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路将看尽一生莫回头共产党员赵忠的自白3

　　共产党员赵忠的自白3
　　义无反顾投身革命报效祖国
　　陈家基投奔革命
　　四十年代初期，我的两个姐姐在天津美国教会学校中西女中读书，受到西方革命思想影响，向往革命。
　　1941年，三姐首先离开家庭投奔革命。她开头去了现在的山东德县油房镇（当年属于河北省）。为了安全，她起了个农村的名字叫做吴贵生，到了解放区还这样叫。她打过游击，打过地道战，最艰苦的时候一连三天没有饭吃。她的男朋友吴明当年已经是太行山军分区宣传部长。那年他26岁，被敌人抓捕，逼他指认自己的同志，面对队列中很多自己的同志，吴明拒绝指认，被汉奸打死。现在邯郸市还有他的纪念碑。
　　二姐宗瑞（陶萍）
　　二姐在中西女中读高中的时候永远是一二名。考到第一名的时候，学费全免，考到第二名的时候，学费免一半。
　　但是，在1943年，她高中没毕业就走了，到晋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去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她考上燕京大学社会系，并且通过燕京大学地下组织去了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后来她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其中听邓小平做报告的故事、借彭德怀的坐骑过河的故事、与刘伯承相遇的故事都十分感人。
　　我小时候，也喜欢听陈铁表哥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我启发很大。后来在两个姐姐和表哥的影响下，我很自然地向往革命，向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6年6月，我加入了天津地下党。油印机就放在我们家里，每天，我们在我家油印共产党的传单，叶欣同志刻蜡版，我就为她们放哨、复印，分发
　　不久因为天津地下党的负责人金爽同志被捕，1948年3月我不得不离家出走，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我悄悄地离开了母亲。
　　后来，我常常在想母亲失去了15岁的大姐，又相继不见了吴家有女初长成的二姐和三姐。那时候参加革命不能够写信回家，她们俩一去就是六七年，并且杳无音信母亲是什么样的感受？
　　而令母亲的心受到致命的打击，则是我的悄然出走；曾经养尊处优的母亲走的时候才五十多岁，证实了孩子们的全部舍她而去对她致命的打击。
　　我也逃走了。通过地下党组织我到了河北省正定县的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性质就像是后来的党政干部培训班。
　　前排左一二是在华北联大的二姐夫和二姐，后排是我
　　在华北联大，我见到了久别的二姐，她已改名陶萍，我也见到了我未来的姐夫，还有表哥陈铁，他们都已经是这里的教职员了。为了避开张家口的战事，他们刚刚从张家口搬到正定。
　　来到共产党的怀抱，我感到既新鲜又兴奋。
　　在这里，我看到二姐和姐夫结婚，组织上送给他们新婚夫妻的礼物居然是一张大床竹编席为此，我偷偷笑了很久，笑的是原来这里是百无禁忌的。
　　经过半年的学习，我被分到中央统战部工作。9月，我拿着介绍信，到党中央的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报到。
　　我的介绍信信封上写的是组织部长收。到了组织部，说找部长，拿出信，办手续，然后给我另外一封信，写着XXX收，于是找到李家庄，叫我找周处长。
　　当时在李家庄的还有统战部部长，副部长，秘书处周处长，以及办公室童主任他们。
　　我找到周处长，办好了手续，我的工作是中央统战部交际处接待员，专门接待民主人士。
　　因为建国大业迫在眉睫，准备成立联合政府的工作大量而繁琐，当时，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还没有宪法，一切工作必须从头做起由共产党起草的共同纲领，必须征得各个民主党派的认同，所以当时的接待工作很繁重。
　　统战部交际处的工作很忙。紧张忙碌的工作不但令我感到十分愉快，而且还交了很多朋友。比如无党派人士、鲁迅的弟弟周健人夫妇和孩子，还有学者翦伯赞。后来到北京又认识了后来成为国家副主席的李济深、中国文联主席茅盾、原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田汉先生以及夫人安娥民盟的吴晗，他跟我的关系最好，我年轻，常常会给他的家里干点体力活，他们新安装的烟囱管，拐脖子的地方不通畅，我家从小就用这东西，于是我站上去帮他修理烟囱。
　　共产党的队伍里，我看到无数有知识、有理想的人，我喜欢他们，我尊重他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从未有过地心情舒畅举起双手深情地欢呼，时刻准备着，准备用自己的全部忠诚和热血青春，迎接新中国鲜红的太阳！
　　2。进北京
　　1949年1月，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处长作为中央先遣小组四名成员之一离开西柏坡赴北平参与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并负责接收中南海和北京饭店。这期间他带着统战部的同事们多次来往于北京和西柏坡之间。
　　1949年2月，我正式告别西柏坡，进入北京城。我们坐的是美国敞篷汽车，也叫十轮大卡，同行的还有十几二十辆。副部长和我一起，陪同毛主席的老师傅定一夫妇乘达同一辆车进北京。车里还有十几个人。
　　开车前，周处长交给我一包解放区生产的香烟，说是到北京以后送给司机。这些美国汽车是缴获来的，而开汽车的司机也是和这些汽车一起俘虏过来的国民党的人。可以看到，当年我们统战部的同志做工作已经是很周到了。
　　数九寒天，没有棉袄，我们身上仅穿深蓝色的土布衣，坐在行李上，几个钟头工夫，我们就进北京了。车子开到前门外的一个酒店，住了一个多月。三四月间，作为政协交际处，我们搬到了北京饭店237室。
　　在北京市的照片，胸前和手臂佩戴军管会和政协的胸臂章
　　北京饭店的政协交际处，我见到很多老朋友，李济深、田汉、安娥、茅盾（沈雁冰）沈雁冰小个子，还留着小胡子，后来他和我的二姐夫成了同事，他俩个子一般高。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终于破裂，周恩来力劝国民党的代表们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但是那些蒋介石的亲信坚持要去台湾，而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被周恩来挽留下来。
　　周恩来当时对张治中说：安下心来，我们会把你的老婆孩子送来。
　　周还说：当年我们对不起张学良，今天不能对不起你。
　　这时候我接到一个任务，负责与愿意留下来的国民党人联络。
　　3。舅舅回国
　　我姥爷的哥哥有个儿子叫陶履恭（字孟和），因我母亲从小跟着她母亲长大，所以很亲，我叫他舅舅。1917年，陶孟和在北京大学教书，常常在李大钊办的《新青年》写文章。后来他当上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院院长，他老婆的弟弟则是国民党南京市市长。抗日战争的时候，陶孟和到美国的大学去教书了。
　　刚解放的时候，陶孟和答应周恩来一定会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1951年陶孟和的母亲（我称呼姥姥）去世，这时候陶孟和在美国尚未启程。
　　我代表统战部去见林伯渠，那时候他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兼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华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我们谈起陶孟和的事，林伯渠非常高兴说，想不到陶孟和的亲戚中还有自己的同志。
　　不久，陶孟和从美国回来，送给我一把剃胡子刀。他对我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和李四光联系好了，李也准备好回来建设新中国。
　　舅舅陶孟和
　　舅舅陶孟和回国不久，就当上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注1），直到1960年去世。
　　赵忠与二姐陶萍以及舅舅陶孟和在陶家花园合照
　　注1
　　陶孟和（1887年11月5日1960年4月17日），原名履恭。社会学家。祖籍浙江绍兴，1887年11月5日生于天津。他从1949年10月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60年4月，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未及会议召开，因病于17日去世。
　　笔者说明：赵忠在上面的自白中关于陶孟和的叙述与史料公布有所不一致，此处照录赵忠的原话，未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