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话通史续篇中国世袭政治时代（6）

　　(七)世袭政治时代的极衰变易与彻底终结
　　中国世袭政治时代延续3920年，中央王国越来越大，地理范围越来越广，炎黄子孙繁衍和发展越来越众多，几千年中国社会经济和国家文明大部分时间始终是世界头号国家，而且中国文明延续6400余年从未中断，可为什么中国在强大的清朝却从一个世界顶级强国忽然坠落，成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国家，在1840年至1949年共计110年间，内部积贫积弱，外部受尽欺辱呢？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世袭政治时代＂极衰变易＂开始出现，清王朝将世袭政治发展到极致以后，国家和臣民都被这种＂极致＂所控制，怡然自得而不思世袭政治痼疾溃坝之害，也未随世界潮流寻找克服世袭政治痼疾之新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模式，夜郎自大、不思进取，被动应对，必然走的是下坡道路。另一方面，从蒙元帝国开始，中国传统技术文明通过几个世纪持续不断地向西方传播，特别是明代中国海航技术以及全球精确测绘地图的完成及其向西传播，直接催生了西方技术、经济、甚至政治方面的全面革命，东西方间开始出现＂强弱变换＂，西方走上了上坡路。
　　那为什么说世袭政治到了元明清时代是＂极衰变易＂时期呢？元朝，把中国的疆域扩大到极大：东入太平洋、南尽南海跨中南半岛、西抵欧洲、北及北冰洋，尽管后面的明清(指前清)两朝地域仍然广大、尽管明朝的航海力量世界第一、尽管西方列强来到中国时的清朝的国民生产总值仍是世界第一、……，但是，由于传统政治形式及长期固步自封的限制，元朝很快退缩到中国传统地理范围之内。从此，元、明、清局限在这个地域之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质量最高的朝代，从明朝开始取消了丞相制度，开始了特务政治(明朝设东厂、西厂、内厂和锦衣卫)和＂廷杖＂制度，清朝设立大权独揽的＂军机处＂和密折制度，国家在内部施行高压统治，对外则搞闭关自守。最终，中国从世界的顶极强国，仅仅经过半个世纪(1796—1840)的时间便迅速跌落成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国家。这就叫＂极衰变易＂。
　　在康乾之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但是，＂白氏通史＂说，乾隆末期以后，＂康乾盛世＂之谓已徒有虚名。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预示着清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后，农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白莲教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从嘉庆元年开始，历时9年，使清廷耗银2万万两，严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也从政治角度仔细分析了康乾时期盛极而衰的原因，很有见地。他说：(雍正帝)对于清朝的政治，关系很大，若没有他，康熙六十年培养国力的政绩，显示不出来，乾隆六十年好大喜功的威权，发挥不出来。他有一段话说：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总之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非参杂于宽严之间，而为子莫之执中也。这真是超人一等的见解，不仅是他的政治哲学，也可以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他儿子乾隆帝就不大懂得了。乾隆帝即位时的＂大政方针＂说：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圣祖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世宗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刻之弊。……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昔我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宁废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历，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窍，大为闾阎之扰累。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又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而趋于纵弛。……势必至禁令废弛，奸宄复作，良善受其扰害，风俗渐就浇漓，将我皇考十三年教养整理之苦心，功亏一篑。他标榜一个＂中＂字，说是宽严并济，实际有些模棱，绝不如雍正帝标榜一个＂宜＂字，说宽严不参杂来得更深切。他微说雍正帝过于严厉，而自己要用中道，然吕留良案雍正并未杀曾静、张熙，他一上台就把三人杀了，谁宽乎？谁严乎？我们看乾隆六十年政治，总想模仿康熙，召试博学鸿词，及山林隐逸之士，举行千叟宴，蠲免租赋，编纂群书，尤以《四库全书》为洋洋大观，＂六次南巡＂为巍巍盛典。然而康熙纂书，颇有学术上之价值，如数理之提倡发挥，因他自己是内行。乾隆帝虚心好学，都不如乃祖，更无创见，只是随意改削实录，伪造历史，替祖宗朽尸上涂粉，借征书来禁书，有人比之于秦火，可以想见其谬妄了。康熙南巡为治河和镇抚，乾隆时既不治河，也无须乎镇抚，只是一味玩耍，锺事繁华，铺张扬厉，选歌征色，供亿无度，江南的老百姓苦极了。他晚年忏悔着说：＂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他一身并无可取之处，学术德行不如康熙，政治能力不如雍正，但在外表上看，乾隆一朝，是清朝的鼎盛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清朝经康、雍两朝的培植芟理，到这时才开花结果，花之盛，果之实，是园丁的功绩，而不是看花食果人的功绩。乾隆帝好像一个纨绔子弟，得了先人的丰富遗产，穷极奢侈，富丽堂皇，实际不是他手上得来的东西。我们若检视他所用的宰辅，就知道他的政治何如了。最初鄂尔泰、张廷玉都是雍正时的旧人，后来嵇氏父子(曾筠及璜)、刘氏父子(统勋及墉)虽际遇少有，而嵇氏功在河防，刘氏信任不专，尹继善也是雍正帝简用的，和舒赫德阿桂都是阃外之勋。于敏中宅心不醇，死后撤享，陈宏谋、陈世倌皆无殊绩，只有傅恒、和坤二人当国最久，宠眷最甚。傅恒因姻戚关系，乾隆帝故意捧场，大致还过得去，也没有什么成就。和坤就不同了，招权纳贿，无恶不作，吏治民风，均败坏在他一人之手，而乾隆始终信任不移，要和康熙、雍正两朝比较一下，就可知隆替升降之故：他既没有雍正杀隆科多、年羹尧的辣手，又没有康熙办鳌拜、明珠、索额图的英明，所以康、雍是政治最清明的时候，乾隆则为盛衰转变的枢纽了。
　　清朝著名理学家蔡新对强大的清帝国的败落也曾有最好的注释。他说：天下之乱也，不于其乱尔生于极治之时。何也？开国之始，国势方兴，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无非为天下谋治安，为子孙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贯，天人实系赖之。履泰以后，上恬下熙，渐忘其旧。君以声色逸游为无害民生，臣以持禄养交为安享暇豫。进谏者，谓之沽直；远虑者，谓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谋画，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图一己之利。夫图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贻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来日后之悔者也。清史专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也说：内乱之原，无不出于内虐。康熙间崇奖清廉，雍正时亦勤于察吏。至乾隆则风气大坏。时方自谓极盛，殊不知乱机已遍伏环中矣。高宗(乾隆)于定新疆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和坤以容悦得宠，务极其玩好之娱，不恤边远疾苦，此皆盛极而衰之所由也。所以，我们将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1796—1820在位)即位的嘉庆元年，即处于十九世纪前夜的1796年作为清朝发展历史乃至整个中国世袭政治史、对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极衰变易＂转折点，正是基于以上原因。
　　反观西方世界，在13—17世纪依靠中国的技术文明，和其罪恶的奴隶制度、惨绝人寰的殖民政策逐步取得优势地位。在18世纪，当西方著名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在写出他那当时被称为欧洲＂崇尚中国运动的顶峰之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后，西方另一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写出了伟大的《论法的精神》，开始在书中对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从此，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渐次完成，中国这个昔日被欧洲人誉为＂智慧大熔炉＂的＂乌托邦＂开始慢慢破灭，楷模逐渐消失，欧洲的＂中国风＂渐渐停息了，直到亚当•斯密写出鼎定现代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国富论》，并明确指出中国早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以后，在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欧洲中心论开始膨胀发展，东西方强弱转换时刻不可避免地来临了。此刻，正是中国世袭政治出现＂极衰变易＂时刻。
　　在东西方的强弱变换初期，中国的停滞不前、退缩和懦弱，与西方的豪强、霸道和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1793年，乘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船来到中国的英国使臣马嘎尔尼称这个停滞的帝国为＂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这时的西方依靠在非洲、美洲以及中国放弃的亚洲地区的掠夺所积累起来的财富，以及在掠夺中创造出来的比中国更为先进的技术文明，逐步完成了对世界其它落后地区的征服(西历16—18世纪)，并完成了对逝去时代的世界中心—中华帝国—的包围。在中国北方，俄罗斯逐步占据了中国蒙古高原北缘—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太平洋一线以北的所有地区；在中国西部，俄罗斯和英国殖民者把其势力发展到了中国中亚边境；在中国南面，葡、荷、法、英等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南海侵扰，并在南部大陆边缘的中国土地上建立殖民据点。中国过去呈放射状的模糊边界和藩属地区，逐渐被西方军事贸易据点和军事分界线所代替。在19世纪初还属于世界顶级强国的中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沦为西方铁蹄下的半殖民地，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根据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提供的1750—1900年间世界各地区制造业产量占全世界的相对份额就能直观看出中国由强转弱的轨迹。西历175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世界比率为32.8%，1800年为33.3%，1830年为29.8%，1860年为19.7%，1880年为12.5%，1900年为6.2%。中国占比极速下降，而同期欧洲制造业占全世界比率从23.2%增加到62%，美国从0.1%增加到23.6%。
　　在东西方的强弱变换中，曾经是西方文明之源的埃及成了西方列强掠取的对象；西亚已不被西方看作是一个文明的存在，而是检测西方能力的实验场；南亚，被英国殖民者统治了150多年，其本土文明丧失殆尽；非洲早已成为西方掠取奴隶和矿产资源的主要场所。西方列强利用他们血腥的种族灭绝政策，霸占了非洲、美洲大陆和澳洲，他们消灭土著，占据领土，成了别人家土地上的＂主人＂。16世纪上半叶，南美智利和秘鲁当地有居民150万人，50年后，只剩下30万人了。西班牙人自己统计，16世纪中叶他们每年杀害1200—1600万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在17—18世纪占世界人口的1/5，到20世纪初只占1/13，在西方近400年的长期屠杀和毁灭中，非洲损失了6000万人。一位英国思想家说：19世纪全球范围的帝国主义体系中，欧洲人在举手投足之间，就是亚洲人、非洲人和大洋洲人的大灾大难。如果我们把英国掌握的辅助力量计算在内，那么，在1803年和1901年之间就卷入了50次大的殖民战争。此后，西方列强对亚非拉殖民地人民的残酷统治以及列强之间为了争取霸权而展开的斗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限深重的灾难，其中就包括中国。中国遭受的灾难直到清朝灭亡，仍没有结束。西方对中国的控制和欺压直到新中国成立。
　　从现代反观有清一代，出现世袭政治的＂极衰变易＂那是必然的。在西历17—18世纪＂康乾盛世＂，＂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加以国际大势剧变，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对中国世袭政治时代处于极盛时期的清朝及其没落，从康熙时代就开始了。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清代由盛而衰的必然性。康熙知道，火器制造家戴梓(1649~1726)发明的连珠火铳和冲天炮具有巨大威力，知道这些火器在平三蕃和噶尔丹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知道西方制造的鸟枪和佛郎机炮也不差，更知道噶尔丹叛乱与沙俄的支持和骚扰直接相关，但是康熙在所谓＂千古一帝＂的盛名之下，既对西方军事技术和边界骚扰未引起足够重视，也不重视戴梓的创新发明和制造技术的推广应用，其＂所造连珠铳，……法与西洋机关枪合，当时未通用，器藏於家，乾隆中犹存＂，甚至听信西人南怀仁构陷将自己难得的科技人才流放至死。煌煌大清朝，竟如戴梓自叹人生一样，＂磨剑半生虚售世，著书千载枉惊人。＂一个国家地域再大，没有过硬的军事技术和力量，也如侏儒，比如十八、十九世纪的清朝，今日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等；相反，拥有强大军事技术和力量的国家，不论地域大小都是强国，比如西方殖民时代的西欧国家，今日之美国、俄罗斯、日本、以色列等等。当西方两次依靠中国技术，完成技术突破和资产阶级革命，并制造出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时候，蕞尔小国也可以称霸全球，而泱泱大国反而被侵略、殖民和剥削。因此，马克思针对没落的清朝有一段著名的总结，他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很大程度上，中国只是在东亚高高树立起了人类文明的灯塔，虽是独树一帜的，但这是孤立的，中国自始至终并未有更伟大的革新意识和意愿向全世界推广自己的先进文明。我们的世界或者天下，绝大部分时间局限于传统历史地理范围或宗藩政治体系地域。在历史上，中国有三次机会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者，遗憾的是，极盛时代的君主和官僚的夜郎自大心态，捆住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手脚，使中国一再失去引领世界的机会。第一次是北方蒙古族一时冲动，在世界大陆大肆征伐，几乎占据了世界岛三分之二地域。但是，蒙古族文化基础、思想意识以及政治构架，永远赶不上其征伐水平。仅仅依靠战马和弓箭，无法统治世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做了什么？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直到蒙元朝开创者忽必烈，也如乃祖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统一东亚大陆后，竟然慢慢失去了中西亚和欧洲大片土地的管理，又退缩到中国传统历史地理范围内。蒙元帝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中国大量传统技术持续不断输入欧洲，让其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第二次是明朝初期大航海时代郑和船队的环球航行和世界地理大发现，＂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在造船工艺上的成就，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明代航海技术和船队雄视天下。但是帝国的统治者和官僚们，浑然不知自己所拥有的航海技术、庞大舰队以及文明，具有统治全球和获取利益的能力，不但怠于革新和实践，而且还反向闭关锁国，中国先进航海技术、舰队和全球航海图就此尘封。郑和环球航行被视为宣示天朝帝国的天威和满足部分好奇心外，其他都被忽视或忽略。直至今天，我们对郑和环球航行对世界人类历史进程的极大影响也浑然不知。事实上，正是明朝的大航海技术、全球制图技术以及全球地理大发现，促进了欧洲技术发展和全球大探险，殖民世界带来的巨额财富积累又促进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反过来再促进技术不断升级，带动社会高速发展。从此，西方力量开始急剧膨胀，逐渐逼近中国。当在乾隆时代西方使团来到中国寻求更大市场赚取更大贸易利润的时候，帝国的统治者和官僚仍然是保守、自大的思想意识，对世界的茫然无知，不像日本那样采取有效应对方略而求变求强，使中国第三次失去了继续坐大世界的机会。不仅如此，我们还陆续失去了国门、失去了3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失去了数不清的银两、失去了数以亿计的生命，还有，失去了一个多世纪的尊严。而此时的西方世界，将自己的历法推向了世界，将自己语言推向了世界，将自己的规则推向了世界。即使是西方分裂出去的国家，人家都知道书同文的好处。全世界到处是英语国家和地区，而中国周边从中国分裂或独立出去的国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自立门户，自创语言文字。朝鲜语、越南语、蒙古语、缅甸语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真真正正需要反思的问题。生活在全球西方丛林法则社会里，不进则退，退则难守。现代中国，包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当有革新意识，有民族抱负，有钢铁意志，有责任担当，去维护和发展我们的权益，避免未来重蹈覆辙。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白，清朝衰败了，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仍然存在。历史证明，那些见清朝败落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不成功，就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文化、中国文明是没落文明、中华民族是软弱民族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儒家圣人孔子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世界公认的黄金道德原则，道家老子《道德经》一直是全世界排行第一的哲学著作，是人类最高智慧结晶，法家《商君书》和《韩非子》是世界最早的系统论述国家改革和富国强兵的论著，影响极其深远。儒、道、法看似相对独立，实际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三位一体核心文化。中国所拥有无与伦比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了先进的并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正是这个智慧而悠久的人类文明，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先进和引领地位。近代以来，很多＂智者＂很鄙视中国人对现代社会毫无贡献，殊不知，一个叫李约瑟的英国科学家却为世界撰写了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个叫坦普尔的美国人总结后发现，中国是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他认为：＂西方受惠于中国＂，＂‘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般半源于中国。＂＂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天文台、近代音乐，还有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钓鱼竿上的绕线轮、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毒气、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甚至蒸汽机的基本结构，全部源于中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哥伦布也不可能远航到美洲，欧洲人也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镫，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上，中世纪的骑士就不可能身披闪闪盔甲，救出那些处于绝境中的少女，欧洲也就不会有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也就不可能用子弹击穿骑士的盔甲把他们打下马去，因而就不可能结束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可能要更长期地停留在手抄书本的状况，书面文献就不可能如此广泛流传。活字并不是古登堡发明的，那是中国的发明；人体血液循环不是哈维发现的，那也是中国的发现；‘第一运动定律’也不是牛顿首次发现的，而是中国人早就发现了的。＂即使近代遭遇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压制，中国文明仍然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又重新成为世界文明的灯塔和引领者。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一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也就是说，在世界所有的历史发展历程当中，只有中国历史发展历程具有唯一的不间断的连续性，只有连续性的中国历史发展形态能够证明世界历史的真实进程，中国历史文化及中国先进文明的发端、演进、形成和构成，应是世界文化和文明的核心形态，而不是《西方的兴起》作者所说的，只有中东文明是世界性文明，而希腊、印度和中国是三个外围文明。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228页。
　　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54-56页。
　　《清经世文编•卷十》。
　　转引自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0页。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81页。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一版，第270页。
　　《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光明日报》，2000•6•19。
　　《清史稿•卷505•列传292•艺术4》戴梓398字小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6卷(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1264页。
　　出自《论语•颜渊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普遍伦理(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1993年8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第二届大会上提出。这次大会签署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提出了让各种宗教、各种文化的人都能接受的全球伦理的构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被写入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以及联合国《人权宣言》。联合国总部、国际红十字会总部都悬挂着这句人类最伟大、最纯粹的道德伦理格言。
　　罗伯特.K.G.坦普尔/著，陈养正/等译，《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21世纪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11-12页。全面总结《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总结宣传中国科学技术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巨大贡献，分别由一个英国人和美国人完成，是不是让国人汗颜？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