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说通史新篇中国政党政治时代（1）

　　（一）中华民国的兴衰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首先面临的就是推翻腐朽的世袭政治制度，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首先激烈反对世袭暴君专制，主张民权和人民革命的，是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他在其堪称世界首部人权宣言的《明夷待访录》中指出：古者（应是指黄帝至夏朝以前的七朝时代引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世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安宁者，为君也。因此，他尖锐地批评说，世袭专制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故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其中天下就是指人民。所谓天下为主就是以人民为主，所谓君臣不过是为民服务的公仆。认为夫治天下犹曳y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为君为臣，应该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出发，揭露了世袭专制君主制度对黎民百姓的剥削压迫本质，进而对世袭专制体系下的官僚制度、法制、兵役制以及土地财税制度等都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有力地证明了世袭专制制度的罪恶。黄宗羲大声疾呼：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他推崇革命，主张人民有权革命，应废尽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和世袭专制君主制。黄宗羲启蒙民主思想比卢梭《社会契约论》整整早了一百年，可以说，黄宗羲是整个人类思想史上杰出的启蒙主义先行者。但是，黄宗羲理论出现在明末清初，虽对先进思想家以极大鼓舞，引起如顾炎武等思想家的共鸣，亦对刚刚建立的清朝有一定警戒作用，但到乾隆朝，《明夷待访录》便成了禁书。黄宗羲知道他的思想超前，短期内得不到重视和实践，所以，他将自己的书取名为明夷待访录。明夷，《易经》一卦名，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智者受难、贤者退避、阳光遁隐等等，大体是指一种乱世，黄宗羲采用了这种说法，喻指世袭专制社会。访，有探究、谋划之意。明夷待访，是说这种世袭专制乱世等待后人探究或谋划。意思很隐晦。这一等就等了两百多年。直到清末，梁启超才视其为刺激青年最有力的兴奋剂，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清朝末期，在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变法或者依靠发展实业救国的道路都宣告失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要实现理想的大同之世、人理至公、天下为公，依靠现有社会制度是毫无希望的。于是，中国社会革命又回到两百多年前黄宗羲所倡导的尊重民权，主张人民革命、废尽世袭专制的非法之法和世袭专制君主制的道路上来。于是，孙中山顺势而为，1905年在日本领导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第一个政治党派中国同盟会，任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创办《民报》宣传革命。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理论和政治纲领。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下，同盟会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3930年的世袭政治制度。1912年，孙中山成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所做的演说誓词中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孙中山说，临时政府的历史使命就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和财政之五统一。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发表的总统宣言书，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皇权不存在了，国家首脑要通过选举产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事件。孙中山试图在中国政治原有的行政、考试和监察制度基础上，融合世界通行的三权分立原则，创建五权宪法，创立民国政府，这同样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虽然，这些积其毕生精力所取得的成果在他本人身上，由于其过早去世而没有得到一一实现，但至少政党政治制度保留下来了，世袭政治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孙中山融合黄宗羲民权革命思想和西欧民主革命理论提出的包括民族、民权和民生在内的三民主义政治理论，同时采纳世界政治新潮流之各趋势，而使其会归一致。民族主义里，有德意纳粹与法西斯精神之优点，而无其缺失。民生主义里，有苏俄共产政权向往之长处，而无其偏病。民权主义有把英美政党代议制度之理论，释回增美。但最终都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很快被军阀和国民党蒋介石给彻底断送了。
　　伴随着孙中山革命而存在的清末军阀很快窃取了革命成果。仅仅两个月后，孙中山临时政府被北方大军阀袁世凯临时政府取代，中国迅及进入北洋政府时代。在其后十六年（1912年3月1928年6月）的时间里，北洋政府前后由所谓进步党或军阀派系（皖系1620、直奉两系2022、直系2224和奉系2428）推出并更替十五个首脑，先后就任大总统、（代）总理暑任大总统、临时执政、海陆空大元帅等衔，期间还有夹杂着袁世凯（1915）和张勋（1917）复辟帝制闹剧。1917年，从北洋军阀政府镇压革命开始，孙中山重新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1722）和重建大元帅大本营（23），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三次护法革命失败和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革命后，孙中山在极度失望和疾病中，于1925年逝世。国民党一大（1924）后，原广州军政府改组成为广州国民政府。在国共合作中，广州国民政府于1926年誓师北伐，1928年占领津京，北洋政府最终被彻底推翻，全国名义上实现了统一。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在迁都武汉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之外，蒋介石拥兵自重，又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旋又实现宁汉合流，孙中山政治革命再次出现转折。
　　1928年，蒋氏国民政府正式进入训政（孙中山《中华民国建国大纲》所提出的建国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之第二阶段）时期（南京2837，重庆3746，南京4648），1948年进行宪政时期。蒋氏国民政府主政以后，剪除异己，镇压农工运动，排斥共产党，大搞专制独裁，把自己政权建立在新旧军阀、大地主、大资本财团和帮会之上，完全忽视孙中山民权和民生目标。为了取得国际社会对其政府的承认，蒋介石对西方国家在中国制造的万县惨案、南京惨案等姑息不闻，对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大搞妥协，不顺世界潮流建立多党合作的民主政府而大搞专制独裁，不全力抵御日本侵略，对内则利用其主要军事力量打击和消灭异己。在汪蒋斗争中失败的汪精卫，曾一度卷土重来。九一八事变后，汪蒋又再次合作。然而，汪精卫于1938年12月竟然公开叛国投敌，甚至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中国头号汉奸。1944年11月，大汉奸在全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号角声中死去。非常遗憾、甚至令全中国人民共愤的是，在中国经历14年艰苦努力并付出巨大代价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于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政权并未根据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及相关约定，维护中国主权和战胜国权益，收回北越、香港、琉球群岛等地主权，占领日本，而是在妥协和所谓以德报怨的错误立场中，集中军事力量于内陆地区准备内战，以期一举消灭在抗日战争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军民。并且，蒋介石为了取得美援，以赢得在内战中的优势地位，继续过去类似的错误做法，先后与美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处理在华军事人员刑事换文》（1943）、《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密约》（1945）、《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6）、《三十年船坞蜜约》（1947）等。不能不说，蒋介石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政治理想，成了一个与后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汪伪政府一样的以卖国权求自存的独裁者，极不得人心。由此，我们必然会看到，蒋氏集团终将归于覆灭。果然，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各族人民把蒋氏集团赶出了大陆。正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矣！
　　回顾这段政党政治发展史，历史学家钱穆在西历20世纪50年代初曾有极重要的论述。他说：中国近代政治潮流，依然只侧重在革命与组党两条路。组党为的是要革命，革命后仍还只重在组党。党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革命。党又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把握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权。所以有了这一党，便不许有那一党。那一党之争取出路，依然有待于再革命。而中国近代政党的组成，显然不是由社会下层的真正民众，而仍是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在活动、在主持。他们只想把民众投归党，没有想把党来回向民众，于是变成了由党来革民众的命。这样的组党革命，将永不会有成功之前途。将来中国政治若有出路，我敢断言，决不仅就在活动上，决不仅是革命与组党上，也决不仅是在抄袭外国一套现成方式上，而必须触及政治的本质，必须有像孙中山式的为自己而创设的一套政治理想与政治意见出现。纵使这些意见与理想，并不必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也仍还有留待国人继续研求与实行实验之价值。这是我穷究了中国二千年传统政治所得的结论。钱穆先生的话值得我们仔细回味和思索。
　　台湾政权自偏居以来，在美日等外国势力支持下，仍然与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和中华复兴道路背道而驰，其终将遭到滚滚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和摒弃。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116页。
　　《管子牧民》。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118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