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太平天国再评价金田起义170周年之反思

　　《太平天国再评价———金田起义170周年之反思》
　　作者：夏春涛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文章摘要
　　百余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屡有变化。特别是近３０年来，与过去溢美之词相反，出现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的偏向，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有论者甚至否定金田起义的正义性，从源头上否定太平天国。这是由多种因素叠加形成的，包括党情、国情的变化，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变化，历史理论研究的弱化；尤其是太平天国研究由盛转衰，使学界无法及时、积极地作出回应。因此，学界要避免太平天国研究从显学沦为绝学；要以科学态度研究和看待太平天国，摆脱神化或＂妖魔化＂的简单化模式。文章结构
　　太平天国研究在新中国成为一门显学，取得巨大成绩，但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在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简单化、公式化、教条化倾向，一味美化太平天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后，学界出现不同声音，有学者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这种声音日渐增多，形成一股社会思潮。随着时下太平天国研究日趋寥落，相关思考和研究亟待加强。笔者尝试结合太平天国史学史和有关史实，对相关历史思潮、社会思潮的演变及最新动态进行梳理评析，谈点一得之见。
　　一、金田起义之真相
　　然而，近几十年来，不断出现否定金田起义的声音，认为洪秀全是＂野心家＂，聚众造反不是举义旗、起义兵，纯属发泄私愤。这是釜底抽薪，从源头上否定了太平天国。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洪秀全在第四次科考落榜后，受基督教布道手册《劝世良言》影响，从此断了科举仕进念头，转而皈依上帝，毅然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此说并不能成立。
　　倘若洪秀全确实＂已在内心深处做了造反的准备＂，他断然不会六年后又去参加科考。１８４３年第四次落榜使３１岁的洪秀全感到绝望，但并没有因此而决意反清。他撤去书塾中孔子牌位，转而皈依上帝，这在时人眼里是＂从番＂、离经叛道，但本身并不具有政治内涵。事实上，洪秀全的上帝信仰全属无师自通，他所理解的上帝信仰是个混合体，对儒家孔学和正统基督教而言都是＂异端＂。确凿事实证明，洪秀全在连番落榜后并没有变成＂激烈的造反领袖＂。
　　洪秀全的思想是渐变而不是骤变，其转折点在二次入桂。广西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官府控制力弱，却集民生、民族、土客三大问题于一身，这在南方各省极为罕见。围绕耕地的争夺是民族、土客纷争的焦点。因此，民族问题、土客问题说到底也是民生问题，是其特殊表现形式。民不堪命，必然铤而走险。洪秀全１８４７年夏二次入桂期间便在途中遇劫。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导致民变蜂起。正是在此形势刺激下，洪秀全萌生反清之意。
　　现今教科书及相关工具书有种流行说法，说林则徐奉旨赴广西镇压太平军。这纯属误解。此时，把广西官府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是天地会武装，金田村根本不在清政府视野之内。无论是林则徐，还是其继任者、前两江总督李星沅，其目标都是天地会。８５１年１月２１日，即起义群众在金田庆贺洪秀全３８岁生日、正式誓师起义十天后，清政府直到此时才明白，金田村会众＂实为群盗之尤＂，是比天地会威胁更大、更难对付的对手。
　　金田起义前夕，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天地会暴动此起彼伏，先后攻破１４座城池，全省已成一片＂火海＂，社会近乎解体。广西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策源地，其根源在于它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清政府统治力量最薄弱的一个省份。总之，广西局面失控、金田起义爆发绝不是洪秀全蓄意＂煽动＂的结果，而是官逼民反，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根源。正如罗尔纲所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没有洪秀全、冯云山，肯定同样要发生大革命。但如果不是洪秀全、冯云山领导这次革命，可能不是这个面貌。＂ 金田起义的正义性不容否定。
　　二、百余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
　　关于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评价，百余年来屡有变化，其起伏之大着实出人意表。太平天国败亡后，清政府斥洪秀全等人为＂匪＂＂贼＂＂逆＂，民间正面谈论太平天国成为一大禁忌。辛亥革命前夕，这一禁区终被打破，革命党人在海外刊印《太平天国战史》等书籍，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借此宣传反清思想。孙中山自命为＂洪秀全第二＂，正面评价金田起义，替太平天国正名，这是孙中山的贡献。进入民国后，洪秀全等人被正式尊崇为民族革命的先驱。总体上说，民国时期对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认识已有民族革命与农民革命之分歧，但仍以＂民族革命＂说占主流，与辛亥革命时期并无实质性变化。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研究迎来重大转折，唯物史观居于指导地位。新中国的太平天国研究取得骄人成绩，主要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进而打开了研究新天地。但研究中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简单化、教条化倾向，一味美化太平天国，说了一些过头话，认为太平天国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口号便是一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给太平天国研究注入蓬勃活力。随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走上正轨，大多数学者都能够本着实事求是态度，不再为尊者讳，力求客观公正地研究这段历史，包括对太平天国的消极面、阴暗面进行剖析，从而大大推进了研究、深化了认识。然而，有人无视这一事实，以＂还原历史真相＂名义大搞＂翻案＂，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走向另一个极端，明显矫枉过正。
　　三、决不能把太平天国＂妖魔化＂
　　彻底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这不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混淆了是非曲直。湘军系曾国藩本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的理念创建，战斗力远在八旗、绿营之上，成为太平军的劲敌。但湘军终究逃脱不了旧军队的宿命，军纪败坏，暮气日深。
　　袁世凯编练新军、拥兵自重，以及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湘军是始作俑者。正因为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及政治格局与湘军十分相似，清末乃至民国的当政者才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欲汲取其镇压民众反抗、维持统治的成功经验。说到底，湘军本质上是一支旧军队，根本代表不了＂近代中国军事精神＂。
　　对洪秀全、太平天国及曾国藩、湘军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或立场。蒋介石为表示恪守孙中山遗训，对太平天国大加褒扬，称洪秀全为＂民族革命＂先驱。但他骨子里更推崇曾国藩。谈到自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共列举４人，洪秀全排在第一位。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至今，其第二块浮雕为＂金田起义＂。谈到自鸦片战争起，为了改变被奴役、被欺凌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努力探寻救亡图存的出路，首先便列举了太平天国运动。这说明党和政府对太平天国始终持肯定态度，未曾改变。
　　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篇。尽管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无力超越旧思想旧制度，但它的兴亡轨迹对后来者起到积极的激励和警示作用。以＂洪秀全第二＂自励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及扭转乾坤、发起工农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从正反两方面来反思这段历史，都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正义的事业。总之，美化太平天国也好，丑化太平天国也罢，都不是科学、严肃的态度。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特别是近３０年来，学界乃至社会上何以会兴起否定太平天国的思潮？笔者以为，这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存在模糊认识。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况且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原本就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等于可以否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不等于可以否认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丢掉阶级分析方法和人民的立场。比较而论，太平军军纪即便在后期也优于清军，外人记载和时人笔记资料中对此有确切记载。二是有人以反思历史之名指桑骂槐或借题发挥。有人对现实不满，但又不敢说得太直白，于是便借历史这杯陈酒来浇胸中块垒，借古讽今。借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来歪曲历史、影射现实，诋毁、丑化。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听之任之。三是革命史研究范式被边缘化。随着研究范式转变，太平天国研究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更有甚者，有学者以改良替代或否定革命，甚至明确提出＂告别革命＂。其实，革命与现代化这两条线索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革命是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现代化则为中国革命酝酿了阶级基础、提供了物质条件。四是历史理论研究的弱化。大肆丑化太平天国，其根源均在于背离了唯物史观。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前提，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区别于欧美国家历史研究的根本标志。
　　五是太平天国研究由盛转衰。随后太平天国研究由盛转衰，无法积极回应不断上扬的否定太平天国的声音。
　　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者在鼎盛时期多达二百余人，而时下仍坚持从事该研究的专业学者甚为寥寥，堪称门可罗雀，已从一门显学几近沦为绝学，前景堪忧。而研究远未穷尽，以往粗放式、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较多，深耕式、开拓创新性的研究较少，仍留有很大研究空间。太平天国研究绝无可能恢复往日盛况，也无此必要，但其重要性不会因此丧失。研究晚清史或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是绕不开的话题。笔者以为，应＂重回政治史＂＂重回晚清史＂，对政治史研究、晚清史研究予以足够重视。不过，晚清历时７１年，研究并未穷尽，仍有继续耕耘的必要。目前，尤需提倡将晚清史、民国史贯通起来研究，避免各守一摊，在研究上搞条块分割。坚持下去，假以时日，必有重要收获。
　　中国大陆是世界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心，但这一学术地位近些年明显弱化，有分量的新研究成果少了。中国学者须奋发有为，保持中国大陆作为世界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心的地位，从而牢牢掌握学术话语权，积极引领学术发展方向。
　　总之，要以科学态度研究和看待太平天国，摆脱神化或＂妖魔化＂的简单化模式。要着力改变太平天国研究沦为冷门绝学的尴尬状况。真正有志于从事该研究的学者应耐得住寂寞，继续推进研究。研究越深入，认识也就越深化，进而有助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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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责任编辑
　　武雪彬文章详情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文章类别：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发文时间：2021-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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