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希钧21岁嫁毛泽民，是陪伴他时间最长的妻子，为何在13年后

　　陪伴毛泽民时间最长的妻子钱希钧
　　1943年9月27日深夜，毛泽民被背信弃义的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监狱中，为伟大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仅有47年的短暂人生中，毛泽民共有过三位妻子，即为他生下女儿毛远志的发妻王淑兰，陪他从上海到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历长征到达延安、再到新疆的钱希钧，以及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陪伴他，并为他生下最小的儿子毛远新的朱旦华。
　　其中，虽然不曾与他有孩子，但却陪伴他时间最长的，是第二位妻子钱希钧。但是，本以为会与毛泽民携手走到最后的钱希钧，却在两人一起到新疆后选择分手并回到延安，并在几年后与他人另组了家庭。
　　毛泽民与朱旦华和儿子毛远新从童养媳到革命者的妻子
　　钱希钧是我国建国初期纺织工业的主要领导人钱之光的妹妹，190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诸暨牌头镇一户非常贫穷的家庭。在她出生之前，家里就已经陷入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窘境了，因此，在她刚满月的时候，父母就不得不忍痛把她送到附近水下张村张乃荣家做童养媳，未来的丈夫是这家的三儿子，比她大7岁的张秋人。
　　其实，在那个民生普遍凋敝的年代，张家的境况也只是能够勉强度日而已。因此，钱希钧从小就开始做各种农活，小的时候捡柴、喂猪，大一点了就要放牛、割草、洗衣、缝纫生活的艰辛过早地把她打磨成了一名干练的农村妇女。
　　如果是革命思潮萌发之前那个沉寂的旧时代，钱希钧很可能就和旧中国大多数童养媳一样，在婆家长到十几岁，然后结婚、生子，相夫教子以了此一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钱希钧又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她原本的丈夫张秋人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我党早期的建党建团活动，因此坚决反对旧式的包办婚姻，而只是把从小生活在自己家的钱希钧当亲妹妹一样看待。
　　1928年2月牺牲的革命烈士张秋人
　　1922年春，17岁的钱希钧收到张秋人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让她摆脱包办婚姻的枷锁，到上海去读书。正是这封看似平常的家书，彻底改变了钱希钧一生的命运。从此，她投身于时代的滚滚洪流，成了无数为解放劳苦大众而不懈奋斗的革命者中的一分子。
　　钱希钧很快到了上海，在张秋人的介绍和帮助下进入我党主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并开始参加一些革命工作。经过两年的半工半读，钱希钧不但学到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还在实践中掌握了不少工作经验。1924年，钱希钧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第二年转为共产党员。
　　1926年，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由毛泽民负责的中央出版发行部和上海书店的工作量猛增，党中央决定增开一个秘密发行所，还是由毛泽民负责，不过，此时的毛泽民化名杨杰。钱希钧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安排进入中央出版发行部协助毛泽民工作的。
　　刚刚走出校门的钱希钧到发行部机关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她的领导杨经理。杨经理看完钱希钧递过来的介绍信后，热情地向钱希钧交代了她的工作任务和性质，不但要做报纸、书刊的发行，还要担任地下交通，去一些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的家里。因此，工作时不但要灵活，而且更要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和与外界不必要的接触。
　　年轻时的毛泽民
　　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钱希钧才知道，原来杨经理的真名叫毛泽民，是中央出版发行部的部长。为了工作方便起见，他们曾多次假扮夫妻，化装成不同的身份出入于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住所，顺利完成了大量工作。
　　随着二人接触和了解的不断深入，钱希钧被毛泽民的精明能干深深吸引，毛泽民也非常欣赏钱希钧仔细、机灵的性格。1926年底，30岁的毛泽民和21岁的钱希钧在上海结为伉俪，共同书写了一段革命夫妻苦中作乐、相濡以沫的佳话。东奔西走搞印刷
　　婚后在上海工作期间，钱希钧不但要负责红色刊物的发行和地下交通工作，还要尽可能地分担毛泽民的一部分工作，同时担负起照顾毛泽民生活的任务。
　　原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毛泽民虽然是湖南人，却由于患有胃病而不能吃辣椒，钱希钧就想方设法发挥女性特有的优势，用他们本就不多的津贴，变着花样为他准备可口、养胃的饭食。毛泽民则抓住一切机会，向钱希钧无私地传授自己的工作经验，帮助她提高业务水平和能力。在毛泽民的帮助下，钱希钧的业务能力得到飞速提升。
　　由于工作需要，毛泽民和钱希钧在结婚后四年多的时间里，不停地辗转于武汉、长沙、天津和上海等地。
　　先是1927年年初，上海书店暴露了，他们经过党中央批准，前往革命形势较好的武汉办了一个性质相同的长江书店，把上海书店的书籍巧妙地转移到那里；7月下旬，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他们在投奔哥哥毛主席的途中受到反动势力的阻碍，便暂留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27年年底，毛泽民和钱希钧接到中央命令，让他们回上海重操旧业，继续主持地下印刷厂的工作，二人又立即赴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密切合作，使我党的红色书籍源源不断地印出来，送到革命群众手中。
　　毛泽民（右一）与钱希钧（右二）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地下印刷厂还是被敌人发现了。但是在毛泽民和钱希钧夫妻俩的默契配合下，印刷厂的设备被迅速而巧妙地运往天津，并在当时英租界的广东道办起了新的印刷厂。为了掩人耳目，新的印刷厂对外承接发票、表格和请柬等的印刷业务，实际上则印刷党的机关刊物、文件和传单等内容。
　　所有需要印刷的文件，都要先送到他们租的一栋作为机关的小白楼里，然后再由钱希钧亲自送到印刷厂排版印刷。在他们小心翼翼的维护下，直到1931年初，二人在党中央的指示下离开天津再次返回上海，这个秘密印刷厂也没有暴露。
　　繁忙的工作，加上常年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转移，使他们根本没有条件生养孩子。1930年11月14日，毛泽民的兄嫂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军阀何键残忍杀害，留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形同孤儿。
　　1931年初，毛泽民和钱希钧一回到上海，就立即请示党中央把孩子们接到上海来，寄养在我党办的大同幼稚园。不久，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在他们的外婆向振熙和舅妈李崇德的护送下，从湖南经武汉来到上海。见到小小年纪就失去母亲，父亲又暂时不在身边的侄儿们，毛泽民、钱希钧的悲痛和疼惜之情溢于言表。
　　毛岸英、岸青和岸龙三兄弟（剧照）
　　泪目之余，钱希钧给孩子们做了新衣服，把他们安顿在位于戈登路（现江宁路）的大同幼稚园，一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
　　然而，革命时期总是时时处处危险重重。1931年4月，随着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的叛变，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党组织顷刻之间彻底暴露在危险之中。毛泽民和钱希钧不得不接受党中央的指示，在一个公园里与毛岸英兄弟匆匆告别后，就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辟工作。
　　可是，他们前脚到达香港，顾顺章后脚也跟了过去。无奈之下，毛泽民和钱希钧乔装打扮，经过月余的辛苦奔波，终于在7月到达了闽粤赣革命根据地，并于秋天抵达红色首都瑞金。风风雨雨长征路
　　一回到组织怀抱，钱希钧他们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根据地的建设当中。鉴于在上海工作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办报和发行经验，钱希钧被任命为我党刊物《红色中华》的发行科长，负责把刊物畅通无阻地人们手中。
　　由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经济封锁和不断的军事围剿，中央苏区的财政极为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毛泽民临危受命，筹建国家银行。1932年3月，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出任第一任行长，钱希钧则是国家银行刚成立时仅有的五名工作人员之一。
　　为贯彻毛主席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的指示，毛泽民以接收金库作为开端，在统一苏区货币的基础上，把战争中的战利品也收归银行统一管理，终于在1932年底，实现了苏区财政和货币的统一。期间，作为妻子、同志和战友的钱希钧，协助丈夫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工作，使得毛泽民能够心无旁骛地为整个苏区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操盘。
　　由于严重缺盐，钱希钧曾经和同志们一起化装成乞丐到白区去乞讨，把买到的盐装在讨米的袋子里带回来；也曾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白区挑粪的机会，把盐藏在下层挑回来；甚至把棺材也改造成双层，和同志们装成送葬的样子，把盐从白区运回来
　　担里藏盐
　　只要对丈夫的工作有帮助，只要对苏区的经济建设有好处，钱希钧总是一马当先，义不容辞。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央苏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毛泽民也受到战士和民众的一致认可，成了整个苏区及后来长征路上乃至延安时期红军不可或缺的大管家。
　　在中央苏区，由于亲人的增多和工作环境的骤然放松，钱希钧不再需要像之前在白区工作时那样随时保持紧张的神经。在这里，她不仅与哥哥钱之光得以团聚，而且见到了闻名已久的大哥毛主席。在毛主席兄弟俩彻夜长谈时，钱希钧与大嫂贺子珍也成了情同姐妹的至交好友。
　　舒畅的心情总能使人感觉如沐春风。在中央苏区的那段日子，各方面条件虽然艰苦，但对钱希钧来说，却因为工作以来从未有如此多的亲人在旁而成了她生命中最为快乐的日子，说她连走路都踏着歌声与欢笑也不为过。
　　由于没有孩子，在难得的闲暇之余，钱希钧常常把贺子珍的儿子毛毛抱到家里，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百般疼惜。可惜，在后来的长征中，由于形势所迫，这么多亲人也没能护住这个孩子的周全，他还是在战乱中与牵挂他的亲人们失散了。
　　1934年10月，钱希钧夫妇随中央红军一起开始了长征的艰难跋涉。为了守护红色政权微弱的经济生命，保障红军的物资供给，他们和被编入运输纵队的其他战士们一起，用160多副扁担挑子，肩挑手扛地把黄金、白银、等物资和印钞机、铸币机等设备一起带上征途。
　　作为长征中仅有的30多名女战士之一，钱希钧先是在干部休养连任政治干事，后来又任政治保卫局的检查员。她不仅要组织雇佣民夫、协助筹集粮款，还要向沿途的百姓们宣传红军的主张，并通过他们了解敌情和民情。虽然与毛泽民同在中央纵队，但他们并不在一起行军。有时候见面了，也只是互相打个招呼，算是联络感情了。
　　部队在遵义休整期间，为了补充红军的物资需要，钱希钧先是协助毛泽民发行苏区货币，通过把缴获来的大量食盐低价出售，使红军手中的苏区货币具有购买力，同时也活跃当地市场；离开遵义前夕，为了使老百姓不至于因为红军的离开而遭受经济损失，钱希钧他们又每天用扁担挑着大量的银元换回老百姓手中的苏区货币。正是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的精神，使得共产党始终与劳苦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那段时间，钱希钧虽然总是见到丈夫忙碌的身影，但是两个人却难得有机会说上一两句话。从陕北到大西北，谁变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陕北。一安顿下来，钱希钧就进入毛泽民主持的国民经济部工作，并于1936年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1937年初，国际工人阶级为了支援我国革命，募集到了一笔数额可观的美钞，从巴黎秘密运至上海。由于上海是敌占区，而且美钞只有兑换成当时通用的法币才有可能安全抵达延安。考虑到工作经验和对上海的熟悉情况，党中央讨论再三，决定把取款、换币、秘密运送的任务交给毛泽民、钱之光、危拱之和钱希钧等人。
　　到达上海后，毛泽民夫妇开了一间纸行作为掩护，毛泽民对外称纸行的老板，钱希钧则是老板娘。毛泽民先从在上海的中共负责人潘汉年手中接过那笔巨款藏在住处，然后装扮成商人或老板的样子，每天出入于各大银行和交易所，一点一点地把美钞兑换成党中央指定的法币。
　　毛泽民时常化装成老板
　　接着，钱希钧和钱之光、危拱之等人则不断地在上海和西安之间来回奔波，负责把兑换好的法币运送到西安。钱希钧时而装扮成国民党的军官太太，时而装扮成到西安城里烧香拜佛的富商妻子，与盘旋在各个关口搜查的敌人进行巧妙地周旋。
　　在几个人的通力合作和默契配合下，他们终于在8月中旬上海沦陷之前完成了全部的兑换和运送任务，把款项安全送到了西安的红军联络处。
　　这年冬天，由于长期过度劳累，毛泽民原有的支气管炎和胃病加重，折磨得他难以正常工作。1938年春，党组织安排他去苏联养病、学习，钱希钧也随行前往。在途径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由于中苏边境鼠疫横行，交通中断，他们不得不滞留在那里，暂时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打亲苏拥共的大旗，不断向我党示好，并多次邀请我党派干部，尤其是财经干部到新疆工作，帮助他管理新疆的财政。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党中央此前已经派遣了上百名干部到新疆工作。
　　背信弃义的新疆军阀盛世才
　　鉴于毛泽民夫妻已经抵达迪化，而且一时半会也难以离开，党中央研究后决定将毛泽民夫妇留在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后来又当了一段时间的民政厅长；钱希钧则担任新疆新兵营的图书馆主任。
　　在新疆，毛泽民还是不顾疾病缠身，一如既往地忙碌，希望尽自己的能力为新疆人民做些实事；钱希钧的工作倒是清闲了不少。同时，盛世才表面上对他们热情周到、彬彬有礼，实际上内心却极度险恶，对毛泽民夫妇处处设防、暗中监视。
　　在这种情况下，她一边心疼丈夫的身体，一边对党中央留他们在新疆工作的决定感到非常痛苦和不理解。在她看来，当时苏联明明不断地有物资经过新疆运往内地支持抗日战争，而他们却要留在那个荒远的地方做着似乎望不到头的统战工作。
　　当时，我很想不通，苏联派来许多飞机，运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我们不去抗日前线，却在这里与军阀搞统战。《钱希钧革命回忆录》
　　毛泽民烈士
　　这种不满的情绪萌生后，钱希钧回到抗日前线工作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可是毛泽民忙到根本没有时间与她交流这些在毛泽民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在哪里工作都在为人民做事，为理想和信仰而奋斗。在日复一日的心灰意冷和缺乏交流中，夫妻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新疆一别，竟成天人永诀
　　1939年6月，毛泽民终于得以再次启程前往苏联治病和学习，钱希钧则留在了新疆；得知党中央和毛泽民答应盛世才，从苏联治病结束后仍然回到新疆工作的决定，钱希钧彻底失望了，做出了一个令她多年后后悔不已的决定。年底，党中央同意了钱希钧提出的与毛泽民离婚和去抗日前线工作的请求。
　　她没有想到，与毛泽民结婚十几年以来多少次出生入死，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没有长时间分开过的他们，这次一旦离开，就成了彼此生命中与对方的永诀。
　　1940年初，毛泽民还在苏联治病期间，钱希钧独自回到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学习结束后，进入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合作社工作，同时担任妇女主任。没多久，钱希钧又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钱希钧后悔独自回到延安吗？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毛泽民和第一位妻子王淑兰的女儿毛远志和养子毛华初也来到延安，钱希钧十分心疼父母亲都不在身边的他们，常常用自己的伙食费为他们改善生活。孩子们也非常喜欢她，每次去看她的时候，都一口一声钱妈妈不停地叫着，叫得钱希钧喜上眉梢，恨不得对他们再好一些。
　　1943年10月，噩耗传来，毛泽民于9月27日被盛世才秘密杀害于新疆迪化的第二监狱。这一消息对于钱希钧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一样令她难以接受。
　　原来，毛泽民在苏联经过8个月的治疗和学习后，于1940年2月回到新疆继续以周彬的名义工作。但仅仅过了一年多时间，盛世才就背信弃义，秘密投靠了蒋介石。1941年7月底，盛世才以周彬身体不适，不宜工作为由对毛泽民进行监视，甚至连毛泽民当时的司机都坦陈自己就是被派来监视他的。
　　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林基路、陈潭秋等同志和他们的家属全部被盛世才软禁起来，并于1943年2月关进迪化第二监狱，直到9月27日，毛泽民、林基路、陈潭秋等一起被秘密杀害。
　　钱希钧大概难以想象毛泽民在他们分开后经历了怎样的险恶环境；她大概更难以相信，分开仅仅三年，两个人从此就要天人相隔，永无见面的可能了！假如知道毛泽民在从苏联回到新疆后即将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她或许就不会坚定地选择一个人回到延安了吧！
　　作为在毛泽民的一生中陪伴他时间最长的妻子，钱希钧对于与毛泽民分手的决定可曾后悔过呢？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他们不是不爱了，也不是性格不合，而只是对对方当时的工作内容不认可，而且，离婚也是钱希钧一个人坚持的决定。
　　只是很多时候，一次错过，就足以造成一生的遗憾。晚年的钱希钧在文章中也曾坦陈过接到毛泽民牺牲的噩耗时的震惊。
　　泽民同志牺牲的消息我是在延安知道的。霎时，头晕目眩，痛苦不已！没想到1939年在新疆一别、竟成永诀！在这里，本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每当这时，悲痛欲绝，泪眼模糊泽民同志安息吧！钱希钧《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毛泽民同志》
　　他们13年的婚姻历程，伴随着我国革命从高潮跌至低谷之后最为艰难的岁月，无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血雨腥风时刻笼罩的白区，还是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现象环生的长征途中，他们始终心系彼此，同心同德地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同时给予对方最为温暖的陪伴。简短的结语
　　或许是毛泽民的牺牲令钱希钧突然明白了党中央工作布局的苦心，1945年中共七大胜利召开后，钱希钧主动申请去危险的白区工作，回到她和毛泽民相识、相恋、共同奋斗过的上海。
　　到上海后，钱希钧立刻投入到忘我的工作当中，先后担任过沪西区委、浦东区委的组织部长，并于1948年2月初与第二任丈夫周小鼎等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申新纺织第九厂的二二大罢工，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晚年的钱希钧
　　建国后，钱希钧一直在轻工业部门工作，直到1982年以77岁高龄离休。在第二任丈夫周小鼎长达46年的陪伴中，年轻时为革命理想出生入死、勇立潮头的钱希钧，怀念着曾经与她一起出生入死的人，最终过上了平凡而淡然的生活。
　　1989年9月11日，84岁的钱希钧留下一部20余万字的《钱希钧革命回忆录》，在丈夫的陪伴下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