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农抑商的国策从秦朝时就确立了，而确立重农抑商国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重农＂十分好理解，毕竟没有人种地，国家就没有粮食吃。那为为什么要＂抑商＂呢？原因就是为了＂重农＂跟＂重战＂。如果一个国家的商业过于发达，那么百姓就会都去搞商业，农民和士兵就没有人愿意去干。如果一个国家商业氛围过浓，那么百姓就会不听朝廷号令，商业寡头就会跟国家争权夺利。 《商君书》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世上最苦的工作是当农民，最危险的工作是当士兵。要让百姓去做最苦的工作，干最危险的事，国家就要讲求策略。 人的本性是这样的，活着就要追求利益，死了则考虑身后名声。人民的名利从何而来，国家必须要好好思考。利益从种地而来，那么百姓争当农民；名誉从战功而来，那么百姓人人都是敢死之士。 秦国变法后，以＂农战＂为中心，全国围绕着农耕与战争转，为此专门颁布了《垦草令》、《农耕爵》、《军功爵》等法律。俗说话＂惩恶才能扬善＂，为了确保人民人人都志心于农耕和作战，就需要打压五类社会蛀虫。一方面提高农民、士兵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打击以商人为主的蛀虫，双管齐下自然能更好的推行农战国策。 《商君书》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 上面一段话翻译今天的话来说：使用儒家的空谈游说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重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重用勇士侠客，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守法。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 由此可见古代为了保证百姓专心于农业和军争，就必须打压商人，否则百姓就不会去干最辛苦的事（务农），做最危险的工作（打仗）。那么重农与重商可否同时发展了，商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能！《商君书》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 上面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重农则不能重商，重商那么农业必定不兴旺。农业艰辛，从事农业的的人多，买粮食的人少，那么农农就会吃亏，商人就会赚农民的血汗钱，长此以往国家必定穷弱至灭亡。国内发展商业一成，那么农业就会削弱十二成；国内发展十二成农业，那么可以从国外赚一成商业回来。如果一个国家喜欢发展商业，那么商业、农业两败，国家穷弱至亡。如果一个国家喜欢发展农业，那么国内商业、农业两兴，国家必定强大。 韩非子更是直接尖锐的指出：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也就是说：国家富靠农民，国家强靠士兵，但是国君平时看重儒生，冷待农战之士，豢养门客侠士。如此作法，想将国家治理得强大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厚待儒士侠客，国家有难时派农民、士兵上阵，平时获得利益的人在战时没用处，战时上阵的却在平时却没有获得利益。 古代由于受条件限止，只能重农重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抑商，否则国家必定削弱至亡。两宋兵魂销尽国魄空是最好的例子，宋朝的商业、儒学是最发达的，但是对外战争是最差劲的。 为什么古代要抑商扶农，难道不知钱的好吗？ 一，要从人类的发展史上看的问题 ，最早人类 捕猎，打鱼 为生存的基础，随着人类发展人群越来越多，食物链就产生了供给困难，为了更好的适应人类发展，人类就是探索其他食物的替补，为农耕文化开启了人类发展篇章，看古代任何昌盛的王朝 ，他一定掌握了当时先进的农耕文明。 二，社会发展的定律，它一定是以农业文化为基础，工业发展的前提，它必定是粮食供给充足 ，古时候粮食产量严重不足，无法供给大量人群的食用，在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一定是扶持农业，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中元王朝的更替，都围绕着粮食。 三，抑商，还是为围绕着粮食产量不足，需要大量的人力去开垦土地，就要限制人的流动量，商人是流动最活跃的 ，再加上古代信息不发达，交通又不方便，商人的本质就是低买高卖，社会就会更不稳定，经商的人多了又不生产，那粮食产量更不足，所以必须抑商。 四，不要疑惑古人的智慧，不要以现在的眼光看待古代的问题，要以古代，条件，时间，现实，与人类科技发展的进化去看待问题，无不反应 抑商扶农是当时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当中，有一项国策贯彻始终，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时期，它一直是统治者最重视的政策。而这项被誉为＂国之根基＂的国策，就是重农抑商，或者说是抑商扶农。 众所周知，商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巨大，商品经济的繁荣往往会促进国力的增强。那么我们不禁发问，既然商业如此重要，古代却为何要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甚至降低商人的地位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和地理条件。与欧洲面向大海的情况不同，中国是一个内陆大国，而且土地广阔、肥沃，比较容易通过农耕获取生活物资。在古代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地理位置闭塞的中国自然对外界知之甚少，而丰富的土地和资源则让先人们没有从事商业的必要性。 当然，如果只有这一点中国古代就实行重农抑商是说不通的，毕竟在汉唐以后，中国就与诸多外国建立了联系，而这些国家通过贸易所赚得的钱中国人不会没有看到。其实在商朝，许多商人都从事商业，而这也是＂商人＂称谓的由来。 然而在古代的统治者眼中，国家的财富是有限的，且都是＂王有＂的，而商人赚的钱越多，统治阶级的钱就会越少。而且商人还会与国家争夺＂山海陂泽之利＂。更让统治者无法接受的是，工商业的发展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商业越繁荣，放弃农业从事商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而大量的农田将会荒芜，这将动摇国家的根基。比如《汉书贡禹传》中就阐述道：＂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汉书・食货志》里亦主张：＂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 于是，封建社会开始寻找解决的方案，而最终的答案就是重农抑商。从先秦的＂奖耕战＂、＂抑商贾＂，到隋唐的＂崇本抑末＂，都是重农抑商思想的具体贯彻。即使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也实行了＂抑商＂和＂专卖＂法，官府垄断大量的行业。 而为了保证重农抑商政策的效果，官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限制商人的权利。因此直到清朝，许多商人即使富甲一方，但他们依旧渴望家族中出现一位士子，光耀门楣。 中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不是简简单单的抑制商业的发展，而是均衡农业与商业的发展，保证国家的根基。而这也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高度繁荣的原因。然而抑商扶农政策的弊端也十分明显，它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近代以后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可以说离开了钱，生存都成了一个问题。钱的意义何在？钱其实就是生存所必须的资源。 脱离了自给自足的城市，对于货币的依赖程度就要大于农村或者庄园。可以说越是自给自足，对货币的依赖程度越低。中国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处于自给自足的社会形态。 货币的价值在于交换，如果没有了交换，货币也就失去了价值。自给自足就可以不需要通过货币进行交换就能获得生活资源，所以对钱的依赖性就大大降低了！ 粮食则不然，无论是靠货币去换取，还是靠实物交换，粮食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源。尤其是我们这个以农耕为主体的社会形态。 粮食的产量，是由人口、品种还有种植技术决定的。由于当时的粮食作物和种植技术这两项因素决定，所以人口这个因素就变得特别重要了！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大量的农业人口来保证粮食的产量。 这就是说商人必须有，但是不必太多，够用就行；而耕种者必须要保证有足够的人口。如何保证这个比例，重农抑商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自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采用了奖励耕战。秦国奖励耕战的成功，更是大大刺激了后世对于农业的重视。 由于中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应付这种战乱局面的最佳方法还是要扶持农民。鼓励农民耕种，就可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平时可以耕种，战时可以补充兵源。 商人们则不然，商人们没有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拥有很大的流动性。对于这种可以任意流动的人口，给国家的人口管理必然带来一定的困难。当有战争的时候，商人们要么发战争财，要么早就躲得远远的。既不能提供硬性的生活资源粮食，又不能作为兵源去补充兵力。 从这点来说，对于统治者来说，还是农民的价值大于商人。 所以中国历代重农抑商，就是要维持这种人口比例。当然商人们也不甘示弱，商人们便与官僚地主勾结起来，加剧了土地的兼并。这也是中国历史周而往复的一个原因。 【我喜欢以连续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节点。】 【非常感谢您的阅读、点赞、转发、评论。如果喜欢敬请关注@寄暇学宫】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人围绕着＂重商＂、＂重农＂展开过一场大辩论。重商政策的代表人物是齐国的管仲，重农政策的代表人物是秦国的商鞅。 齐国通过管仲变法，使得齐桓公成为春秋之霸主；秦国则通过商鞅变法，使得秦始皇灭掉六国，成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重农与重商，谁更具有说服力，结果一目了然。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除了极少数王朝没有打击工商业者之外，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难道说，秦国的＂重农抑商 ＂的胜利，真的就这么具有说服力？其实并非如此。商鞅在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时，成说过这么一句话：＂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什么意思呢？如果经商没有过高的利润，那么商人就会放弃经商；商人放弃经商，就只能去种地。 人们到底是 去种地、还是去经商，完全是一种逐利行为。 在商鞅的眼里，不论是重农还是重商，终究是要图一个＂利＂字。商人无利，自然就会跑到地里去当农民；管仲那边，也提出了＂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的主张，也就是怎么获利怎么来。 先秦时期，经济领域最厉害的两个大佬，虽然以完全相反的方法去治国，却达到了相同的目的——富国强兵。 既然重商与重农都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什么2000多年来，统治者不约而同地选择重农抑商，而不是商农并重呢？ 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制约。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都是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在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生产工具，无疑是铁和青铜为材料制成的耕犁和锄头。 要知道，在此之前的人们，为了喝一碗香喷喷的小米粥，可能要在森林里冒着生命危险去和老虎搏斗。侥幸逃过老虎的猎杀、捉到一只鹿子，才能去和＂农民＂置换一碗米，从而喝上小米粥。 以鹿子置换米，就是最原始的经商方式。 在原始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原始人，会蠢到用一根鹿角去和别人置换米——尽管在今人看来鹿角是很珍贵的东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鹿角就是一堆烂骨头。（仅举例） 看来，古人经商＂以物易物＂，并非拿什么东西都能跟别人交换；能跟别人进行交换的物件，越具有普适性，就越容易被交换出去。比如说，鹿子的肉可以吃，那么想吃肉的人就会拿手里的东西跟他交换。 久而久之，当所有人都默认一种＂普适性＂的物件时，它就被称为货币，亦或是钱。 通常情况下，钱越多，能置换的物品也就越多。 在一些特殊的年份里，钱的作用就没那么＂普适性＂了。比如说上世纪中叶的中国，人们想要买东西，必须同时拿出钱和购物券。这个时候，钱多了有什么用呢？除了让人怀疑你是个小偷，怕是没别的用处。 可见，在古代中国，经商并不比种地＂省事儿＂。 古代制盐 自古而今，在钱之上，还有一种最具普适性的东西，那就是粮食和盐。 管仲变法主张＂重商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管仲的商业头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齐国掌控了春秋时期最重要的的战略物资之一——盐。 在统治者看来，钱和粮食（意指战略物资）相比，哪个更重要？钱固然很好，可是得有命花才行。而掌握了粮食，就会有数不尽的钱；可是掌握了数不尽的钱，只能引来一群强盗。 不论是商鞅还是管仲，他们变法都是为了掌握战略物资——粮食、盐。 因此，古人并不是不懂得钱的好处。相反，恰是因为知道钱的好处，才没有将其禁止流通；他们更清楚，在钱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扶农抑商？ ＂扶农抑商＂、＂重农抑商＂，这是中国古代自商鞅变法以后，奉行了2000多年的政策！一个政策之所以奉行了2000多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里不揣浅陋，从＂扶农＂和＂抑商＂两个方面分开来剖析之：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扶农＂？归根到底就是＂粮食安全必须控制在自己手里＂！ 1、 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是最低需求，生理需求无非就是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享受一下充足的阳光、喝一口干净的水，外加填饱肚子。 但是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基层民众这种最低的生理需求也经常得不到满足。绝大多数农民起义，也是因为活不下去了，老实巴交的农民才铤而走险。 当城头的大王旗一次次地变换以后，稍微有点脑子的统治者都会意识到让老百姓吃饱饭的重要性，这是历代统治者＂扶农＂的最基础出发点。 造成老百姓饿肚子的原因主要包括：人口流失导致土地荒芜、战乱让农民流离失所、赋税过重导致粮食不足、生产力低下导致产能不足…… 统治者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出台一些＂扶农＂的措施，比如：免赋税几年……汉初直接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一些科学家还不断通过创造发明来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农业产量。 有些朝代在战乱之后，针对人口凋零、土地荒芜的实际，出台政策鼓励生育，规定女孩必须及时出嫁，超过一定岁数不出嫁的，由官府强行婚配。 正是因为吃饱饭是人的最低生理需求，所以迫使历代统治者出台＂扶农＂政策，即使今天，也不例外。国家的18亿亩耕地红线、每年一号文件必然是农业文件就是这个道理。 2、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频繁战争的基本保障。 在古代，战争太频繁了，乱世就不用说了，即使是治世甚至盛世都经常性地爆发战争。文景之治时有七国之乱，贞观之治时征突厥、征高句丽、征薛延陀等，开元天宝盛世时征契丹、突厥、西域、甚至还有安史之乱，康乾盛世时平三藩、征台湾、征准葛尔、征青海、征大小金川等等。频繁的战争，对粮草的需求非常大，粮草甚至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比如官渡之战、诸葛亮北伐之战等，都是粮草决定战争成败。 战争频繁并不完全是统治者想打的，有些是被动应战，比如各种大大小小的叛乱或起义。要应付战争，必须贮备粮草。古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利，很难从境外购置粮草。再说即使购置进来，长途运输，安全也是问题。这就需要统治者平时就要居安思危，重农、扶农！通过发展农业，在各地战略贮备点贮备粮食，以备不时的战争之需！ 3、 不可控的天灾需要足够的粮食贮备。 古代的天灾比较多，非常难以防范。象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一旦发生，往往会产生一大批灾民。这些灾民流离失所，如果不妥善安置，又会激起民变。安置灾民，需要住所，更需要粮食。 粮食从哪里来？一是官府贮备，二是从富户那里购买！富户的余粮也是平时贮备的。所以加大力度＂扶农＂，就能多贮备一些粮食。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皇帝就是这么想的。 4、 用土地的不可流动性解决流民问题。 历代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民众生变，而民众生变大多数是流民引起的。明末李自成之所以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大量的流民聚焦。所以控制好流民，就能控制住动乱的苗头，做到防范于未然。 而控制流民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流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出台＂扶农＂政策，鼓励流民安居乐业，是统治者乐见的事情。如果鼓励不行，就会用法律强制，商鞅变法就是这个出发点。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国很少发生平民暴动，甚至连私斗都没有，商鞅的＂奖耕战＂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百代皆行秦法＂的根本原因。 通过以上粗浅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对中国的任何统治者来说，粮食安全就是政权安全，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粮食安全必须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中国这个国情决定，必须＂扶农＂！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抑商＂？我们要明白，＂抑商＂不仅仅和＂扶农＂有关联，＂抑商＂还与统治根基有关： 1、 防止商业与＂国家＂争利！ 古代的商品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像衣服、鞋帽这些小商品的利润并不高。真正高利润的是资源类商品，比如食盐、铜铁等金属制品，还有一些紧俏商品如酒、茶、瓷器、丝绸等。 古代统治者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上产出的资源类商品和紧俏商品，理应归统治者所有，说好听点，归国家所有！虽然商人经营这些商品可以课以重税，但还是不如国家直接经营为好…… 所以从管仲开始，盐、铁就实行国家专营，后来发展到盐、铁、铜、金、银、锡、硫磺、明矾、烟、酒、茶、丝绸、瓷器等都国家专营。国家专营以后，暴利就源源不断流入统治者腰包，或者流入国库。 统治者＂抑商＂首先要抑制与统治者争利的商业，抑制的结果是资源商品与紧俏商品国家垄断经营，而管理这些商品经营的政府官员如盐运使等，就成了＂肥缺＂！ 2、 防止商业与农业争夺人力资源！ ＂重农＂、＂扶农＂是每一朝代的基本国策！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不能实行机械化耕作，农业需要大量的人力用最原始的方法犁耕火种。 但农业又是附加值极低的行业，而商业是附加值高的行业！如果商业太繁荣，必然会吸引大量人力从事商业活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农业争夺人力资源。当大量劳动力从事商业活动时，又危害到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商业被打压也就顺理成章了！ 3、 防止商业冲击封建等级秩序。 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是，除了皇帝代表的贵族以外，就是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农第二、商地位最差。 之所以人为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是因为＂士＂是皇帝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而＂士＂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战功，二是科举！而科举考试古代又叫＂恩科＂，是皇帝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协助自己治理国家，而能中进士，又需要皇帝点头同意，并发皇榜公布的，所以叫＂恩科＂。 古代统治者通过科举既选拔了人才，同时，通过确定＂士农工商＂等级，营造一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富＂的成名与致富通道，通俗地讲，就是＂升官发财＂，只有＂升官＂了才能＂发财＂！ 如果不打压商业，那么普通人通过贸易就能发财，谁还十年寒窗苦读啊？不升官就能发财，谁还记得你皇帝的恩典啊？或者说：皇帝的恩典谁还在乎啊？ 所以，对商业这种破坏封建等级秩序、挑战皇帝恩典的行为，能不打压吗？ 4、 防止商业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助力。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钱多了也善舞！统治者是非常忌惮有钱而不本分的人。 商人的两大特点让统治者非常忌惮：一是有钱，二是流动性！有钱你用于置地、盖屋、娶小妾都没关系，怕的是你去买装备，资助敌对势力！ 流动做生意不可怕，怕的是你流动串联，结党谋事。 所以，统治者殚精竭虑地要＂抑商＂，就是怕商人和他的财富被敌对势力利用。 5、 防止商业助长奢糜之风。 勤俭持家、骄奢败国！每个朝代的开国之君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文景也好，唐太宗也好，都知道勤俭治国。那些有作为的中兴之主也懂这个道理，像秦孝公、雍正等，也能做到勤俭治国。 与勤俭对应的就是奢糜之风！商人财富的快速积累，必然会带来奢糜之风的盛行。而奢糜往往是衰败或亡国的征兆！有作为的君主必然防范这一点，打击商人，压制商业，可以抑制奢糜之风，营造温良恭俭让的纯朴氛围！ 而永褒艰苦奋斗才是国运长久的根本保证！即使今天商业高度发达，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综上，＂扶农＂和＂抑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以上浅见，未必能窥斑知豹，欢迎拍砖指正！ 答：中国历代王朝经济政策里，＂抑商扶农＂这条，几乎是各大王朝都要坚决执行的国策，有时甚至更到了＂重农抑商＂的地步。但如果就此说＂中国古人不懂商品经济＂甚至＂不懂钱的好＂，那才是严重的不懂历史。首先一个事实是，再＂抑商＂的统治者，也很懂＂钱的好＂，哪怕＂抑商＂最严厉的时代，对商业的扶持政策，也是从来不少。 比如在厉行＂重农抑商＂的西汉年间，到了经济逐渐稳定的汉惠帝年间时，就＂弛商贾之律＂，然后＂弛山泽之禁＂，然后有了汉朝＂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的怪现象，和＂文景之治＂的治国成就。就连公认＂讨厌商人＂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多次降低商业税，为穷困商人提供＂假贷钱谷＂的支持。甚至不惜斥巨资为商人建造＂榻房＂，给＂合法纳税＂的商人提供免费住宿仓储服务。商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他们心里＂门清＂。 那既然＂门清＂，为什么还要采取严厉的＂抑商扶农＂甚至＂重农抑商＂国策呢？首先一个原因，正是＂钱的好＂。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特别是在开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最重要的物资财富，就是粮食。 古代科技生产条件有限，作为＂刚需＂的粮食从来无比珍贵。历代的货币变了又变，铁钱铜钱银钱锡钱都有，个别年月连纸壳泥壳都曾当钱用。但粮食却从来是硬通货。就连历代官员的工资制定与发放，都常以粮食为＂定价＂＂支付＂手段。东汉官员领工资，就是＂半钱半谷＂，唐朝＂岁禄＂的支付方式是＂禄米＂。明初文官的俸禄也是以米来衡量，正一品每年九百石米，从九品每年五十石米。 这工资水平，也变成了后世历史票友＂明朝官员工资低＂的吐槽。但真的低吗？以《明实录》记载，明代的粮食亩产量比宋代提高了近百分之五十，水稻亩产最高也就是三到四石，平均水平两石左右。再刨去种子肥料等开支，种多少亩地才能挣出＂每年五十石米？＂放在明初年间，从九品官员的这点＂工资水平＂，至少相当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一年的纯收入。不用抱怨低，古代的粮食就是这么金贵。 粮食增点产如此难，可恰如一部经典电影所说：＂什么是人心，人心就是粮食＂。对于历代王朝来说，想要国家长治久安繁荣，首先就是要手里有粮。赶上王朝初建的年月，再苦再难也要＂扶农＂。那么商业呢？在古代很多时候，特别是饥荒战乱百废待兴的年月里，囤积居奇的商人，就是农业生产的大敌，利益的趋势下，商人往往会哄抬粮价，与封建王朝争抢宝贵的粮食资源。 比如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北宋中期的浙中灾荒里，就出现了＂商贾争粟，富家闭粜＂的闹剧。也就是富商们断绝粮食销售，关起门来等涨价。＂官仓无粮＂的北宋王朝呢？也只能眼睁睁干看，结果一场饥荒，导致＂米斗二百，人死大半＂。这还是大宋号称＂太平盛世＂的年月。到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时，汴京＂豪商＂们也趁机大发国难财，一斗米涨到了近两千钱，给接下来的＂靖康之耻＂，结结实实加一把火。 类似触目惊心的教训，自然也叫历代王朝警醒，对于商人的打压防范，也就成了常态。而历代王朝的繁荣兴旺，首要的突破口，依然还是农业的发展。比如北宋真正成为＂富宋＂，就是从宋真宗年间不遗余力的农业改革开始。而一生铁腕手段治国的明太祖朱元璋，也通过各类强硬的国策，令明朝田亩突破八百万顷，岁粮收入突破三千万石，是宋元时代的两倍。＂宇内富庶＂的景象，撑起了大明辉煌盛世。农业有多重要？一目了然。 而第二个原因也同样重要：对于古代封建王朝来说，把农民牢牢拴在土地上，才是王朝安全的基石。 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一方面要靠充足粮食来支撑，另一方面，也要靠足够的自耕农来耕种。自耕农的数量越多，王朝的生产运转才越稳定。但商业，也往往是农业生产的＂大敌＂。以汉代晁错的抨击说，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却凭着丰厚的利润和一本万利的盈利方式，一面＂牟农夫之利＂，一面＂乘上所急，所买必倍＂。也就是一边兼并土地，一边和农业争夺劳动力。实在是巨大威胁。 对这个威胁，早在春秋战国年间时，当时的＂诸子百家＂就口诛笔伐。毕竟如前文所说，农业增点产太难，而商业盈利太快，在农业不发达的社会里，一旦发达商业导致大量人口流失，必然会让统治者＂肉疼＂。战国学者荀子就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汉代贾谊更疾呼商业发达是＂天下之大残也＂。从那时起，＂省商贾，重农夫＂就成了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重要论据。 而对于封建皇帝来说，这事儿，可不止是抢点劳动力的事儿。大量＂流民＂的增加，也往往成为封建王朝大乱的导火索。明太祖朱元璋对待＂流民＂的态度就说明了这点。洪武三年时，他就下令强制苏松嘉湖杭五郡流民就地垦荒种田。二十年后，他更对太原三百户流民采取了奇葩处理决定：如果他们在种田，就让他们就地落户，如果他们在做买卖，就地逮捕治罪。 参考一下明朝之前的流民起义，还有明末的农民起义，就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历代王朝的＂重农抑商＂，基本都来自这样的担忧。但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各个王朝也会调整＂抑商＂政策，做出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如果不变革呢？可以看看鸦片战争前的清朝，19世纪初的嘉庆皇帝，就是＂重农＂思想的坚决拥护者，多次下诏书＂重农＂，且进行了＂禁矿＂等一系列改革，盼着能富国强兵。 可此时的清王朝，人口已经急剧膨胀，人多地少的局面早已是严重社会病，龚自珍形容当时清朝＂不农＂＂不工＂的游民＂十之五六＂。如果还抱着＂重农＂，无视工商业的利益，结果就是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社会的极度贫困化，各地＂游民＂扎堆，＂盗贼＂遍地的景象。道光年间的广东学政戴熙，就形容当时＂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名臣黄爵滋更哀叹＂灾黎可悯也，荒岁可惧也＂。 看过这个就明白，为什么接下来的鸦片战争里，大清会被打到这样惨。惨败的背后，就是固步自封的苦果。一句＂重农抑商＂，背后多少辉煌，却又多少教训。 参考资料：冯尔康《生活在清朝的人们》、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杨勇等《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成因探析》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金银虽好难做羹， 五谷方能慰腹空。 奖励农耕诚大计， 工商发展宜平衡。 关于重农抑商，国学大师钱穆这样说 国学家钱穆曾总结道，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可以对以往的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其中有两条就是--＂集权＂与＂抑商＂，即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而抑商作为集权的一部分，与集权同步进行。 所以重农抑商政策不是经济政策，而是政治制度。重农的本质是＂固农＂，抑商的本质是＂抑民商＂，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事实上，在早期的中国，并没有重农抑商，我们的祖先非常擅于经商。公元4000年前的商部落便擅长经商，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之后更是在汤的带领之下成功推翻夏朝，建立了强大的商朝，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青铜器文明。 正是因为商族人善于经商，所以后世把做生意的人称为商人。商朝灭亡之后，周朝成为新的统治王朝，但是仍然没有抑制商业发展。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这句话把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三种产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此时处于奴隶社会，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掌控强度不够，所以商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并且加以确定，是在商鞅变法之后。 商鞅变法的核心便是加强中央集权，将秦国由原先的松散状态迅速加以强化，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提高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掌控能力和资源夺取能力，前一种能力是安内，后一种能力则是为了战争。 商鞅认为发展农业对于君王统治有诸多好处，＂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所以，商鞅大力发展农业，与此同时利用户籍政策、连坐制度，限制了百姓的流动自由，整个社会被人为地分割成原子化社会，以便于征兵和税收。 重农的本质是＂固农＂，许多人只能土地上终年劳作，若想实现阶层跨越，只能立战功，通过人头数量获得封爵。 那么为什么要＂抑商＂呢？商鞅说道：＂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相比较于农业，商业利润更高。一旦有人通过商业发财致富，便会有大量的农业人口流向商业，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最可怕的是商业的交换原则会变得深入人心，从而动摇封建专制的基础——人身依附关系。 对于一个战争机器来说，这是绝对无法忍受的。所以商鞅实行＂重农抑商＂，虽然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有过一些调整，但依然将这种方法作为国策固定下来。 阅读更多文章，关注头条号＂人物与观点＂。 欢迎各位点赞，评论，转发 。 不足之处，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商君书农战篇》 《史记·商君列传》 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炎黄子孙最大的问题，是填饱肚子不饿死人，故有民以食为天之说，那时侯科技不发达生产落后，需要大量的人力早出晚归，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所以，统治阶级较为重视农业生产，也是因为深深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硬道理。 封建年代没战争时期抑商倒是没看到过历史记载，开店面酒店布匹坊集市赶场到处都是，甚至开妓院烟赌馆也是合法的，官府只管笑哈哈收税。题主所指的抑商可能是官府占股高利润的垄断生意，比如说贩盐鸦片黄金买卖等等，的确有这么回事。 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骇人听闻之妙言都是古人创意出来的，如果说他们不懂钱的好，简直埋没了祖宗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