟。至此，贺子珍与毛泽东开始了＂十年婚姻＂。 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贺子珍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表现出了不输于男人的气魄，比许多男子都还英勇无畏、重情重义。 在毛泽东政治上遭受打击，许多人避之不及的时光，贺子珍默默地陪在他的身后， 给予他支持。 但是，更大的不幸还是降临了。 1935年4月23日，长征中的红军正欲过泥河进云南。地上敌人的大炮轰隆作响，天上敌人的飞机吼叫个不停、 当时一个红军团长钟赤兵（后授中将衔）负伤，贺子珍负责照顾伤员，当她看到敌人的炸弹要落到伤员的头上时，她不管不顾，一下子扑到了钟赤兵的身上。 这下子，贺子珍身受重伤，头、背、肺扎入十七块弹片，终生未取出，当时红军医疗条件有限，只能简单地包扎止血，打了消炎药和止血针。 这一番经历，让伟大的女红军战士，贺子珍终生都受到弹片侵袭的痛苦，也让她的思想发生了一些转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延安。 毛泽东的政治处境比之前要好了很多，但他和贺子珍的感情却发生了一些变化。贺子珍在长征路上先后经历了骨肉分离，两次丧子之痛，身负重伤，她变得有些敏感多疑。 要是一般的女性经历了这些打击，还不得早就崩溃了，可贺子珍仍然坚持了下来。即便如此，贺子珍还是因为想到上海治伤取出弹片的同时，还有一些误会的缘故，负气出走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毛泽东在此之前就对她极力挽留，他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我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了，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也很务实地对贺子珍说过： ＂我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吃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有血有肉的毛泽东的真情实感，为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女儿）回忆之语。 但贺子珍并没有打消出走的念头，她美丽的外表下是坚强如铁的性格。 就如毛泽东的那句话：＂我们两个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睡，撞个响叮当。＂就在贺子珍出走到西安时， 一位江姓女子 刚到延安两个月，正等着分配工作呢。 作为后人来看，可以说，这一走误了终生。 毛泽东哪怕在贺子珍到了西安、到了新疆，一路上还都发信极力挽留，但贺子珍终究是离开了中国，去了苏联（上海沦陷，贺子珍转道苏联治病）。 1937年底，贺子珍到了苏联，开始了整整十一年并不愉快的生活。 十载光阴，转瞬即逝。 1948年，经王稼祥夫妇，周恩来等人多方斡旋，苏联人总算答应放贺子珍回国，但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身边，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贺子珍回国后，毛泽东拿出自己的稿费（毛泽东选集畅销全球，稿费很多）资助她，同时组织上给他安排到上海生活工作，时为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为此专门见了毛主席一趟，定下了贺子珍待遇的调子。 贺子珍担任了浙江省妇联主席一职，后调上海组织部工作。 由于种种原因，1949年开国，就想前往北京的贺子珍并未成行，这一等，就等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 在特殊时期，贺子珍也遭受了打击，但她一如当年那个掩护伤员的坚强模样挺了过来。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十万万中国人同一哭。 许多人都知道，在他逝世前，李敏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已失去了语言能力的毛泽东，用食指和拇指笔画了一个圆。 大家都猜测，这是让女儿李敏照顾好贺子珍的意思，因为贺子珍的乳名就叫做＂桂圆＂。 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回国28年的贺子珍，除了在1959年短暂的和毛泽东秘密接触过之外，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曾经的丈夫。 但1976年的贺子珍几度想要去北京见见毛泽东，据她自己所说： ＂这很可能是最后一面。＂ （毛主席的病情在当时是绝密，哪怕是李敏也只知道个大概，贺子珍更不会知道了） 贺子珍知道毛泽东逝世消息的渠道，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从1976年9月9日下午四时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广播中的得知。 她多想去见毛主席最后一眼啊，青春年少时的倔强和脾气，早就被这么多年来的懊悔洗刷不见，就像她在1959年同毛泽东会面时说的那样： ＂我好后悔啊！＂ 此时此刻的贺子珍泪流满面。 毛主席逝世后不久，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贺子珍的第一反应是：＂我又能做工作了。＂ 哪怕已经将近70岁了，她还在想着为党和人民做出最后一点贡献，但她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1976年时的一次中风使她几乎站不起来了，留在身体里的弹片（去苏联时也未取出）这么多年来，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每个翻来覆去、疼痛难眠的夜晚，都见证着这位伟大女红军的光辉过去。 但她还希望能见毛泽东一面。 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建成开放，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老干部先后飞往北京，见毛主席最后一面。 贺子珍也不例外。 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成行。 1979年9月，等了足足一年的贺子珍，总算在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的多番努力之下，中央经过周密安排，用专机把她接到了北京。 等待了三十年的贺子珍第一次进这北京城，当她年轻时，这个地方还是书中的＂北平＂。她一下飞机，就使尽力气，迫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要前往毛主席纪念堂见那个男人一面。 孔令华和李敏推着贺子珍走在天安门广场的南边。 一如52年前初见时那样，贺子珍穿着朴素的深色外套，梳着短发，又一次向毛泽东所在的地方行去。 只不过，天人两隔。 此时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贺子珍，在想些什么？是回忆二人曾经的甜蜜？还是懊悔自己的意气用事？亦或是单纯得想见见这个多年的老朋友、曾经的爱人最后一面？毕竟又过去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说不定都认不出来了呢。 一行无言，两行清泪。 这是两位老人，人生中的最后一面。 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贺子珍的到访是秘密的，是没有史料流传的。 《伟人安息的地方——毛主席纪念堂纪实》一书的附录部分清楚地记录了自纪念堂开放以来到成书之日（1992年）的所有访客，除了一个人——贺子珍。 但贺子珍的这次到访，并没有被人所遗忘，摄像师吕相友拍下了贺子珍此次行程的唯一一张珍贵照片。 在这一年初，孔令华之父孔从洲（时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说了贺子珍的近况，组织上希望能够补选她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女婿等人的不断努力，多方奔走下，邓小平亲自拍板，答应了这个要求。终于， 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又可以为人民工作了。 在补录贺子珍名额时，居然发现，不论是中央，还是上海地方都找不到贺子珍的档案（年龄大一点的读者肯定知道那个年代，档案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 这个1926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竟然找不到档案。 年事已高，又受到多年伤病缠身的贺子珍身体越来越差了。 她住进了301医院（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由专人负责治疗。许多一同走过长征路的老战友都来看望过他，很多中央领导都来看望过这位老红军。 但世上没有长存不灭的事物。 1984年4月15日，一通电话打到了李敏家里，＂贺子珍病危了。＂孔令华等人立刻赶到医院，守在贺子珍身边。 贺子珍在清醒时，看着亲人们围在身边略显高兴： ＂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 可这只是人的回光返照。 而后几天病情急速恶化，终于在19日下午，贺子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5岁。贺子珍身份特殊，上海市委对于她的后事规格不敢擅做主张，这件事就一层一层地报告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手里。 邓小平同志也承担着一定的压力，一锤定音：＂ 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大家要知道，八宝山墓地内部规格较多，讲究极严，而骨灰盒放在一室的，就是中央重要领导的规格。 邓小平亲自给贺子珍的后事定下了规格，在当时不是一件小事，是有一定意义的表态性的政治事件。当然，这也是无数老干部、老红军对贺子珍的贡献的认可。 1984年4月25日，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大厅举行。邓小平、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全部出席，各大单位送来花圈。同一天下午，贺子珍火化后的骨灰由专机运回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 贺子珍一生中都想取出，而未取出的十几块弹片终于在火化后出现了。 这些弹片无不见证着：这位＂井冈山第一女战士＂的赫赫功勋。无不见证着： 这位巾帼英雄的英勇顽强，无不见证着那个革命时代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 斯人已逝，让我们以此文章，纪念那位逝去的革命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