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师西征夜苍茫开国中将程世才回忆西路军征战失败过程（上）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宣告红军长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时，上级为了打通国际陆地西北通道联络线，策应河东主力安全，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由红一方面军一部红五军，红四方面军一部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西路军，他们冲破敌军的封锁线，从甘肃靖远的虎豹口渡口强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这支部队称为＂红军西路军。
　　这支英雄的西路军，进入千里河西走廓之后，遭到盘踞在这一带的反动军阀马步芳的围追堵截，数倍于红军之敌汹涌的骑兵，卷起滚滚黄尘，千军万马，踏开数十道路口，直奔红军队伍，我英勇西路军将士忍受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临危不惧、顽强抵抗、殊死搏斗，顽强击退了一次次进攻，最后弹尽粮绝。
　　这篇文章是时任西路军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同志1945 年2月写的回忆材料，原载在《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辑》一书。这篇材料形成时间较早，有很高的西路军军史研究价值。
　　一、西路军的组成
　　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全军21500人⑴。
　　第五军：共约4000人，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
　　第九军：约6500人，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曾日三。所属第二十五师，下辖第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第二十七师，下辖第七十九团、八十团、八十一团；军直属队。
　　第三十军：约8000人，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所属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参谋长熊得臣，政治部主任徐太先，下辖第二六三团（团长熊发庆，政委邹开盛）、第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政委黄英祥）、第二六八团（团长杨秀坤、政委徐金书）；第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参谋长刘雄武，政治部主任裴寿月，下辖第二六四团(团长、政委未写--编者注)、第二六七团（团长张明伦）。第二六九团（团长徐胖子）。
　　每团编一、二、三营和重机枪连，每营编三个连，每连编三个排，每排编三个班。军直属队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侦察连、通讯连、工兵连。
　　总部直属队：约3000人，分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特务团、妇女独立团、教导团（500人）、少年先锋团（600人）、骑兵师（辖第一、二团）。
　　二、西路军的行动与战斗
　　（一）、过黄河
　　在过黄河前，部队驻扎在会宁、甘沟一带，距离黄河边50里。我们前进的道路上，黄河两岸，敌人早已布置好防务对付我军，黄河又是中国最大河流之一，拿我们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渡河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有技术器材及战术上的足够准备才成，否则是不易过河的。
　　为了完成过河的任务，军中做到了深入的政治动员，以师团营为单位，各有不同形式的动员工作，党的动员深入到每个小组，一直到党员中，政治动员深入到班排连一直到战士中。这一切都是为了过河的准备工作。
　　我军过河前，处在紧张的情况中，两头是敌人，追击我之敌已快接近会宁了，前进道路上，黄河两岸敌人已布置防务，我们是在中间急忙中准备过河的。当时为了过河，其他工作都好办，类如政治动员及军事上各种准备等，其中有两件最麻烦的工作，给了我们不少困难。
　　一是查明情况问题。河的两边都被敌人控制，我们要得到情况，必须深入到敌人内地去侦察，派干部带上有力的侦察员化装成便衣，利用各种各样的伪装形式，去敌人境内收集情况，查明敌人兵力、布置、渡河地点及地形等问题，他们都脚踏实地地干，一次不成二次侦察，还派了几批人分路分段侦察。收集情报回来，按其真实详细情形，印成图表及地形图，这个工作是费了不少的力气的。
　　二是准备船只过河，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在离黄河约50里的隐蔽地秘密造船，以防敌袭。大船每只可坐一个小班（八九人），计划要造40只。造船一切所需材料，都是自己临时找的，那时军中有个船工会，是长征带过来的，在当时造船及渡河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与便利。
　　布置造船地点及人员的配备，是一件极其细致的工作，同时要严守秘密，假使不注意，过早暴露自己的企图，会妨碍行动，甚至会影响计划而失败。造船地点离黄河有几十里地，每只船都要经过上山下山，过许多山沟小路，抬到河边。原因是造船要秘密，所以造船地点要隐蔽在崎岖的山沟里，因之，运船到河边是一件艰苦的工作。
　　同时，在运船前，每只船都要绑好，秘密演习，注意伪装。敌人飞机时刻在空中侦察，如被敌人察觉，会影响我之行动，向河边抬船时，也必须在夜间进行。
　　过河时间是在1936年10月25日⑵。过河的前锋部队由前卫师（八十八师）的二六三团担任，前卫师的其他团为后续部队，随后跟进的是后卫师（八十九师），向通兰州及靖远的方向警戒，保护过河的师无顾虑的前进，并以足够的兵力掩护过河的部队。
　　第一次过河是在靖远上游。各方面的情形事先都注意到了，只是河中间有沙滩，在侦察时未注意到，以致使船行几次，都未过去。这时天已快亮，恐被敌察觉，便收兵退回原地休息，隐蔽过河的企图，把船也随之抬回。当时曾有一只船行到靖远城边上去了，但未暴露我军过河的企图，敌人以为是老乡的船只，因此我之行动未被敌发觉。
　　上级仍决心要过河。为了坚决完成任务，第二天继续侦察过河的渡口。经过一天的努力，侦察到虎豹口可以过河，将地形画成图表。敌人的河防布置情形也弄清楚了。河的这边天黑时秘密放上小兵力监视哨。
　　当天下午黄昏时，我带前卫师的主要干部，特别是前卫师过河的团的连排干部，都去河边看地形，实地布置兵力，研究过河地点、前进步骤。
　　第二次过河，军队仍由原来的地区出动，时间是黄昏，夜间约10点钟到达虎豹口一带，前卫师布置过河，后卫师向兰州、靖远方向警戒，掩护过河部队的安全。军队出动时，将船抬上前进到河边。虽然军队抬着船走，但运动是非常迅速的。这段路有50里地，是很紧张的行军。
　　我们初到河边，敌人据点不晓得。河南岸有许多村子，临时做政治工作，动员老乡不要出门。正值我军渡河时，有一家老乡的狗狂吠不已，为了不暴露我之行动，用钱将老乡的狗买下，将狗嘴堵住，这还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部队10点钟到达河边的渡口上，士气旺盛，战斗情绪特别高涨，又特别紧张，但却很肃静，这时敌人未发觉。由于事先准备得好，部队一到河边，就把所有的船只推向河边水上，排列成队。
　　前卫师的二六三团，照原先布置的步骤，每只船上坐好，机枪、步枪、手榴弹都准备好，待命出动；掩护部队将大炮、机枪在河南岸高地上配备好，后续部队已接上过河的部队，各方面都已布置好了。
　　在11时左右发令过河，过河的部队及掩护部队都是精神十足，勇气百倍，像老虎似的凶猛动作。河里三四十只船⑶，齐向河的北岸推去。河宽约一里半，共用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即可抵达彼岸。
　　当船驶至河心时，听到敌人叫口令，我方不理他，敌人打三节电筒向我方照射，我们过河部队仍然沉着前进，到离岸只有50米时，敌人就开枪射击，我们部队及时开枪还击，掩护战船前进，终于胜利的登岸了。
　　我们部队一上岸，机枪、手榴弹齐发，压倒敌人，将敌人河防部队一个团固守的阵地突破了，随即占领十几个堡垒，作立脚点。
　　这时我们河里几十只船，往返渡后续部队。后面的部队向前推进，已登岸的部队向前进展，一直到天亮时为止，已渡过两团兵力，到下午两点钟，我们前卫军大部分已过河了，占领了河北岸北湾一带的大块土地，以一部分兵力追击败退之敌，大部分兵力集中河北岸掩护后面九军、五军及总直属队过河。
　　第二天敌人进行反攻，被我击退，敌人十几架飞机来阻我过河，也无效。
　　第二天前卫军（三十军）继续前进，在宋家川⑷一战，将马禄一个旅击退，缴获机枪数挺，步枪数百枝，电台两架，汽车一辆，马数十匹，俘虏200多人。第三、四天，敌人向内退，我大量地前进，一直进到景泰与一条山一带。
　　前卫军向西北警戒马步青部；向东北警戒宁夏马鸿逵部；后卫军九军、五军作为前卫军的预备队，并向兰州方向警戒胡宗南，向西北警戒马步芳从青海方向来的援兵。
　　第七天，我军出动一部到五佛寺，占领该地，当即与马鸿逵部接触战斗了。马禄被我用迂回战术围困在锁罕堡北的小围子里内，当时对敌人讲统一战线，可敌人并未答应什么条件，就把敌人的一个旅放跑了，我看这是投降主义的统一战线。
　　正当这个时候，马步青特别是马步芳的主力大量增援到一条山一带，和我军展开激烈的决战，我军就在一条山、锁罕堡一带和敌人打消耗仗。
　　本来我们过黄河的目的，是要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打下宁夏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占领宁北的定远营，得到新式武器，变成机械化的部队。结果呢？
　　我们一过黄河，敌人就派几个师团，早把定远营控制住了，前进地方已被敌人控制，后面敌人援军又赶到了，我们是处在不利的情况中。
　　由于情况的变化和不利的环境，我们上级又企图回到陕北去，中央也同意这一行动，我们调两个团到五佛寺去抢渡口，就是为的这个目的。不知怎的，还是没回陕北去，在一条山一带打来打去的不走，与敌人打消耗战，结果打了半月之久，伤亡很大。
　　随后，上级来了另一个计划，这边不成，提出继续向甘北⑸行动的方针，拿下甘北的凉、肃二州建立根据地，还是打通国际路线，取得新式武器，这个计划就成为断送西路军的起源了。
　　（二）占领永昌、山丹
　　因为第一个计划失败，进行第二步计划。到甘北的行动步骤是三十军为右路军，九军为左路军，五军及总部直属队随右路军的后面跟进。我军前进时，敌人在两翼不断地堵击与侧击。
　　右路军（三十军）在大靖与马步青部一战，给敌以打击，敌固守该城不出。我闪开敌人，继续向土门前进，占领该地，将马步青工兵营四个连全部解决。为了讲统一战线，奉上级命令，除将子弹及愿当红军者留下外，其余人枪放还敌人，被放回去六七十人⑹。
　　刚到凉州城时，正值我军去打凉州城，放回去的这些人，返回部队又与我们作战，不仅没有什么友好感，相反地倒增加了敌人的力量，我看这叫做无原则的统一战线。
　　我军攻占土门后，继续向凉州前进，经一天的行程，夜间攻城未下，以一部分兵力监视敌人，待我后续部队到来后，主力马上出发攻打永昌，永昌城不打自下。我军占领永昌后，又马上出发攻占了山丹城。随后，五军及总部直属队随右路军也到达这一带了。
　　左路军（九军）前进到干柴洼，与马步芳两个旅激战一天，给敌人重大打击，我也有伤亡。我军为了继续前进，将敌人丢在后面，进到古浪时，又与马步芳主力接战，打了一昼夜⑺，战斗非常激烈。这次战斗，敌攻我守，敌人兵力估计在两个旅以上，兵种有步骑空互相配合作战。
　　敌人在攻击中受到重大杀伤，估计伤亡在1600人以上。终因敌兵力雄厚及强有力的空军配合，以及地形对我不利，打到最后，我以反攻战斗将进攻之敌击退一步。我军处于劣势状态，转向永昌前进。
　　战斗结束后，迅速地向永昌方向转移，在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接应下，安全地到达永昌一带集中了。这一仗，九军损失一半，元气大受损失。
　　上级决心不再走，建立以永昌、山丹为中心的根据地。各种工作布置未成，敌人二马主力都集中到这一带，与我军决战，同时胡宗南的补充旅已到凉州一带，作二马的预备队。我军在永昌、山丹据守一个多月不动，且天天打仗，消耗自己的力量。这一个多月打的显著地打仗如下：
　　一是凉州城西四十里堡之战。八十八师全部及八十九师一个团，与马步芳两个旅以上兵力激战一昼夜⑻，开始敌用数门大炮掩护猛攻，我守，打到最后，我军出击，将进犯之敌全部击退，给敌人沉重打击，敌死伤在2400人以上。
　　我出击时与敌人拼刺刀，完全是白刃战，我用刀砍死敌人70多名，我二六五团一个连被敌人全搞掉了。本来敌人企图消灭我们一部，因我军战斗力强过敌人，粉碎了敌人的企图，最后把敌人打退了。
　　二是永昌东南之八坝战斗。敌有两旅兵力，我还是八十八师主力与敌激战两天一夜，此次战斗打得很激烈，首先敌用数门大炮将我守之房舍围子打倒，然后用密集队形的步兵向我猛冲，一直冲到我最后守地，我用大量步兵反攻，杀得敌人落花流水，终于把敌人打退了。敌死伤极大，计被我用刀砍死在我房舍围子附近的敌尸即达800多名，我亦有很多的伤亡。
　　三是永昌城西水磨关之战。因我们据守这一带不动，敌人为打击我们，迂回到我们西面来进攻我军。此次战斗八十八师两个团与敌人一旅以上兵力激战一天一夜，后来我援军赶到，同时守备部队出击，又给敌人重大打击，敌死伤在600人以上，敌暂时向西退去，我方亦伤亡两三百人。
　　本来这一仗不应该是敌人攻我们的，因为九军在水泉子的伏击战没有打，使敌人安全通过我们的伏击地带，插到我们后面，反而袭击我军了，所以八十八师两个团在水磨关之战是仓促的应战。
　　四是敌人进攻我永昌城之战。我们兵力摆在永昌、山丹一带，成一线式的分散配置，敌找我弱点，集中力量猛攻永昌城，企图压迫我退出该城。我守城部队以八十八师为主力，敌人以两旅以上兵力猛攻两三天未成，我每次均将进攻敌人打退。
　　在战术上，敌先用数门大炮猛轰，用猛烈火力掩护步兵前进，一次不成，再次进攻，接二连三地向我猛扑。我们首先以一部分兵力抵抗来犯之敌，大量发扬火力，先给敌重大杀伤，待敌人接近到一定的距离时，举行反攻，将敌人打退。
　　在这次恶战中，敌伤亡在2000人以上，我方伤亡数百人，正当永昌战斗正酣之时，敌以一部兵力，数次袭击山丹，我五军于敌来袭时，每次均给以重大杀伤，遂巩固山丹，配合了永昌战斗。
　　至于其他许多小仗，打了许多，不一一写了。我们在这一带打了无数次较激烈地战斗，但未能打退敌人进攻，同时目的也未达到，想建立根据地的希望又未成，打来打去还是无出路。
　　这个时候，正是西安事变的前夕，但敌人却计划乘机集中力量搞西路军，除二马集中全部力量外，胡宗南几个补充旅⑼已来增援二马，兰州飞机也出动助战，当时的情况是很紧张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西安事变的到来，也给了我全军以大的鼓励，全国的形势正走向好转，但西路军面前的问题未有解决。因此上级又确定西进到甘、肃二州方向去的计划，全军便向西出动了。
　　当我据守水磨关时，在＂双十二＂事件的新形势到来之后，关于西路军行动问题，关于敌我力量优劣势之估计问题的分歧，则益形深刻化。
　　＂双十二＂后，中央曾电示徐、陈东进，并探询情况，徐向前主张东进，执行中央之战略意见，而陈昌浩则坚持西进，并漠视中央对永、山、甘一带是否可降落飞机等情况之了解。
　　对敌我优劣势之估计，陈肯定我仍居优势，而敌占劣势；徐则认为所谓优势必须有人力物力之后备与供应，同时须有主动权，此二者在敌而不属于我，因此我占劣势，东进形势于我有利。但陈以军政委员会之主席的最后决定权，否认徐之正确见解，徐仍保留其意见。
　　陈昌浩决定继续西进的方针后，但又不加以贯彻，故于祁连山以北之通道间徘徊犹豫，东西不决，招致西路军悲壮之惨败。
　　（三）高台事件与倪家营子的决战，最后梨园口、康隆寺的失败
　　西进的方向已决定，全军向西出动了。五军为前卫军，九军及总直属队为本队，三十军为后卫军，成梯队前进。这时敌人在我前进路上的前后左右阻止我军的行动，沿途有局部的战斗接触；又因受地形限制，左右两翼都是大雪山草地，人口稀少，不利于行动；加之我前进方向有20里的平川，沿途的村庄堡寨较多，敌人多半是骑兵，便利行动。由于这种种原因，我军为了防止敌人袭击，都是夜间行动为多。
　　这一段的行程，正是冬季最寒冷之时，夜间行军常常是在零下三四十度，大家冻得手都不敢伸出来，有些人不愿骑马，怕冻得脚痛，在行动中徒步走的人也叫冷，嘴里出气一会儿，就在胡须上结成冰，一到天亮就可看到每个人嘴上都结着冰。而且每次一到达宿营地，不能马上得到休息，还要急忙做工事，挖枪眼，准备作战。虽然如此艰苦，但经过几天的行程，终于到达我们预定的方向了。
　　前卫军(五军)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向高台、抚彝⑽（今临泽县）前进，经过激烈的战斗后，便占领该两城，给守城敌军以重大打击，敌向西退去。五军除以小部追击退敌外，主力就住在高台城，并有一部分缴获。
　　红九军同时以一部兵力，受领相机袭入甘州之任务，但未果，又转过黑河到沙河南岸停止。后卫军（三十军）随后跟进，渡过黑河，到达九军的南翼倪家营子一带停止，与九军衔接上。各军一到指定的地区，就赶筑工事，准备作战。
　　我们刚来倪家营子、沙河、高台一带，二马全部兵力又都集中到这一线，要与我军决战。敌人作战方针是找我主力军决战，战术上是采取各个击破我们的战法。
　　当时主客观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决心不走，要建立根据地；兵力是过于分散的配置，通讯联络不便，战术上往往死守一地。物质上特别困难，我占小块，敌占大块。我军又疲劳，子弹也特别困难。
　　而敌人当时的企图，是以一部分主力迅速围攻我五军，拿下高台城，而以另一部分主力对付九、三十两军，使我们一方面不能向高台增援，另一方面先作局部性的消耗战。待他拿下高台后，再集中所有的全部力量，来与我之两个军决战。由于我们自造弱点，算是中了敌人的计。
　　我五军占领高台、抚彝（今临泽）二城后，大部分主力集中在高台一带，小部分兵力固守抚彝城，兵力配置城内城外各一部。如果要巩固城，是从城外来巩固城内的办法。
　　不几天，敌人集中两旅以上主力及数千由青海调来战斗力强的民团（都有枪支）以及数门大炮，来围攻高台我五军。
　　敌人的战法是：首先扫荡我城外的部队，逐渐缩小我防区，步步向内地推进。我每次将进攻之敌局部击退，先后血战六七天之久⑾，昼夜与敌奋战，而敌兵力继续增加。
　　我因打了六七天，消耗很大，人力物力减少，已经打得弹尽兵疲，实行几次突围无效，中间又与我军（三十军）隔断，几次增援不上去，一时不能挽救危急的局势。
　　最后敌人集中猛烈的炮火将城门打开，逐渐向内逼进，终于打开了城门；同时，五军占高台时争取过来的800多民团，未予很好改造，这时也掉转枪口打我们，形成里应外合。
　　打到最后，我五军将士及伙马夫都上战场了，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巷战，大部战死，小部被敌人俘去。宁都暴动主要领袖之一——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同志于此役英勇牺牲，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亦于此战中壮烈殉职。他们和叶崇林的头颅被惨绝人寰的马匪割下来后，悬挂在城墙上示众。
　　高台战斗是英勇牺牲之战，不是指战员不英勇，他们是尽了自己的责任的，主要是由于路线错误而产生的。他们的精神是不死的，连我们的敌人也承认这一点。
　　由于高台五军主力的失败，五军守抚彝的一部兵力迅速突围出来，与我三十、九两军会合了。
　　高台失败的教训，我看来有几点：
　　（1）、在战术指导上不应该为一城的得失而死战；
　　（2）、高台守军无电台联络，打了两天我们还不知道，未能早想办法援助之；
　　（3）、被争取过来的几百民团，未经过改造，即放心用人家，结果与敌人结成内应外合而失事了。
　　高台事件发生后，在全军中影响很不好，当时作了解释，还没有什么。可是减少了作战力量，影响战斗力等也是事实。这是不能过于忽视的。
　　高台事件发生，敌人更加疯狂起来，敌人各个击破我军的计划实现了一个。敌人接着实行第二个步骤，马上回师进攻我三十、九两军。
　　我军的防务是以在倪家营子为中心的沙河西南一带，宽有三里，长有七里，位置是东北西南方向。三十军在倪家营子西南方向，九军在该地的东北方向，两军的阵地互相接合着，我方主力两个军共10个团，人数每团800人上下，另有总部直属队及五军剩下的小部分部队。
　　敌人方面有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有数千民团（都有枪支），战斗力还可以，另有手枪团及宪兵团。敌是足数的编制，打少了可随时用民团来补充，子弹也充足。而我们打了无补充，子弹无来源，是无根据地的作战。我军的防务都布置在附近村庄的坚固土围子内，墙厚有三尺到五尺不等，一般来说，我们的防务还可以。
　　高台战斗结束后，敌人马上集中优势兵力来围攻倪家营子，我军就开始应战了。我军地点是那样大，物质缺乏到极点，我们还坚持了一个月之久。
　　在这一个多月中，除打大小仗无数次外，打了最恶的仗八九次之多。敌以主力对付我军主力（三十军），同时其余兵力也一样配合主攻方向一齐动作。
　　敌人的每次进攻，先用数门大炮，将我庄子土围墙打成缺口，然后以轻武器掩护大量的步兵向我阵地猛扑，而每次打到一定的距离时，我方举行反攻，将来犯之敌局部击退到原来阵地去，在这多次战斗中，双方交锋时，步枪的作用不大，常常是双方拼手榴弹，到最后双方用大刀砍来砍去，战场上血流成河。同时每次在土围子外数米远时，我始与敌进行肉搏战。
　　敌人拼到我围子里，我又将敌人从围子里杀出去，把敌人赶回原阵地内，双方行成了对峙战。战斗的规律是以白天为多，从天亮打到天黑，下午我实行反攻，击退敌人进攻，战斗便告结束。有时候，我军夜间派小部队去扰乱敌人，使他惊慌不安，使之疲劳不堪。
　　倪家营子战役中，敌伤亡一万名左右，其中被我用大刀、手榴弹杀伤的为多，都是一时难以治好的，因此敌人也是打得精疲力竭。
　　我方呢？伤亡亦有几千人，人力物力弹药消耗都很大，又无补充；地区又是这样大，打到最后粮困水绝，村子不能住人，因大部分围墙都被打塌，无房舍可住；受伤的战士没有医药治，疲劳的战士也未休息过。
　　这时双方打成对峙战，不分胜负。很清楚，我们再打下去就成问题了。我们这样战下去，敌人更高兴，因为敌是有补充、弹药多、有根据地的作战，而我们正相反，这样干下去我们是无结果的。
　　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行动问题。走不走呢？不走是不成的，只有走才是办法。走向哪里走呢？当时确定向东进，再过黄河，与中央红军会合去。问题确定后，开始向东出动了。
　　我军行动多在夜间，沿途未打什么仗，两天后到达西洞堡一带。敌人又赶到与我军接触，敌先向我八十八师防地进攻，我军坚决抵抗，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到第二天，敌又转向我八十八师的右翼猛攻，激战一天，到下午我军反攻大出击，将敌宪兵团全部消灭，缴获一部，这是西路军过河来第二个得东西多的一次战斗。
　　本来这是个小胜利，可是当时领导者的狂热性又起来了，把这次小胜仗看成是大胜利，说敌人力量削弱了，以为这次胜利是决定胜负了，又否认东进的计划，依然转向西去，回到倪家营子一带。这个方针确定后，算是断送了西路军的命运了。
　　上级又决定西进，全军回师向西行动开始了。行动部署是九军为前卫，总直属队随后跟进，三十军为后卫，一方面钳制敌人，另一方面掩护前卫军安全前进。
　　前卫军及总直属队到龙首堡宿营，敌就开始围打，打了一天，我将来犯之敌阻止住，照预定方向进行突围，向倪家营子前进。我军刚出村又中敌人伏击，将队形打乱三次，总直属队伤亡较大，损失电台一架及小部分人员。
　　我主力当时对敌人抗击，又重新组织部队，继续向目的地前进。这次战斗被打散人员事先知道去的方向，第二天就都到了。
　　敌人得到我方电台及密码，马上发出假电报，叫后卫军（三十军）快前进，好中途伏击。我们接到电报后，看出不像我们上级的口气，发生怀疑，按兵不动，马上派人去侦察，果然发现敌人设下埋伏，将敌人这一阴谋揭破。
　　等到半夜里，在甘峻堡被敌袭击打散人员跑回三十军驻地报告后，就更加证明此事了。我后卫军当夜未动，待到第二天才出动，到第三天我后卫军到倪家营子，与前卫军（九军）及总直属队回合了。
　　（未完待续）
　　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76页记载，渡河红军总数为21800余人。
　　 ⑵ 西路军渡河时间：据当时电报及有关史料记载，1936年10月23日晚偷渡未获成功，10月24日晚强渡成功。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322-326页。
　　 ⑶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至渡河时，红三十军造船16只。参见该书第373页。
　　 ⑷ 根据白银市委党史办和靖远县委党史办调查，红军渡河后打第一仗的地点为吴家川，今属靖远县刘川乡。
　　 ⑸ 甘北：应为甘西，即甘肃省的河西走廊。
　　 ⑹ 据古浪县委党史办调查，敌工兵团一个营投降者共350余人，经教育有200余人参加红军，其余人放回。参见《血沃凉州》第8-9页。
　　 ⑺ 据古浪县委党史办调查，古浪战斗进行了三个昼夜。参见《血沃凉州》第121页。
　　 ⑻ 据武威县委党史办调查，武威西四十里堡战斗进行了三个昼夜。参见《血沃凉州》第85页。
　　 ⑼ 据史料记载：国民党中央军到河西支援二马部队的只有甘肃绥靖公署所属的一个补充旅，该旅由胡宗南部第一师二旅五团扩编而成，杨德亮（回族）任旅长。
　　 　⑽ 抚彝：临泽县旧名，县城在今蓼泉镇。
　　作者: 程世才，1912年8月8日生于湖北省大悟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第11团连政治指导员、第11师党委书记、第33团政治委员、红30军第88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红30军副军长、军长。参加了长征和西路军征战。抗日战争时期，曾入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兼第12支队司令员、抗大分校校长、延安中央党校四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南军区副司令员，辽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南满军区司令员，安东军区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南京军事学院深造，后任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他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0年11月15日因肺癌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