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在阳城山待了多久,学生有多少,写了哪些著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后来跟随刘焉一同前往蜀地的董扶和赵匙也是益州人,与颍川无涉。 通过后续,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刘焉之所以呆在这里,是因为此地离着京都不远,可以随时收到来自朝廷的情报。阳城山离洛阳不算太远,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多里。 同时,阳城县是人才望郡颍川郡的辖县,在东汉末年-三国-西晋初期这段时间里,有史记载的历史人物中,颍川人占了相当的比重,耳熟能详的有司马徽、荀彧、徐庶等。 但纵观《刘焉传》,我们找不到刘焉与颍川人有任何交往。 一个推测认为,刘焉在与颍川大族的交往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双方未能就未来达成一致。 更大的可能是颍川人给予刘焉一定帮助,只是史官没有记录下来。 不管怎么说,刘焉没能把"教书育人"进行到底,朝廷那边儿很快传来消息:他被举荐为贤良方正,随后又被司徒府征辟,在府下做事。 这种安排,或许与刘焉的老师祝恬有些关系,但我们不能笃定。 刘焉接受征召时的皇帝,大约是汉章帝刘炟(公元146~168年在位),或者更晚。 刘焉大概很擅长做官,他背后的关系网可能也发生了作用,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从县令做起,最终官至"九卿之首"——太常。 在担任太常之前,他历任河南郡雒阳县令(秩六百石至千石),冀州刺史(秩二千石)、南阳郡太守(秩二千石)、宗正(秩中二千石)、太常(秩中二千石)。 史书上对这段时间的记载很简略,很多地方需要我们推测,以补全逻辑链。更多的缺口连推测也不能弥补。 很显然,这些履历表并不是连续的,中间还夹杂着辞官赋闲、居家守丧、贬官等历史事件,遗憾的是史官对这些细枝末节不予载录,造成了研究上的困难。 但我们相信,处在政治的漩涡里的刘焉,在经历了两次"党锢之祸"后,心底里应该有些恐惧和倦怠了。 他想离开朝廷,离开洛阳。洛阳里压抑的空气,让他透不过气来。 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巧妙地包装在奏章里,无意间打开了"潘多拉宝盒",加速三国时代的到来,那一年是中平五年(公元188年)。 三国志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