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四军中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与融入

　　作者： 李恒俊 转自：《  铁甲骑兵》、《三野子弟》
　　来源：铁甲骑兵（美篇） 选自《＂华中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抗战时期新四军中
　　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与融入
　　李恒俊
　　抗日战争是中共军队逐走向正规化，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在此过程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1941年中央军委指示所说，＂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抗战时期，面对战局的急剧变化和自身生存发展需要，中共大量吸纳外来技术人员进入革命队伍，有效解决了战争初期军队普遍存在的技术、人才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武器和物资短缺问题，为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于抗战时期技术人员参加中共革命的问题，传统党史、军史论著多有所涉及，但相关论述大多从结果出发，视其为知识分子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党尊重、信任并放手使用知识分子的结果。此论断固然不错，但过于简化，忽视了这段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其中历史性的变化，事实上，技术人员参军除了追求革命外，还有其他更实际的因素。而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工农革命队伍后，因阶级成分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双方在很长时间内不可避免地存在误解、猜疑乃至冲突的现象。针对这些现象，中央军委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但此后还有政策如何＂落地＂的以及政策与执行之间的张力问题。换言之，战时技术人员参加并融入中共军队，并非水到渠成，而是长期的、复杂的、不断磨合的结果。因此，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本文选择抗战时期新四军中的外来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被吸纳并融入中共军队的过程，并借此讨论战时中共的技术人才政策的演进。选择新四军，是因为战时新四军以外来医务人员为基础构建和发展了整个卫生勤务系统，而中共各支军队中，新四军的卫生工作最为成功，具有典型意义。
　　一、吸纳:革命热情、社会关系与地下党
　　医疗卫生工作是抗战初期新四军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1938年2月，新四军皖南整编时，各支部队＂因久在游击环境生活，健康状况差，又长途跋涉，天气严塞，衣被单薄，故病号特多＂。其中，又以肺病(肺结核)、肺炎和皮肤病最为普遍。后方医院住院病人中，一度有四分之一的都是结核病。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抗战之初，也因后勤补给缺乏和气候水土不服，＂指战员生病者极多，伤员逐增＂，＂极感困难＂。与之相对的，则是医务人员和药品、设备匮乏。
　　皖南最初的三个支队中，只有二支队有少数红军时代的医务人员，以及几个＂据说是间谍＂的台湾人，一、三支队则完全没有。军队中没有西医、西药的组织，药品短缺。战士中农民居多，缺乏对新医药应有的认识。
　　针对这一状况，新四军组建之初便将卫生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37年9月，军长叶挺由上海赴武汉就任时，专程邀请好友沈其震同行，负责新四军卫生系统的筹建工作。沈其震祖籍湖南，1906年生于重庆。沈家是清末长沙的名门望族，祖父沈克刚曾任湖南慈善救济会会长、湘雅医学院中方董事长，父亲沈明彝加入过同盟会，表哥陈公培早年留法勤工俭学，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受家庭影响，沈很早就具有进步思想。1923年，他考入上海同济医学院，＂五卅＂运动后转入中山大学医学院就读，结识叶挺、郭沫若、李一氓等人。1927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就读，193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协和医学院从事短期访问，在生理学系主任林可胜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期间常与张申府、徐冰、许德珩等人来往，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并翻译出版了《苏联五年计划概论》，是国内第一部介绍苏联五年计划的著作。1934年，沈其震到天津法租界开设诊所，为中共地下党活动提供掩护。1937年华北局势紧张时离开天津，在上海伤兵医院工作，参与淞沪抗战伤员的救治工作。
　　沈其震的医学背景、思想倾向，特别是他与叶挺的私交，使其成为新四军卫生工作的最佳领导人选，而他的人际关系也在新四军医务队伍的早期组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37年12月，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领导全国的战地救护工作，林可胜任总干事和总队长。抵达武汉后，沈其震即利用他与林可胜的师生关系，从林提供的救护总队报名名单中挑选了一批有志于抗日的青年医务人员，动员他们到新四军工作。在第一批被选中的医务人员中，有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后来担任三师卫生部长的吴之理以及他的两名同学郑逎光、戎和卿。1938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时，他们随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等同车抵达南昌，成为军部最早的医生，
　　不久以后，吴之理的同学和恋人章央芬，毕业于奉天医科大学，当时流亡关内的医生宫乃泉、崔义田、王聿先、齐仲桓，盛京施医院的护士李子民、药剂师孙志诚，毕业于中央高级护士学校和中央医院的十多名护士，包括薛和、吴启、郑素文、蒋智和、戴锡彤、郑学文、唐求、萨本袚、赵国宝、程风琴、吴启、蒋智、朱士云等人，以及南京鼓楼医院化验技师李启宇，镇江弘光医院医生曹家庆、倪介斌，长沙仁术医院护士刘球、潘代清等人也相继抵达南昌。同行的还有后来担任后方医院会计的许寒冰。1938年11月，刚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的李振湘来到新四军，与他同期前来的还有同样从湘雅毕业的杨光。同年，福建医生林震，护士曹维礼、徐杰三等也分别在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帮助下来到皖南。加上部队中原有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青年医务人员郭光华、马慧明、马光军、徐金光、黃德明等，共同构成了新四军卫生工作起步的班底。
　　以外来医务人员为主体，1938年2月下旬，新四军军医处成立，沈其震任处长，在先期抵达的医务人员中，任命宫乃泉为医政科长，齐侣桓为保健科长，吴之理为材料科长，叶钦和为总务科长。3月，戴济民被任命为军医处副处长兼军教导总队医务所所长。戴是老革命，毕业于安徽弋矾山教会医院，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第一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长征时到延安。国共合作后回吉安探亲，经周恩来邀请前来新四军工作。随后，中央又从延安派来了总部卫生部长吉洛(姬鹏飞)和医生黄农(王雨田)二人，由姬鹏飞担任后方留守处主任兼军医处政治协理员。姬鹏飞军医出身，参加过宁都起义，1933年入党，长期在红军军医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政治和卫生工作经验。中央派他到新四军，加强党对卫生部门的领导。4月，因沈其震长期在外奔走，为新四军争取医药援助，由宫乃泉任医务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抗战之初，这批来自大城市的医生、护士和医校毕业生选择加入新四军，首先，毫无疑问是受到爱国心和抗敌救亡热情的驱使，以及对中共坚决抗战的信心，抗战全面爆发后，流亡在关内的宫乃泉、王聿先给延安写信要求参加八路军。延安回信称汉口有新四军办事处，与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共抗日队伍，他们遂到汉口报名参军。1938年李振湘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前夕，徐特立到学校演讲，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受此感召，他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经徐特立介绍到新四军工作。李后来成为新四军的卫生勤务专家，皖南事变军部重建以后，担任一师卫生部长。1939年，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金华大队何鸣九教授派第31医疗队、第67救护队到新四军军部支援卫生建设，皖南事变后撤离，但郑岗、程贤家、谢芝瑞、张惠春、刘锡范、林伯秀等6名队员自愿留队，加入新四军。吴之理后来回忆其参军经历时也说，＂当时我们对共产党毫无认识，只知她要到敌后打游击和叶挺之名而已＂，但第一次和沈其震、叶挺见面时，见＂沈无军人气质，像学者＂，而叶＂雄伟自信＂、名扬中外，加上八路军刚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在国内民众中的影响很大，而国民党在他们心目中是＂腐败＂和＂抗日不力＂的形象。因此，他们拒绝了国民党军医每月135元的高薪，选择参加新四军，并且没有谈及个人薪酬。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医生、护士又是一个专业度很高，相对封闭的职业群体，因此，除了个体的革命热情外，新四军对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也更多地依赖同学、同事或亲友等社会关系。新四军早期的医务干部中，宫乃泉、崔义田、王聿先和齐仲桓都来自＂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崔、王是锦西同乡，高小时就认识，崔义田报考医科大学还是受王聿先的影响。同在奉天医科大学就读时，他们都参加了爱国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和互助组织，开展反满抗日宣传活动，王比其他三人高一届，是学生领袖。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王聿先、宫乃泉、齐仲桓率先找到汉口的新四军办事处，报名参军。嗣后，王聿先又给已经在湖南工作的崔义田写信，动员他参军。1938年2月，崔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随兵站来到南昌，加入新四军，四个东北同学在军中会合。
　　皖南时期，新四军军医处中来自南京地区，包括鼓楼医院、中央医院和中央高级护士学校的医护人员有很大比例，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层社会关系的存在。吴之理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战前在鼓楼医院实习。1937年底，吴之理、郑逎光与沈其震面谈后，与同班同学戎和卿一起做出了参军的决定，并写信给其他同学、同事，动员他们到新四军工作。随后，吴之理又将消息告诉恋人章央芬，章离开其实习的中央医院，从桃源来到长沙。1938年1月，吴之理陪她从长沙来到南昌的新四军军部筹备处。1938年初，吴之理又到长沙动员原鼓楼医院同事李启宇参加新四军。李启宇是新四军早期唯一的高级检验人员。而随后抵达南昌的唐求、赵国宝、戴锡彤等十几名护士也都是中央医院的同事。同样，1941年李兰丁参军时，是和她的另外三名同学一起出发，从上海同船过江奔赴苏北的。而当时他的二哥在延安，也是促使她决定参加新四军的最初动因。受家人影响参军的还有曹维礼。曹出生于福州，兄妹六人。1938春，学通信的大哥曹维廉从上海的航空公司辞职，奔赴浙江，加入新四军金华游击队第三支队，从事电讯工作。参军后他写信回家，动员妹妹曹维礼、曹维真和弟弟曹维新参军。1938年4月，曹维礼通过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关系来到皖南，在后方医院担任护士。而在吴之理的影响下，弟弟吴子杰和妹妹吴美英先后也加入了新四军。
　　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不仅有助于新四军对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同时也是这批年轻人适应军队这一陌生环境，并最终选择留下的重要原因。章央芬刚到新四军时，见到了沈其震处长、宫乃泉大夫、李子民护士，＂更高兴的是见到上海医学院的两个同班同学戎和卿、郑逎光，我们立即感到熟悉和温暖，好像到家了。＂很多医务人员后来真的在部队中成了家。1941年11月，吴之理和章央芬在上海结婚，42年6月回到新四军。此外，姬鹏飞和许寒冰，崔义田和薛和，唐克和曹维礼，周宣城和徐德，李恩求和李启宇等，都在新四军中相识结婚的。军医处成立之初就来新四军工作的护士徐德，1942年在上海结婚后，也将丈夫周宣城一起带回部队。周毕业于沪江大学化学系，参军后成为新四军中的化学专家，在三师供给部负责印制钞票。建国后担任了国务院热源部副主任。
　　个人的社会关系之外，中共，特别是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是新四军吸纳外来医务人员的另一重要途径，而且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组织的力量在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也是新医药的中心，数量众多医院和医学院为上海提供了大量的医生、护士、药剂师和医校毕业生等专业技术人员。新四军组建之初，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即到武汉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指出上海党组织＂要动员城市大批工人、学生、革命分子下乡。要和新四军、东南局取得密切联系。＂随后，刘晓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项英也希望上海能够为新四军＂输送干部、经济上支持、宣传新四军和掩护新四军的后勤部门在上海采购军需用品等等。＂
　　遵照周恩来指示，上海党组织迅速开展行动。1940年以前，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一战线刚刚建立，关系尚未恶化，敌伪势力也未能深入租界，中共在上海的活动基本是公开进行的。抗战爆发后不久，在地下党员叶进明、乐时鸣的动员下，原本准备去第三战区顾祝同部的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108人，25辆汽车被带到南昌，成为最早从上海输入新四军的技术人员。此后，上海地下党在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下，通过上海慈善机关总联会，将上海难民中的工人、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约1500人分三批送到新四军总部。随后，又组织慰问团、战地服务团，动员了大量的纺织、面粉、日常工业品、卷烟、医药、印刷以及枪炮修造相关的技术工人参军。1938至1940年间，上海地下党还为新四军各支队伍培养和输送了800名无线电专业人员。抗战爆发后的两年内，从上海到到新四军军部和各根据地工作的大约有5000人。
　　在这些专业技术人员中，有大批新四军亟需的医务人员。1938年初，经中共党员、爱国教授吴大琨介绍，华洋药房的药剂师张启龙、洪振声、张梓楠等人来到新四军军医处。皖南事变后，张、洪二人后来分别担任了一师卫生部材料科科长和三师卫生部的药材科科长。此后，经上海地下党组织活动，张惠新、赵如静，宝隆医院护士刘萼、徐德，浦东高桥卫生所的王浩然，以及刚从上海仁济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毕业的左英等医护人员也先后抵达皖南。张惠新后来担任七师十九旅的医保科科长，左英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了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的卫生部副部长。除新四军军部外，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周边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建设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38年初，中共上海地下党与常熟的李建模、任天石取得联系，帮助组织建立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队(民抗)。次年年初，李建模到上海，在地下党的协助下，动员同仁医院的张贤和大德助产学校的庞露到民抗，建立了民抗医院。1939年11月，新江抗(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成立后，至1940年底，从上海及周边城市又先后几次输送了数十名医务人员、青年学生和工人到部队来工作。其中，从同仁医院来的盛立1941年以后担任了十八旅兼苏中一分区的卫生部长，张力任副部长。赵熙、陈石士、陈宇、白山、王嶙等人后来也分别成为下属支队、门诊室、疗养所的负责人。可以说，整个六师十八旅以及苏中一分区的医疗卫生系统，正是以上海支援的医务人员为骨架建立起来的。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江苏盐城重建军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同时又面临日、伪、顽的不断＂扫荡＂、＂清乡＂、＂蚕食＂和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伤病员增多，处境十分艰难。与此同时，军医处改为卫生部，各师、旅和军分区也设卫生部，对医务卫生人员的需求也更为迫切。为此，1941年4月，中央军委重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做法，指示各支部队大量吸收外来技术干部，优待技术人员。7月30日，朱徳和毛泽东特别就医务人才问题致电各兵团，指出医务人才培养周期长，技术要求高，短期难见成效，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展不大。应尽可能吸收大后方和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员，充实卫生队伍，希望各支队伍能予以重视。与中央指示一致，早在6月份的军分会会议上，陈毅在谈及建军问题时也特别提到新四军的卫生工作，指出＂现在最大的希望是要有大批的医务专家，来加入我们的部队。……现在许多部队里没有专门的医生，就是师里也没有，所以要照顾我们部队的3％到4％的伤病员是不行的，工作人员太少了，现在要想办法。一方面到外面如香港、上海去动员大批医生、护士到部队来服务，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迅速地开办训练班，把老的医务工作者改造。＂
　　部队的发展需要从大城市补充大量外来医务人员，但自1939年底以后，随着日军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以及日伪特务向上海租界的渗透，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境被日军占领，党组织的工作被迫全面转入地下。为了完成支援任务，上海地下党积极行动，在上海与新四军军部及茅山、苏南、淮南、苏中等根据地之间建立起了安全的地下交通线，从上海前往各地大多只需一到两天的路程。通过这些交通网，1941至1942年的短短两年间，上海为新四军及各根据地输送了1700多名工人、店员、文教人员、技术人员和流亡学生。整个抗战时期，从上海前往新四军的高达2万多人。1940年，吴之理陪章央芬到上海治病，留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学习、工作，并经沈其震介绍，结识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杨斌等人，通过他们的关系，将皖南事变中撤退到上海谢芝瑞、郑岗、杨易离等一批医护人员安全送到苏北，同时帮助新四军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材等重要物质，由地下党负责运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身份暴露才离开上海回军部工作。
　　从李兰丁的参军经过，可以一窥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动员和组织能力。1941年底，同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前夕，有两名女青年到学校寄宿，她们的任务就是动员和组织毕业生加入新四军。在她们的活动下，全校17名毕业生中有16人打算参军，按照原定计划，毕业典礼那天是他们秘密北上的日子，但当天李兰丁的父亲听到消息，突然到学校找她，趁父亲不注意，她下楼转到另一条巷子，有同学在那边等她，告诉她去外滩3号码头，她的箱子已经准备好在那边，一小时后就开船。下船以后，同行的人被分成两批步行到一个村庄的临时交通站，当晚又转移了一次，才抵达目的地新四军十八旅的营地，在此过程中，从动员、组织到交通、转移，地下党组织都有详尽的安排。
　　大批专家也在太平洋战争以后加入新四军，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上海沦陷后租界被日军占领，而上海大部分的西医医院、医学院，以及高级医务专家都在租界。1942年，沈其震和吴之理从上海请到泌尿科专家罗生特。罗生特是奥地利犹太人，二战期间进过纳粹的集中营，被驱逐出境后来到上海，开设私人诊所。在进步记者郭希伯的介绍下，吴、沈二人与罗生特见面，并成功动员他到苏北新四军军部工作。罗生特后来在中国工作了10年，解放后才回国。1942年，东南大学化学教授、恽代英的弟弟恽子强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工作，1944年圣约翰大学公共卫生专家江上峰，上海雷氏德研究所生理学教授沈霁春，中央研究院有机化学教授邢其义等相继加入新四军，这一时期从上海来的还有大学生物学教师钱存柔，解剖学教师苏醒，同德医学院生理学助教李蓝炎，药剂师孙芳琪、阮学柯，医师方春望、黄志尚、陶熙、商鉴、彭治生、张学彬等40余人。这批高级医务人员的到来极大地提升了新四军的医疗水平，1942年，恽子强为新四军创办了医学院、筹建了制药厂，1943年他从苏北徒步8个月奔赴延安，先在延安军工局工作，后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1945年底，江上峰则担任了新四军军医学校校长，而李蓝炎则担任了七师卫生部部长。
　　二、冲突：阶级差异、关门主义与部门歧视
　　对于外来医务人员，新四军热切欢迎并在薪酬上给予了十分优厚的待遇。新四军初创阶段，全军每月经费仅7万元，后虽增至13万，但仍十分拮据。士兵每天伙食费只有8分钱，月津1-1.5元。但部队每月给医生的工资却高达70-100元，护士25-30元。同时设小伙房，不论早晚做完手术下来都有热饭热菜供应。浙东纵队的医生毎月除津贴外，还有几斤猪肉的营养费和香烟供给，并且可以打报告申请购买一支华孚或博士金笔。1941年，新四军卫生部公布《新四军卫生条例》，规范卫生人员津贴制度，但医务人员的津贴也远高于普通土兵:毎月师卫生部长可领津贴15元，旅卫生部长、师医务主任和医院医务主任11元，团卫生队长、旅卫生科长和医院管理病房者7元，即使是连队卫生员，每个月也有3元的津贴。
　　在生活中，军医处领导对于这些外来的年轻人也尽力予以保护，并努力为其创造积极、宽松、友爱的环境，使得军医处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大家庭。刚到新四军时，处长沈其震就为每位外来医务人员配发了左轮手枪，让这群年轻人兴奋不已，倍感自豪。章央芬回忆说＂我们穿着军装，把手枪在腰带上，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抗日战士了，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和自豪，每个人都挂着手枪，拍照留念。好神气啊!就等着上战场英勇杀敌了＂，但后来才发现＂部队简直把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当成了宝贝，一有情况就早早地把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根本没有用枪的机会。除此之外，军部还给她派了一个12岁的＂红小鬼＂陈绍善，照顾她的生活。
　　不过，在新四军组建之初，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外来医务人员进入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队伍后，初期双方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信任和磨合的问题。1945年，卫生部的总结报告就指出，新四军组建之初，＂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与中国的封建法西斯斗争，对阶级敌人不能不时时提防＂。医务人员来自大城市，且大多为知识分子出身，在阶级划分上与工农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格格不入。因此，难免会出现部队对＂新来的医生护士，在政治上不相信＂的现象，导致＂新来的医务人员不易开展工作，情绪低落。＂吴之理后来也回忆说:＂建军之初，我们遇到一个麻烦问题乃是部队对我们的信任问题＂，新四军由刚走出苏区的红军游击队组成，战士的警惕性很高，他们怀疑＂叶军长、沈处长和新来的医护人员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又不是党员。对于这批人，能信得过吗?会不会搞阶级报复?＂
　　因为怀疑外来医务人员，有战士做手术时拒绝上麻药，发脾气，因为化脓伤口不能缝合怀疑是医生故意害他。军医处规定护士发药给病人后，必须看其服下才能离开，也被病员怀疑是不给好药。诸如此类的猜疑很多。1938年夏，吴之理被派往第三支队工作。有战士扔手榴弹时用力不均，上臂骨折，吴给他上了夹板，要求他不要乱动，否则手臂会出问题。结果在士兵中被误传成吴要锯他手臂，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谭震林召集部队开会，才将风波平息下去。回军部的路上，又遇到了几个二支队医生被士兵绑着要押送去某地，罪名是有好药不拿出来用。吴之理回军部后向沈其震汇报，后经叶挺干涉才将人放出来。叶挺后来也对军医处长沈其震说过，部队对医生的怀疑很多，他都进行过解释。
　　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因为因为阶级差异或生活习惯的不同引发摩擦。章央芬刚到新四军时，军部指派了一名12岁的＂红小鬼＂陈绍善照顾她，陈脑子聪明，人也勤快，章央芬很喜欢他，但他却不太热情，并且有意保持距离。他叫指导员＂同志＂，但坚持叫章央芬＂章医师＂。在革命队伍中，＂同志＂是比＂医师＂更光荣的称呼。因为他将章央芬看成和国民党军官一样拿钱办事的人。1942年，吴之理和章央芬被调到盐阜区的第三师卫生部工作，当地卫生条件差，传染病盛行。他们的孩子只有三个月为防止传染病，她不让周围人戏弄小孩，抱小孩，还让帮她小孩的人戴上口罩。很多人看不惯，当作资产阶级作风问题反映给师长黄克诚，要黄批评教育她。后经黄出来做工作才平息周围人的议论。
　　对外来医务人员的猜疑和提防，不止存在于士兵群体当中，就连军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对外来技术人员也心存警惕。饶漱石就曾公开说过＂对知识分子要先小人，后君子＂，导致医务人员遇到事情后都不愿找他。军部中的氛围也不太好。1939年夏，项英调一支队军医处处长王聿先回军部工作，王聿先不太愿意，支队司令员陈毅对他说:＂军部军医处的医生和一些老同志闹些别扭，我看不要紧＂。医生＂是从大后方的城市来的＂，老同志＂是山上下来的＂，彼此了解需要过程，都要改造。希望他回去之后能够以党员身份在双方之间多做些沟通和解释的工作。
　　刘少奇、陈毅与罗生特
　　在制度上，新四军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实体，初期对于外来医务人员也有意保持距离，未能将其视为革命队伍的一员，而是将双方看成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在物质待遇上可以给予优待，但在政治上却实行＂关门主义＂。在军队工作中，政治工作无疑是最重要也最核心的工作之一，但皖南时期，部队对新来医务人员＂采取轻视的态度，只表面敷衍，敬而远之，不诚恳坦白批评教育＂。政治工作的方向＂不是支持与保证，而是干涉行政及医务＂，病人开刀需要政工人员批准，政治协理员的职权超过处长。政治部门将政工干部派到卫生部门时，＂不说明其工作性质，不公开介绍使行政通知不知其具体工作是什么，于是根本不能互相配合，各种党政会议也不告诉负责同志，令人莫名其妙。＂在入党的问题上，皖南事变以前，卫生部门的众多领导干部中只有王聿先和崔义田两人分别于1938年和1940年入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曾先后担任过一支队的军医处长，而支队长陈毅能够比较彻底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对于外来医务人员比较信任。部队和医务人员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也有所知晓。1939年周恩来到新四军视察时，就专门对项英说过，你们的医生都是好医生，要信得过。＂
　　除了猜疑和不信任外，军队中由来已久的政治部门、军事部门对后勤部门特别是卫生部门的轻视，也是造成双方摩擦和冲突的重要原因。新四军组建初期，许多指战员和士兵因文化程度有限，不重视医务人员，部队中普遍存在＂那种认为医务人员与理发匠、修脚匠一类的观念＂。连队上下对医务人员也持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甚至有连队首长找卫生员倒水洗脚，替他背皮包，还有士兵殴打医务人员的现象。即使在普通士兵当中，也普遍存在卫生人员没有政治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吃香＂的看法，有些士兵被抽调去参加卫训班，当卫生员，闹别扭不愿去，＂认为当卫生员没出息，把部队卫生工作简单地看成红药水、碘酒、阿司匹林、治伤风感冒、换换烂脚＂。很多新四军自己培养出来的卫生干部也对本职工作没信心，＂偏向于政治学习，认定学习政治而有迅速发展的机会，医务工作始终埋没下去，于是要求改行，要求上抗大党校训练的极为普遍。＂
　　当然，信任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军队方面。就外来医务人员而言，他们大多来自大城市，知识分子出身，初期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认识不足，因此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令部队对其参军动机和革命立场产生怀疑。特别是1939年抗战形势的日趋紧张以后，部队中出现了部分医生、护士因各种情况离队的现象，如最早与吴之理一起参军的郑逎光、戎和卿后来都离开了新四军。和李兰丁一起奔赴苏中根据地的两位同学，在根据地待了两天后也先后走了。对于离开的人，新四军虽然秉持＂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原则不多干涉，但难免不会对他们乃至留下的医务人员心存怀疑。即使是皖南事变以后，1943年底，谭震林在二师医务工作会议上做总结时就指出，虽然＂卫生人员中极大多数是积极负责的＂，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对革命立场不明确不牢固的现象＂，＂对于我们到底‘为什么人工作’?‘做的是什么工作’?很明显的，这两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许多卫生干部的脑子里还糊涂的很，在思想中并没有弄通、弄清楚＂，因为＂技术是为什么人而服务的问题不弄清楚，立场就不明确＂，最后＂必然会产生许多毛病，许多错误的观点。＂
　　谭震林所说的医务人员的毛病和错误，最突出的是＂雇佣立场＂和＂单纯技术立场＂，即认为自己是新四军的雇佣人员和技术人员，因此，可以不接受党的领导，只需完成自己分内事即可的想法。吴之理后来回忆说，皖南时期，因思想认识不到位，出现过一段时间外来医务人员认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即可，对党的领导、对政治工作不感兴趣，个别人甚至拒绝政治领导的现象。1942年，一师二旅的卫生工作报告指出，＂有个别同志个性强，以为个性不可克服，同时又是技术人员，老子天下第一，发生骂人、吵嘴等现象＂。1943年，四师第三届医务工作大会上，彭雪枫就指出卫生部门存在有些同志还残留着浓厚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存在与伤病员对立，与人民对立，贪污腐化、浪费、工作粗枝大叶的思想和行为。个别同志以为自己＂一技在身，有恃无恐，离开了革命也可以赚钱享乐，去开一个小医院，当一个走方郎中。错误思想由此发展走上政治上的动摇。＂这种观念根源在于技术人员对政治与技术的关系认知不够，是典型的＂单纯技术立场＂，而在中共这样的革命队伍中是不允许存在脱离政治，甚至不接受政治领导的技术的，因为它会侵害革命本身。谭震林就说，＂只研究技术而不研究马列主义，忘记了政治和马列主义而来掌握技术，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恶果＂，部分卫生人员＂不以同志的态度对待干部，不以下级的态度对待领导机关＂，＂医学学校里毕业出来的学生开小差，XX医院剥削老百姓的钱，偷药，甚至反党反革命＂，都是单纯技术立场的恶果。
　　在具体工作中，抗战之初，很多医护人员出于抗日救国热情选择加入新四军，但革命激情退却后，长期从事艰苦、繁重、日复一日的工作，难免会产生厌倦和动摇的情绪，造成各种问题。1941年，四师的年度工作报告指出卫生部门普遍存在对职业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不安心工作、要求改行，不重视组织作用等诸多错误现象。同年，师长彭雪枫也撰文批评部队的某些干部有＂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思想，＂因为没有权，老是听别人的，自己经纶满腹，不能施展抱负，怀才不遇，缺乏知己＂，＂不做或不愿做技术工作，不做或不愿做‘军佐’工作。＂卫生部长沈其震也承认，卫生队伍中＂有些同志，对于长时期进行经常的平淡的工作，会感到没有兴趣，因而怀疑医务工作对于自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因此感到苦闷甚至悲观失望，＂这是我们卫生部门最严重的现象。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师。1942年，一师卫生工作年度总结中，部长李振湘指出＂坏的现象，在干部中发现也不少。好几个卫生队长和管材料工作的人员，都因购药的机会而贪污，也有卫生员在前线放弃急救任务去发洋财的，也有对工作失去信心而消极怠工的，有的对伤病员漠不关心，也有政治上动摇叛变的＂。同样，一师二旅中也＂普遍的发现对医务工作没有信心……不安心工作，对工作消极敷衍＂，导致＂战场上发洋财的现象还是很严重存在＂，有人浪费药品，有人闹无原则的纠纷。次年，二师召开医务会议，会上很多人也发言说自己＂不安心工作＂、＂对工作不负责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伤病员缺乏耐心和同情心，工作中不尽心尽责，难免不会激化士兵对医务人员的误解和偏见，引发双方之间的矛冲突。
　　三、融入：政策的制定、完善与落实
　　新四军卫生部门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在中共其他部队中，包括八路军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这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41年4月和6月，中央军委连续下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和《中央军委关于卫生部门工作的原则指示》两则指示，要求各支军队切实遵照执行，并上报执行情况。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要求军队大量吸收军事家、工程师和医生等技术专家到军队工作，并要求＂我军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必须深刻认识中央这一指示的严重意义，而切实执行之＂，指示明确:以专门学识而非政治认识为标准安排负责工作，＂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对于各项人才，物质上给予特别优待，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对于非党的专门人才，＂只要求他们服从我军纪律与各种规章条例，不强迫他们作政治学习，不强迫过政治生活，不强迫他们上政治课，参加政治集会及测验等。＂非党员的专门人才要求入党时，我们应乐于吸收他们入党，对他们作苛刻的限制是不适宜的＂。同时，对于那些＂不懂技术＂、＂自作聪明＂的政治委员＂妨害专门的工作，造成他们的不安，甚至随意诬告他们，限制他们＂的行为做了严厉批评，要求政治委员无权干涉专门家的专门工作，而应当由当地最高长官负责。
　　《中央军委关于卫生部门工作的原则指示》则明确指出，＂我军战斗频繁，物质条件日益困难的条件下，卫生部门工作之健全有重大意义＂，而卫生工作依赖高明的医生作领导工作，只靠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卫生部门专门家(医生)工作之分配与地位之高低，不应根据斗争历史之长短，政治知识之多少，党员与非党员，而应根据其专门知识与技能，只相信老医务干部(而这些老医务干部专门知识与技术一般较低)，不相信新干部，不给负责工作(而这些新干部专门知识与技能一般较高)，是极端有害的，应立即纠正之。老干部应向新干部学习＂。＂医务干部之学习，以专门知识为主，政治学习为副，政治学习应当是自愿的，强迫政治学习是有害的＂。各级卫生机关的负责人，对于专家的工作应当虚心，信任他们，不应自作聪明，干涉他们的工作。并要求这一指示在干部会议和一切医务干部中公开宣布。
　　遵照中央指示，1941年6月的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陈毅和刘少奇先后谈到加强对卫生部门中外来医务人员的信任问题，陈毅说＂大批能到新四军来的人，政治上是可靠的，对我们新四军、共产党是有认识的＂，虽然他们对军队生活习惯不怎么了解，但＂我们要去和他们建立共同生活习惯＂，并且＂应当尊重他这个部门工作的独立性＂。刘少奇也强调，医生、护士＂到新四军来工作并不是为了拿新四军的这样多钱，而是为了国家民族，为抗战的事业服务＂，批评部队中那些自作聪明，看病吃药不遵医嘱的同志，＂我们虽然信仰科学的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有些研究。但不见得你懂得这门科学，你什么科学都懂得，这是不可能的＂，强调＂以后医生有决定权，什么人生了什么病，应该吃什么药，要由医生决定，不然要卫生干部什么！＂
　　在政治定位上，这一时期，医务人员也不再被划归在革命队伍之外。1941年5月12日，新四军在盐城隆重举行纪念南丁格尔的＂国际护士节＂。陈毅在会上发言，明确指出医务工作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医伤治病的，是整个革命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部队要尊重爱护医护人员，切实解决他们的困难。1941年11月，新四军卫生部下发《对目前部队医务卫生材料工作指示》，进一步健全干部培养、选拔体制。要求＂各级应该关心新来的干部，而进行教育与合理使用＂，领导＂平时应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关心他们＂，＂根据干部的长处和其职称能力，适当安置他们的工作，并经常帮助、耐心教育，使之克服其弱点，不断长进。＂此后，各支部队积极吸纳向党组织靠拢的外来医务人员。对于愿意参与政治学习的人员不再排斥，部分干部还被选拔到华中和延安的党校进修，通过军直机关领导到党校讲课，为医务人员讲授《论党的建设》、《论共产党员在组织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提升他们的政治觉悟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认识。一大批医务干部，包括卫生部长沈其震、吴之理、章央芬、宫乃泉、齐仲桓等人，以及其他许多医生、护士也在此时相继入党。
　　新四军的医院
　　从1941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外来医务人员也相继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1938年新四军初建，下设四个支队和一个教导总队。其中，二支队军医处处长罗化成，四支队阮汉清，教导总队设医务所，由戴济民负责，都是红军时代的医务干部。新来的医务干部担任两个支队的军医处处长:5月，一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时，陈毅邀请王聿先同行，任命其为一支队军医处处长，7月，三支队开赴皖南时，任命吴之理为三支队军医处处长。抗战初期参军的大批的医务干部，宫乃泉、齐仲桓、李振湘等都留在军部。军部军医处不直接领导地方部队的卫生工作，支队卫生工作遵照支队首长指示和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军部主要负责技术支援和药品器材供应。而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从军部到地方部队，卫生部的领导同志几乎全部由外来医务人员担任。崔义田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宫乃泉、戴济民任副部长。地方部队中，苏浙军区卫生部部长为李振湘，苏中军队卫生部医务主任为徐杰三，二师卫生部副部长为林震，三师、四师、五师、七师的卫生部部长分别由吴之理、齐仲桓、叶果、李蓝炎担任，除叶果外，都是抗战初期才加入新四军的外来医务人员，师卫生部下属各科负责人大多也由外来医务人员担任，如章央芬任三师医务主任，李坡任二师五旅卫生部部长，唐求任五师医保科科长、赵国宝任苏中卫生学校教务主任，曹维礼任苏北卫生学校副校长等。
　　在军队接纳外来医务人员的同时，对士兵的卫生教育也在加强，使他们认识到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消除他们对医务人员的误解。新四军创建初期，＂战士多来自农民，长期处于被剿之环境，与外界隔离＂，对医药卫生的认识不够，早期部队中甚至还流行＂虱子是革命虫，不生疥疮不是同志＂的说法，对伤病不在乎，自然也会对医生、护士的医疗行为有隔膜和抵触，为此，1941年以后新四军建立健全了各项卫生制度，组织团、营、连卫生委员会，由军、政、卫负责人共同组成，联合推进卫生工作，加强士兵的卫生教育，发放卫生宣传材料，规定在每次队前讲话或报告时进行卫生教育，每周2次，卫生科每周1次，每次上课或报告后，由班卫生干事组织讨论，定期举行卫生宣传演讲，各支部队开展卫生竞赛等。通过这种方式，增进士兵对卫生工作和医务工作的了解。
　　经过教育，部队与医务人员的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到1942年底，就第一师而言，＂部队对新医的认识和对医务人员的尊重比过去进步的多了。……部队对医务人员一般来说，都是很尊重的，过去那种认为医务人员与理发匠、修脚匠一类的观念，已基本转变了，因此连队里的首长，也再没有找卫生员倒水洗脚和替他背皮包的现象了，殴打医务人员的现象也很少见了。＂章央芬刚到军医处时，部队给她安排了一名＂红小鬼＂陈绍善照顾她的生活。陈为人聪明，踏实肯干，章很喜欢他。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绍善都叫她＂章医师＂，不肯叫她＂同志＂。在革命队伍中，＂同志＂是更亲切的称呼。陈觉得她跟其他国民党军官一样，都是拿钱办事的。但过了一段时间，陈突然改口叫她＂同志＂，让章央芬惊喜不已。经过了解，才知道是指导员给他们上课，告诉他们医生都是好人，放弃大城市的好日子，到新四军来吃苦，打鬼子。要他们跟医生搞好统一战线，为民族利益一起抗战。
　　就医务人员而言，长期在革命队伍中工作、生活，与普通士兵朝夕相处，也使他们的思想有所转变，逐渐将自己融入革命队伍之中，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对于自己拿比普通士兵高很多的收入，很多医务人员都觉得过意不去，1941年以后，早期参军的医生、护士都主动选择了降薪。章央芬刚到新四军时，20多名医务人员被分配到小河口建设前方医院，跟他们一起的有个名叫邓洁的女指导员，清晨带战士出操，晚上教医院工作人员文化课和政治课，还组织大家学习《论持久战》。她性格开朗，充满活力，对外来医务人员遇到的困难总是千方百计解决，渐渐地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受她的感染，大家对共产党和抗日战争有了新的认识。陈绍善发育不良，重度贫血，章央芬用自己的津贴给他买鸡蛋，但他却总是把鸡蛋分给病人，说共产党不谋私利，一心为劳苦大众。每天工作结束后，他都要求章央芬多教他一些医务常识，想多学本领为抗日做贡献。这些行为让章央芬十分感动，称陈绍善是她＂认识共产党、新四军的启蒙老师＂，从他的身上＂初步认识了共产党的军队＂，也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残酷战争的环境中形成的同生共死的革命情感，也是医务人员接纳军队这一群体，并逐渐融入其中的重要因素。参军之后，章央芬有过多次离队的考虑，但最终还是选择留下。1939年9月，沈其霞批准章央芬一个月假期，让她回上海家中探望母亲。当时她的二哥刚到美国工作，多次写信让她去美国留学深造。而她原本在上海医学院的同学也有很多人去了美国。家里兄妹讨论过几次，都主张她去美国。但日夜思虑，她想到军医院中的一起工作的同志，以及病房里对她依依不舍，盼着她早日回去的伤员，最终她还是选择归队。＂本来一个月的假期应该是温馨的，结果对我却成了一个月的严峻考验，但我经受住了，我终于回来了。＂1940年4月，章央芬生病，组织批准她回上海治病，由吴之理陪同。病好后，组织要她和吴之理不要归队，继续留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进修。不久以后，皖南事变爆发，许多同志因此牺牲。章央芬这才明白部队让他们留在上海是为了保护，大为感动。1942年，她和吴之理一起回到苏北的三师工作。
　　四、结语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作为一支新组建的部队，新四军面临医务人员极度短缺的问题。为此，新四军采取对外招募和吸纳的方式，以外来医务人员为基础组建和发展了自己医疗卫生系统。到抗战胜利时，不仅拥有各级健全的卫生勤务系统，而且组建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医务队伍，救治超过8万5千名伤员，为上百万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外来技术人员是战时新四军卫勤系统的重要支柱。但抗战初期，大量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医务人员进入工农革命队伍后，双方因阶级不同，甚或生活方式差异，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解、猜疑和不信任等问题，在政策实施上，一段时间内外来医务人员也被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而军队中，军事部门、政治部门对卫生部门的不了解乃至歧视，也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医务人员如何与部队磨合并最终融入这一集体，成为双方接触之初面临的最大问题。
　　针对这一状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对于外来技术人员在生活待遇上给予优待，在政治上进行团结和统战。将技术人员视为革命队伍的一份子，并努力吸收其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对于普通士兵则加以教育，以消弭他们对卫生工作和医务工作的误解，解决双方存在的分歧。这些措施的实行，虽然并未完全解决部队与卫生部门之间的分歧，卫生部门内部的问题也不少，这从1941年后各支队伍的历年总结报告中不难看出。但这些措施在极大程度上解决革命队伍中技术人员的融入问题。用吴之理的话说，虽然还有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们＂团结了绝大部分医务人员＂，确保了抗日队伍的稳定性，将诚心抗日的外来医务人员留在了队伍中，＂只要是诚心抗日，许多问题都可以慢慢得到解决＂。吴之理的这段话事实上也掲示了抗战时期中共对待技术人员的政策核心，一切以抗战为中心，为抗战服务，目标明确，举措灵活。这或许也是中共军队在抗战过程中聚沙成塔、以弱胜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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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李恒俊 转自：《  铁甲骑兵》、《三野子弟》
　　来源：铁甲骑兵（美篇） 选自《＂华中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