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2日的凌晨，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的前指，已经在上海郊县南翔开设完必，所部第87师推进到杨树浦、第88师进抵闸北、配属的重炮团也在江湾以南占领了阵地，一切进攻准备就绪，只待张司令一声令下，就开始狠揍日本海军陆战队了，一举赶下黄埔江喂王八。 张治中刚想挥手发号施令，突接南京电话：停止进攻！这一下差点把中央军校教育长的腰给闪了。 原来，上海战事一触即发之际，在沪各国领事团早已经闻出味来了，他们通过南京外交部向老蒋提出：可否将上海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然后由领事团与日本方面进行外交斡旋。老蒋一直希望西方列强能够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当然特别重视领事团的意见，于是需要商量，于是急令张治中停手。 次日两军的搜索队在八字桥接火，淞沪会战已经事实上爆发，但是张治中后来回忆说，直到8月14日下午3时才发起全面进攻，之前都属于＂步哨接触＂，一直在等待南京方面的最后命令。这次拖延，不仅有损士气，也让日本海军陆战队从容部署防务，更要命的是，东京陆海军方面已经达成一致，陆军增援部队开始登船了。 重新接到准许进攻的命令后，中国军队大约从8月14日黄昏起，在重炮的火力支援下，前线各师奋勇攻击，到日落时分各处多有进展，然而张治中又接到了南京急电：密，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张治中差点吐出一口老血：大军作战，当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者竭的道理，岂可进攻决心一变再变？ 可是没有办法，委员长的命令必须得服从，在整个淞沪会战前期，张治中先后三次接到了暂停进攻的命令，坐实戎机。其中的原因，当然是老蒋幻想列强能够进行干预，迫使日本人知难而退，其后果是日军有时间不断增援，而中国军队丧失了将驻沪鬼子一举荡平的机会。 即便是到了1937年10月初，整个战场形势已经趋于不利，白崇禧、陈诚、张发奎等人均建议撤出淞沪战场，主力后撤至太湖两侧的＂国防工事＂继续抗敌，老蒋本来也是同意的了。结果又因为＂布鲁塞尔会议＂召开，命令几十万大军勉为其难再撑一段时间，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证明上海还在中国军队手中。 前线部队本已伤亡惨重粮弹两缺，完全属于硬撑，接到撤退命令后开始整队执行，结果是朝令夕改，又得重新部署防务，一来二去，终于被日寇第十军在侧后金山卫登陆成功。在腹背受敌有全军覆灭危险的局面之下，老蒋又不得不匆忙下达了总退却令，于是毫无准备的撤退演变成为一场＂大溃退＂。 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伤亡近30万人，其中有接近一半是在溃退中造成的，主要是组织不力、掩护不力、遭到空袭和日军的疯狂追击。因此，老蒋对于前期不能迅速制敌（日本海军陆战队），以及撤退中的巨大混乱和损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病根，就是不切实际地希望西方列强的＂调停＂。 那么老蒋为什么如此痴迷列强＂调停＂呢？其实就是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曾经留学日本和在日军实习的经历，使老蒋对中日军力的差距心知肚明，多少有点＂恐日症＂；其二是从1931年到1937年之间，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确实对日本的侵略有过一定程度上的干预，老蒋认为之前有＂成功案例＂。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先说第一点，老蒋早年曾经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还在日本军队中当了小半年的入伍生，对日本的军队战力和军事实力，是有一定认识的。在他看来，并没有做好全面战争准备的中国，如果跟日本帝国主义硬拼，那么他的军事老本可能会打得精光，其统治基础也将丧失，非万不得已绝不能跟日本死磕。 这种心态其实跟张学良差不许多，总之无论新旧军阀，都把军队视作命根子，一旦打光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因为若是全面抗日，则中央军必然是作战主力，其惨重的损失是老蒋不愿意看到的，从抗日战争进程来看，老蒋的预判也不算完全错误：八年全面抗战，中国军民的人员物资损失，堪称天文数字。 但是老蒋的战略眼光还是不足，首先是日本侵华的野心，到1937年绝不是几个欧美国家吓唬吓唬就可以挫败的，其次是他不懂全民族抗战和长期抗战的必胜结局，最后是缺乏自信，被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给唬住了。 第二点则是所谓＂成功经验＂，从帝国主义的本性来说，西方列强当然不愿意日本独吞在华利益，如果日本全面侵占中国，则它们的利益肯定大受影响，所以在＂情况允许＂的局面下，确实会对日本进行遏制。注意两点啊，一是＂情况允许＂，那就是不能伤及自己，二是＂利益均沾＂的思想作祟，而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向＂国联＂控诉，国联组织了一个什么＂李顿调查团＂去东北实地考察，尽管日本人连哄带骗，企图蒙混过关，但是武装侵略东北的罪行还是暴露无遗，最终日本人恼羞成怒干脆退出了国联，属于自绝于国际社会。 有读者可能会问，这也没什么鸟用啊？其实还是有点作用的，关东军最终没有敢公开宣布吞并东三省，而是推出一个傀儡政权伪满，主要还是顾忌国际社会的舆论，不得不挂羊头卖狗肉。总之当时的东北，既不是老蒋的势力范围，也没有多少西方利益，所以最后草草收场。 1932年爆发＂淞沪抗战＂，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联手，打得日军三易主帅伤亡惨重，但是老蒋不愿意继续投入老本，所以仍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调停之上，因为各国在上海利益较大。是年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国公约》必须维护，使日本不得不有所顾忌。 在日本的不断增兵下，淞沪抗战后期，中国军队已处劣势，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月2日史汀生直接召见日驻美大使出渊，指责日本继续扩大军事行动的做法，其他西方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军鉴于转移东北注意力的目的已经达到，发表了停战声明，于是国联决议在英国领馆举行停战谈判，最后签署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但是上海的主权毕竟保住了，也没有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所以老蒋自以为得计。 1933年长城抗战，25万中央军、东北军和西北军尽力打了，还是不敌8万关东军，山海关和若干长城隘口最终失守。期间虽然进行了谈判接触，但是到了4月下旬，日军已经对谈判没有兴趣，而是打算增兵占领整个冀东地区。老蒋又向西方列强寻求支持，希望国联出面干预。英、美、法认为华北毕竟不是日本的＂传统＂势力范围，遂出面调停。 不仅仅是外交调停，当时在秦皇岛等港口的英、美海军，还以保护侨民为理由，作出了武装登陆的姿态，迫使日本有所顾忌。最终，尽管日军兵锋已接近平津，却终于没有侵占平津，而是与国民政府签定了《塘沽停战协定》，协定是屈辱的，但是老蒋还是保住了面子：华北未被日军侵占。 正是因为有三次比较成功的＂案例＂，使老蒋对西方列强的干预和调停，有着某种盲目的相信，所以在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仍然抱有同样的幻想。然而时过境迁，此时的国际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希特勒德国完成崛起，在欧洲虎视眈眈，使美英法等国不得不将主要精力和实力，投放到欧洲大陆，不愿意再分心对付日本了。 于是日本人无所顾忌地扩大侵略战争规模，全面抗战正式开始。血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靠天靠地靠人不如靠自己，在这方面，老蒋已经用错误的选择，给我们现身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