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温暖的回忆

　　前几日朗诵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颇有感慨。＂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这是一种纯净的幸福理想。说到劈柴，暖意从心底里油然而生。
　　我出生在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小村落。两三岁时隐约的记忆就是二哥劈好一小堆木柴，每一根柴棒立起来都有大半个我高。二哥拿它们去和村里其他的男孩＂打呔＂，我无法在字典里找到一个合适的解释，＂呔＂，也许是别的字。字典里根本没这个词，但我的哥哥们少年时却将这种游戏玩得热火朝天。似乎划定一个疆界，双方用劈好的木柴棒做＂呔棒＂，打击对手的＂呔棒＂，打击的同时＂呔棒＂出手。大概规则是要把对方的＂呔棒＂打到某个目的地，而自己的＂呔棒＂又不能过去。胜利者会赢得对手的＂呔棒＂。因为我实在太小了，所以细则并没有搞懂。
　　我只记得，每到生产队傍晚收工，一群十几岁的少年就集中在我家院门前开始他们的对搏。等到母亲晚饭做好，出门喊二哥回家时，二哥总是大汗淋漓抱回一大捆＂呔棒＂。这种游戏会从深秋一直持续到冬天数九之前。二哥赢回来的＂呔棒＂与日俱增，渐渐地摞满了两间房屋的檐下。二哥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他把自己的战利品整整齐齐堆放在窗台下，我看着它们一天天增多，增高，直到与窗台齐平。而其间，母亲还一直用这些二哥赢回来的＂呔棒＂烧火做饭。＂呔棒＂是木柴，火苗旺，耐烧，烟气小。母亲很喜欢。所以，在小小的我的眼里，二哥就是大英雄。
　　在我不满三岁的时候，全家迁到了另一个较大的村庄----也就是我现在的娘家。新家所在村庄有三大好处：有学校，有水井，有树林。有学校，所以我八岁时上学了；有水井，哥哥们不用大老远到河里挑浑水或者搬河冰；有树林，可以在秋收之后砍回很多树梢。天冷时母亲不为找烧火的柴草发愁。
　　英雄的二哥又有了新的创举。林场每年秋季要伐掉一批成材的树，大树锯掉后，留下一个个巨大的树墩。二哥起早赶黑，把那些树墩挖出来用马车载回来，在院落中央堆成一座小山。二哥已经长成一个英俊的青年，他不再用斧头加工＂呔棒＂，而是斧斤并用将那些巨大的树墩劈成可以放进灶糖的大小，以便母亲使用。那时候，只有过年、元宵和娶媳妇垒旺火时才会买一担煤炭。因此冬天的土屋里并没有可以烤火的炉。母亲在晚饭后会将二哥劈开的树墩塞进后灶里，等树墩烧起来的时候，炕头热乎乎的甚至有点烫手。母亲铺好被褥，把我塞进炕头的被窝，然后最后一次扫净屋地，洗洗手，钻进被窝，把我搂在怀中。煤油灯吹灭了。
　　树墩已经烧红了，火苗的影子伴随着＂轰轰轰＂的声音在粉白墙壁上欢快地跳跃着。父亲说，这火烧的＂轰轰轰轰＂的，好像火车来了。我于是十分向往看见大火车。父亲和母亲在腾跃的火苗影子里，说一些家常往事。有一段时间，父亲忽然来了兴致，每晚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他十几岁时听来的故事。不知道是故事讲得太久，还是我入睡的时时间太短，总之一本《薛仁贵征东》讲了一个冬天。
　　老屋很小，温暖的火苗照在几个人的脸上，照着彼此平和快乐的对话，日子也像缓缓燃烧的火苗……二哥会在大清早从饲养院回来。二哥给母亲挑水，母亲起来生火做饭时总会摸摸后灶台说＂还是热的＂。我不知道那树墩什么时候烧尽的，反正早上醒来时屋里感觉冷了。母亲忙着生火做饭，二姐去上早学了，二哥挑水扫院，土炕上只有怕冷的我和父亲懒懒的裹紧了被窝在假睡。
　　冬日的白天短，母亲有一家人的针线要做。我还没上学，整天在外面玩儿。踢毛毽儿，丢沙包，捉迷藏，打冰溜。玩到冷得不行，就跑回家。母亲总是坐在炕头做着针线活，她笑眯眯地问我＂冷不＂，然后摸摸我冰冷的小手，一边说着＂也不怕冻＂一边拉我上炕，把我的手放在她盘座的腿下。那是全屋子最暖和的地方，我冰冷的手很快受热复苏了，但糟糕的是复苏之后开始钻心的疼，我便张嘴大哭！母亲还是笑眯眯的，停下手中的针线，抹掉我的泪水，一边半安慰半嗔怪地说：＂谁教你冷了不懂得回家？＂然后她抱我坐在腿上，哄着我，给我唱《小白菜》。那《小白菜》我很快学会了。以后出去玩时我就自己唱起来，＂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岁两岁没有娘呀……＂村里的大人们听见了，很快传遍了全村，人们都知道我会唱《小白菜》。大人们见了我就蹲下来拉着我的手让我给唱个《小白菜》。我是不随便唱的，只有供销社的售货员给我糖吃或者赤脚医生给我药匣子药瓶子玩时我才唱。当然，那些慈爱的爷爷奶奶们例外。
　　冬天过去是春天，童年的春天没有给我留下多好的印象，总是风沙不断。而且干菜已经吃完，新菜还没影儿，母亲每天为做饭发愁。她想尽办法让我们可以有饭有菜，但我真切记得有时中午她也不得不煮土豆，甚至有一次不得不蒸半碗黑酱给我们下饭。我咽不下粗糙的玉米窝头，忍饿也不吃。母亲便在玉米窝头里加点糖精，然后小心翼翼地空搭在木柴火烬上烤，烤到焦黄酥脆变成一种特殊的点心，然后哄我充饥。但我还是每到春天就变得面黄肌瘦。
　　熬过了春天，院里的李树终于结果了，葡萄架下也缀满了一串串小葡萄。母亲种的西红柿的秧苗顺着立好的细木杆一天天往高爬，渐渐也结出果来。二哥和二姐在房檐下种了好几株爬山虎（牵牛花），把细线绳从椽头绑好拉下来固定在地上，那爬山虎顺着线绳一直攀到房顶。二姐还在井沿上种了两棵洋烟（罂粟），还有一些凤仙花、扫帚梅、巴拉拉。我家的院子一天天生机盎然起来。各种花陆续地开，姹紫嫣红。最鲜艳最饱满的是洋烟花，有小碗大，粉红粉红的，说不出的诱人。最壮观的是爬山虎，每到傍晚，从地下到房檐，三尺多宽的好几柱就盛开了，蓝色的、粉色的，偶尔还有黑红色的。我的家一下子成了另一个世界！
　　但我的注意力却还不在这些花上。我的眼睛成天盯着树上渐渐长成的李子，盯着架下的葡萄和藏在叶子中间的西红柿。二哥和二姐每日傍晚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出井水浇灌各种花和树。他们带我到葡萄架下观察藤的变化。那葡萄是吸水最快的，井水浇上三五桶，葡萄藤立马就水灵灵的，甚至水会渗出藤条形成露珠一样的水珠。
　　当然，葡萄也很快长大了。等它们有指肚那么大的时候，我就开始将我能够得着的揪下来吃了。虽然还酸还涩，但总强过玉米窝头。低处的葡萄被我残害得残缺不全，二哥和二姐每天拿我的暴行说笑开心……葡萄架下最美的故事是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二姐说，牛郎织女七月初七要鹊桥相会，相会了要说悄悄话，这悄悄话藏在葡萄架下可以在深夜听到。我于是在晚饭后搬个小板凳十分虔诚地坐在架下等待。但是等待的结果却是二日天明醒来，我好好地睡在炕头，二姐坐在小板凳上帮母亲拉风匣做饭。
　　＂牛郎织女说悄悄话没？＂我问。
　　＂说了，你睡着了。＂二姐笑眯眯地回答。
　　＂你不叫醒我！＂
　　＂叫了，你睡得太香了。＂二姐始终笑眯眯的。
　　小喇叭正在播新闻，说北京说天津。
　　＂二姐，北京在哪儿？＂
　　＂在北边。＂
　　＂二姐，天津在哪儿？＂
　　＂在天上。＂
　　＂那毛主席在哪儿？＂
　　＂应该在天津。＂
　　＂是在天上吗？＂
　　＂嗯。＂她笑眯眯地拉着风匣，回答我的问题。她已经是少先队了，我很崇拜她。所以她的话都是权威的，这种权威性一度超越了二哥。
　　日子水一样流走，我也用二姐取的学名上学了，并且一直上了好多年。而二姐却在我五年级的时候，在父亲和母亲的呜咽声中出嫁了。她出嫁之后我去乡办中学念初中了。
　　初中的宿舍是原来公社农机站的养猪房改建的。屋顶住着麻雀，每天在宿舍里自由自在地飞，把屎肆无忌惮地拉在我们的被褥上。但我们却也很快乐。每个星期六中午，回家前的一顿饭是白面大馒头。一个馒头六两面。那时候家里比我小六岁的大侄儿也吃不下饭。我舍不得独吞这大馒头，吃上几口压压饥，剩下的就用白纸包包塞进书包，回家时给侄儿吃。大嫂很清楚我降饭的年龄肯定没吃饱，于是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在灶上锅中为我留着热饭。不管她在不在家，我回去时，灶上总有留给我的热饭。后来不缺白面了，我回去时那灶上也总有留给我的热饭……
　　几十年过去了，不管经历怎样的风雨，那些温暖的记忆一直安详地待在原地，随时预备着张开怀抱给我最纯净的安慰。生命历程里那些原初的美和暖，使我坚强，使我善良，令我在衰老的过程中仍然充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