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同志为中国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与此同时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以其极高的道德和学问影响着一大批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 1927年4月28日，那是一个令国人万分悲痛的日子，因为那一天一心救国救民的李大钊同志却被反动军阀以十分残忍的方式杀害。然而犯罪分子却逍遥法外，新中国成立后，终于对李大钊被害的案子重新审理。在调查下，当年被害案最终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1949年3月的一天，在北京军委干部王冶秋的带领下人们来到了德胜门附近的第二监狱里，相关的工作人员在通过搜查后发现，在监狱的某个荒废的角落里有一个废旧的绞刑架。 1961年，国家正式开放了博物馆，一件编号为001的文物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十分惹人注目。而这件编号为001的文物却与其他的文物与众不同，他就是处决中共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先生的绞刑架，伟大的李大钊先生就是残忍地死在这副绞刑架上。 从小李大钊便刻苦学习，在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政法学校。李大钊年轻时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下国家是处于生死存亡的悲惨局面。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却无人搭救。如此种种便将李大钊内心的爱国热情激发出来，于是他立定心志一定要为当时病入膏肓的中国谋取一条出路。 为了求得一剂救国救民的良药，李大钊于1913年东渡日本学习，在新的环境当中他接触到了先进的新思想以及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后的李大钊第一时间积极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当中，从此他便勇敢地反抗封建顽固势力。 李大钊通过深入分析并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的原因，他的信心再次受到极大的鼓舞。由此他更加确信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将中国才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上来，才能彻底脱离腐朽的困境。 在此期间他开始针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发表相关的文章，对十月革命进行大加颂赞。文中有一句话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依然要被迫签署21条丧权辱国的协议，与此同时在德国的要求下还要将要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面对日本如此无理可耻的行径和要求，北京各界人们义愤填膺。 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极度引发了民众的愤慨，进而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敢为天下先，积极勇敢地投身到运动单重，聚集并带领社会各个阶层针对于国家的领土主权予以维护。 1920年3月，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进行了会见。通过深入的交流李大钊将自己想要建党的想法表明出来。维金斯基予以高度支持并安排他会见陈独秀。从此,就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伟大壮举,至此，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断生根发芽。 1921年，在李大钊、陈独秀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革命从此迎来了崭新的时代。然而并未改善当时中国的情况。虽然颓败的清朝已然垮台，但彼时的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阶段。 在北方指导工作的李大钊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实际进行的工作过程中仅仅依赖于仅有的力量无法完成大使命，为了能够很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他决定和国民党进行一些交流，争取国共双方能够达成合作意向。 当时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虽然国民党内部人员数量庞大，但是党内情况十分复杂，大家都各怀鬼胎，然而我党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虽然人数稀少，但是大家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并且个个都是精英。 李大钊同志为人民群众尽心尽责，力求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辞劳苦呕心沥血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李大钊同志的这一行为却没有得到国民党内部某些人的认可，反而一些人旁敲侧击地污蔑他，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面对别人的指责和批判，李大钊同志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之后他顺利和孙中山先生会面了，初次见面，两人便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聊得非常开心。孙中山先生对于这位共产党人十分有好感。 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这是国共正式达成合作的一个标志。 在后来的日子里，由李大钊来处理李国共两党北方的相关事情。李大钊通过满怀热情地呐喊唤醒了一大批先进新青年觉醒。这批率先觉醒的青年在革命事业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当时北洋政府的总统是袁世凯。他想恢复封建君主制，实行专政，这种行为引发了各级人民的愤慨。因此，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国共开始了北伐战争，至此袁世凯的阴谋诡计没有得逞，而革命的成果也就此得到了保留。 后来伴随着八一三惨案的爆发，逐渐激发了军阀和革命进步人士之间的矛盾，因此局势开始越发的紧张起来，组织为了李大钊的人身安全不受到侵害，为此决定将领导机关迁往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旧俄国兵营内。 李大钊在各地军阀之间积极进行游说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在李大钊的劝说下冯玉祥愿意支持革命，与此同时他还成功策反了郭松龄。当然他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张作霖的极度不满。 张作霖在此期间一直在为自己积蓄力量，韬光养晦，另外由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投靠日本，他得到了日本的军事支持，因此张作霖有着极强的军事实力，他自己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厚积薄发。 1926年4月，张作霖率军进驻北京。一方面，他做好了抵御国民革命军进攻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他残暴地迫害革命者，企图在北伐到来之前消灭北方国共两党的领导机构。 此前李大钊就得罪过张作霖，为此张作霖将李大钊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势必要将他铲除。李大钊为了躲避张作霖的追捕通缉在日常行踪方面也是十分隐蔽的。然而李大钊的活动却引起了张作霖的注意，加上国共两党的活动也十分频繁。因此,他猜测李大钊目前仍在北京,于是开始对其进行疯狂的搜查和逮捕。 1929年9月份，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正在对一名叫做李渤海的共产党地下党员进行审问，此人一向十分胆小怕事。吴玉文很快发现了这个人眼中的慌张和畏惧，于是他意识到应该好好利用这个人的弱点从他口中获取一些机密信息。 果不其然在吴玉文的威逼利诱下李渤海为保全自己的人身安全只好出卖了党，并且将共产党的名单交给了他们，最可恶的就是他竟然毫不隐瞒地说出了李大钊的藏身之地。 张作霖知晓李大钊的藏身地后，并没有立刻对他进行逮捕，而是在俄罗斯大使馆附近加强了检查，因为中国革命者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反帝爱国运动，使这些驻华使节感到十分紧张。 而在经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显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俨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对立的。因此使节们对中国军队在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搜查进行了拦阻。 与此同时，张作霖对于自己的真正的实力大小心知肚明，他无法与北伐军相抗衡，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他十分希望能够和国民党高层讲和，防止自己受到损害。 当时，真正在北伐军队中掌权的是蒋介石。然而作为领导人的他在革命理想上并不坚定，但更注重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这两个人自然蛇鼠一窝保持了统一战线。 从逻辑上讲，这种情况对李大钊非常有利，因为他不仅是共产党的创始人，而且是国民党的元老。然而，蒋介石非常害怕共产党的发展。他认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会严重破坏他＂一家独大＂的统治局面。 为此，他便不择手段想方设法的对一些先进的共产党员进行迫害，李大钊作为共产党的中坚力量是共产党内最核心的人物之一，将介石自然想要除掉他。 为了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张作霖得知蒋介石要撕毁国共合作协议，决心务必要逮捕李大钊。为了能够顺利将李大钊逮捕，张作霖还和欧登科演了一出戏， 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向欧登科递交了《京师警察厅厅致首席特使的信》，并申请进入使馆区进行搜查。欧登科假装在上面写上他的名字，并发出通知让他的下属不要拦阻中国军队和警察。 接着，陈兴亚，雷恒成和吴郁文等人率领将近300的警卫朝着苏联使馆跑去，此时李大钊正在家中写作并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然而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 李大钊此时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准备带着女儿逃走，然而一群人却将他们拦了下来。 吴郁文走到李大钊面前问道：＂鄙人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李大钊先生吧＂ 李大钊坦然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吴郁文见李大钊直言不讳，他也不再拐弯抹角，直接带走了李大钊及其妻儿，以及其他30多名同志。由于这是一起突发事件，李大钊毫无准备，因此导致了他们带走了大批的党内机密文件。 其实张作霖对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态度向来也没有那么激烈。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将其置于死地的，顶多是打一顿随即就放了。在对付共产党方面，蒋介石和张作霖态度保持一致。 他认为只要共产党愿意只做国民党的辅助，共同协助国民党一同完成统一大业，只是作为一个民主党存在，蒋介石也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的。 张作霖则认为只要他们只是停留在喊口号上，没有什么大的行动，他也不会大开杀戒。然而李大钊的所作所为让张作霖提高了戒备之心，他意识到李大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力量是日益强大，他们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 在蒋介石心目中，军队是关于自己前途的命脉和存亡的，他认为谁掌握了军事力量谁就掌握命运和未来，才会拥有真正的实权，没有军队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而面临着中共的武装力量日益强大，这无疑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为此蒋介石也和中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而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李大钊同志坚定地要发展属于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很明显引起了蒋介石极大的不满，蒋介石感觉到李大钊的这种行为触犯了他的底线。 并且越来越多的优秀军校生和官兵逐步加入中共，并且大力支持他们的革命。与此同时他还发现大量的中共党员加入了主力部队中，更加证明了中共军队实力不容小歔。 通过南昌的八一起义就可以很好地证明中共的军事实力十分强大。蒋介石认为只有将他除掉才能保证自己无任何后顾之忧，留下他只会后患无穷。 而张作霖也同样担心留下李大钊可能还会导致他失去东北，并且李大钊将张作霖手下的大将郭松龄策反，这给他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使得张作霖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 并且从之前从东交民巷搜出来的一些机密文件，这些信件的内容都是针对奉系张作霖的。后来李大钊使得冯玉祥联合南方政府，和奉系军阀分庭抗礼。其中吴佩孚、孙传芳等人都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吴佩慈姜然允许共产党在他的地盘上公开活动。 这些事件充分彰显了李大钊杰出的领导才能，而且李大钊处处和自己作对，如此种种无论是哪一条他都想将李大钊杀之而后快。 然而张作霖没有立刻杀掉李大钊，虽然对李大钊恨之入骨，但是他通过反复的思考，权衡了一下利弊发现。当时的李大钊有一个十分突出的身份就是作为中共创始人兼北方地区总负责人。 当时的李大钊在中国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李大钊作为北大教授，又是爱国人士，还是国共代表，这样的李大钊深得民心，在社会群众心目中占有十分崇高的地位。 当社会各界人士得知李大钊被捕后，大家一致组织起来意图营救李大钊同志，甚至一些知名人士公开为李大钊发表声明要求释放他，也有些人写信给张作霖提醒他杀了李大钊将会后患无穷。 北京大学的学生也组织起来，向安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释放李大钊。面对此情此景，张作霖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是好。就他自己而言确实想杀李大钊，然而安国军政府才刚刚成立，此时杀掉李大钊无疑会失去民心，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损失。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李大钊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和孙中山的有着极高的交情。而北伐军又在步步紧逼，张作霖想要和蒋介石和谈，显然此时不是杀李大钊的最好时机。因此他决定暂时不杀李大钊。 与此同时，张作霖认为李大钊是一介书生绝对忍受不了酷刑的摧残，所以他决定对李大钊施加残酷的刑罚让李大钊屈服与他。 如此一来将会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中共，为此他准备采用严刑逼供的方式从李大钊的口中获取一些中共北方地区的一些隐秘信息，从而便于铲草除根。 然而李大钊同志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作为张作霖的头号敌人，李大钊同志必然会受到严刑拷打，这些他都已经想过了，都是在他的预料之中。 在4月6号李大钊以及被捕的其他人，反动警察开始轮流对其进行严格的审问。为了使他们说出党的机密，每天用不同的刑具来折磨他们。 他们将审讯的重点对象放在李大钊身上，于是用最严酷的刑罚来逼供李大钊，迫使李大钊透露出我党的机密信息。 面对酷刑，李大钊依然闭口不言，对于党的秘密他只字不提。为了使李大钊屈服，敌人开始将竹签一点一点地插进他的指甲中，十指钻心的痛苦依然没有让李大钊透露半个字。 十个手指被敌人折磨地鲜血淋漓，当时李大钊的境况可以说是极度艰难困苦，他忍着剧痛将沾满血迹的双手在监狱里写下了＂狱中自述＂ 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遗作，这份遗作彰显了他对党绝对的忠诚。作为文人出身的李大钊，面对如此残忍的逼迫和严酷的刑罚，他坚定自己的信仰临危不惧，永不退缩； 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对于党组织的信息始终守口如瓶，这种毅力和品格实在是可歌可泣。然而长时间遭受敌人的折磨和严刑拷打，李大钊形容枯槁，身体极度虚弱。 张作霖等人发现即便是使劲浑身解数也无法使得李大钊屈服，于是便询问阎锡山张学良等人该如何是好，然而他们统一的答案都是将李大钊执行死刑。 此时的张作霖有些犹豫到底该如何处置李大钊，突然得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事变，他公开叛变革命，并且大肆逼迫并逮捕大量的共产党先进人士，并且张作霖还受到蒋介石的电报要求他立刻杀了李大钊以绝后患。 1927年4月23日，张作霖为了名正言顺地除掉李大钊，他将＂与外国人勾结，意图破坏国家宪法，煽动内乱＂的罪名强行加在李大钊的身上。 而李大钊同志在被捕的那一刻也就没想着活着出去，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用枪来杀他。张作霖爽快地答应了，与会张作霖特地为李大钊准备了一个绞刑架来处决他。 4月28日下午李大钊和其他的革命人士走出牢房来到了刑场。面对即将死亡他们没有变现出丝毫的胆怯和惧怕，因为他们早就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 据记载，李大钊当天身穿黑色长袍，虽然形容枯槁但目光如炬，没有丝毫的退缩。李大钊第一个神态自若地走向绞刑架。 由于这个绞刑架是崭新的，行刑的人员对于这个绞刑架的操纵方法也不熟练，于是他们决定拿李大钊来做实验。 第一次：李大钊站在绞刑架下，侩子手把绳子套在他额脖子上，随即按下开关，李大钊双脚离开木板，双脚腾空，绳索将李大钊死死地吊挂在半空中。此时的李大钊被绳子勒得无法呼吸，极度的疼痛使得他不停地抽搐，双眼充斥着红血丝，就在他快要断气的时候，丧心病狂的侩子手突然将他放下来，并且劝说他屈服，但是李大钊却坚定地说：＂我肉体虽死，但灵魂不灭，精神不死。＂ 第二次：就在李大钊喘息稍微均匀一些的时候，万恶的侩子手再次将李大钊推向绞刑架，李大钊有一次被悬吊在空中，但是侩子手想要让李大钊受尽折磨不想让他痛痛快快地死去，在李大钊快要断气的时候，他们又把他从绞刑架上放下来。 第三次：丧尽天良的侩子手终于放弃了折磨李大钊，将他残忍地杀死在绞刑架上。如此反复折磨李大钊导致整个施刑过程长达40分钟，正常情况下顶多20分钟，可见李大钊同志受尽痛苦与折磨。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9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决定重新审理李大钊被害一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时隔22年，该还李大钊一个公道了。 在1951年6月的一次行动中，终于捕获了一名叫做闫振郎的中统特务，此人正是当时张作霖的部下，是李大钊被害的帮凶，后来在相关人员的审问下，他将杀害李大钊的主凶吴郁文招供了出来。 张作霖倒台后，吴郁文便投靠了蒋介石，后来他在抗日战争中投靠日本成为了臭名昭著的汉奸。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便再也无法寻找此人的踪迹。据闫振郎交代他后来为了掩人耳目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吴博哉，后来一直生活在北京后门鼓楼湾4号院。 但是解放后北京很多地方都改了名字，此时寻找他无疑是大海捞针，十分困难。为了能为李大钊报仇相关的工作人员便去查户籍。在一番搜查和努力之下终于找到了吴郁文，原来他之后又改名叫吴博斋。 经过审讯，吴郁文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这个罪恶滔天的杀人凶手终于伏案。李大钊同志的在天之灵总算得到了安慰。而此时距离李大钊先生离世已经过去整整24的了。1952年5月17日，吴郁文病重而死，这大概就是恶人终将不得好死吧！实在是大快人心。 作为共产党员，他用自己的生命表明了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贞不渝。正是由于先烈们为了祖国抛头颅，洒热血，唤醒了一批又一批先进人士灵魂的觉醒，才有了祖国今天的繁荣富强，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