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羁縻制度，为何后期逐渐失效，烽烟四起

　　明朝鼎盛时期疆域东至黑龙江流域、北至漠南、南至云南、交趾（今越南），西至哈密、乌思藏，虽然面积不及元朝，但同样是幅员辽阔，远迈汉唐。
　　境内的少数民族，北方为蒙古人、东北主为生熟女真，西北方为回回、维吾尔、西南方为苗人、南越人、西南诸夷，鼎盛时期人口达到一个亿。为了广大疆土的稳定，明朝采取的民族政策是羁縻统治，并发展到了顶峰。简单说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开疆扩土后，由于非汉化地区不易治理且赋税较低，因此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或卫所指挥使，允许其世袭自治，并给予政治承认与支持，如果叛乱则发兵剿灭。
　　据历史记载，明朝设置了关西七卫、乌斯藏都司、奴尔干都司、东南亚三宣六慰等羁縻机构，羁縻数量与规模达历代之最。这一国策在开始确实起到了开疆拓土、稳定海内的作用，但后期逐渐失效，最终边疆烽烟四起，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未加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往来。
　　中原与边疆地区名义上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区域，实际贫富差距悬殊。朝廷未能以中原发达的农业为基本盘，通过国家的商业行为，将物资分配至边疆地区，致使遇上天灾时边疆地区发生动乱。
　　比如漠南地区及东北地区，游牧民族之所以生性好斗，主要还是因为生活的环境恶劣。未能有稳定的物资养活增加的人口，必须通过战争劫掠及减员，保持民族延续，说到底还是吃饭的问题。
　　然而明朝政府自始至终都只是在长城沿线重镇进行军事驻扎，而非发展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往来，导致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往往由于粮食与生产资料的缺乏而侵犯内地。
　　笔者看来，与其耗费巨资驻军长城被动防守，不如走出长城。在漠南、东北地区建立具有军事与贸易功能结合的市镇（贸易为市、军事为镇，合一为市镇），内地的粮食、铁器、生活用品卖至漠南、东北乃至整个西伯利亚，买入战马、兽毛、名贵药材、甚至雇佣军，这绝对是双赢局面，吃饱穿暖谁还去造反。
　　第二、对边疆地区治理松散。
　　有明一代，明朝的实际控制范围始终在两京十三省加上九边重镇，东北到辽东边墙，西北到嘉峪关，西南至川西及云南，至于羁縻机构的军事管理往往是象征性的，军事管理逐渐弱化。
　　对于东北地区设置的羁縻机构奴儿干都司，起初还派遣内地官员进行治理，朱棣去世后，也就政亡人息，官员及军事人员均撤回，放任东北地区逐步走向独立。
　　对于西北地区的关西七卫，同样如此，仅仅保持一种朝贡关系，甚至吐鲁番部侵犯哈密卫，也没有采取有效手段进行保护，丧失了对丝绸之路门户的控制权。
　　对于新收复的安南地区，本已设置了府、州、县的统治，却派遣腐败官员进行治理，最终致使此地区反复叛乱走向独立。
　　如是种种，使得大明朝廷的权威在边疆各族心目中逐渐丧失。到了明朝后期，各地除了农民起义，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叛乱不断，万历年间宁夏蒙古勃拜叛乱、播州杨应龙叛乱、云南外区缅甸宣慰司叛乱、建州努尔哈赤叛乱，无不在消耗着明朝的国力，并敲起了丧钟。
　　第三、无有效手段应对辽东战争。
　　1636年，正值壮年的后金国主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并称帝，昭示了其意图成为满、蒙、汉、朝鲜各族的天下共主，与明朝完全决裂。
　　皇太极从澳门葡萄牙商人处购置大量火炮，发展火器部队，在1636年征服朝鲜之战中，就大量使用远程大炮围攻汉城；在1639年至1642年的松锦大战中，调集的红夷火炮达上百门，强大的火力，加上满洲重甲骑兵、蒙古骑射兵、朝鲜火绳枪兵，逐渐在军事装备上超越了明朝。
　　而反观明朝，自身火炮实力不足的情况，因华夷之防，言官的弹劾（明末官场的弹劾是为反对而反对），拒绝了大量购买葡萄牙先进火器，反映大明朝廷在战略战术上的不思进取。
　　在民族结盟上，清朝能够拉拢蒙古黄金家族、乌斯藏宗教势力、汉人、朝鲜投降武装，形成一股利益共享的伐明力量。而明朝由于羁縻制度的松散管理，导致后期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内政外交的孤立无援，使明朝在应对辽东战争上，输多胜少，同时皇太极采取围点打援策略，逐步消耗明军有生力量，致使明朝内外腹背受敌，财政亏空、缺兵少将、逐步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