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阁藏在故宫里的隐秘坛城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是我国收藏藏传佛教文物最多的机构，在院藏的4。2万件宗教文物中，藏传佛教文物就占了80，其中包括2。3万尊佛造像和1970幅唐卡。
　　藏传佛教在大约13世纪进入汉地，虽然在民间并不普及，但却得到了宫廷的接纳。从元代到明代，藏传佛教在宫廷宗教活动中越来越活跃，及至清朝，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政策，同一时期，紫禁城内的藏传佛教殿堂开始日渐增多。
　　故宫中正殿区域
　　在清宫档案、文献中，有一片被总称为中正殿的建筑区，以中正殿为中心，自南向北分布着宝华殿、雨花阁、梵宗楼等十座藏传佛教殿堂，构成了故宫内惟一全部由佛堂组成的建筑区。这些现存的佛堂，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其中有九座保持着原本的内部陈列，被称为原状佛堂，雨花阁便是其中的一座。
　　雨花阁
　　雨花阁坐落在紫禁城内廷外西路春华门内，是故宫西路宫殿建筑群中最高的一座，也是故宫内密宗神殿中最大的一座。这座佛堂形制奇特，汉式的单檐攒尖顶，上覆鎏金铜瓦，顶立鎏金喇嘛塔，四脊装饰藏式铜鎏金蹲龙，可见建筑内外大量采用了藏传佛教的装饰元素，是清宫建筑群中惟一的汉藏合璧式建筑。
　　金光闪闪的飞龙腾跃于脊上
　　每层檐下有泥金彩龙盘绕柱梁之间
　　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雨花阁由来自青海的三世章嘉若白多杰根据藏传佛教的教义主持修建，是仿照了西藏阿里古格王朝的托林寺坛城殿，在原有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改建而成。
　　这座佛堂兴建的缘起记载在章嘉国师的藏文传记中乾隆皇帝曾问章嘉国师西藏佛教是如何复兴的，有哪些人在西藏为佛教建有广大功业，他们的主要功绩又如何。
　　章嘉国师便讲述了古格王朝的王室对佛教复兴所做的努力、西藏佛教后弘期的著名大译师仁钦桑布创建托林寺以及托林寺正殿的建造陈设等情况，听罢，乾隆皇帝即表示在紫禁城内也要修建这样的一座佛殿。
　　雨花阁一层内景
　　于是，这座制式宏伟的藏传佛教密宗佛堂被建起，专用于供奉西天梵像，其中不仅陈设有密教三大本尊珐琅立体坛城，还有来自于清宫造办处工匠与中正殿造佛喇嘛的杰作，以及藏蒙等地向皇家敬献的来自西藏地区、印度和尼泊尔不同时期的佛教艺术珍品，包括金铜佛像、唐卡和法器等。尽管从一定程度上，清朝藏传佛教信仰已经成为团结蒙藏民族、维系皇权的政治需要。
　　雨花阁一层北间
　　值得一提的是，雨花阁内的陈设立体而形象地再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密宗四部的修行理论，将藏传佛教的修行层次，通过佛像与唐卡的陈设，做了具象化的表现。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研究学者发现，雨花阁是自元代藏传佛教引入汉地以来，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以建筑和造像的形式，呈现密宗四部及其神系的思想。密宗修行人要严格遵行修行层次和阶段，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在接受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在试图整合藏密神系的系统和规范。
　　雨花阁是一座外观三层，实际上内置四层的楼阁式建筑，在一、二层之间靠北部设有暗层，为明三暗四的格局。在四层的佛龛供奉上，分别代表着密宗四部修行的不同层次，分别供奉着功行品、行德品、瑜伽品和无上瑜伽品四部密宗佛像。
　　乾隆皇帝御题智珠心印匾额
　　掐丝珐琅坛城
　　雨花阁一层悬挂着乾隆皇帝御题智珠心印匾额，正间天花装饰观音六字大明咒，整个殿堂前布满了佛塔、佛像和供物，以及佛龛之后的三座掐丝珐琅立体坛城。
　　这三座坛城坐落于汉白玉须弥座上，外部是紫檀木重檐亭式罩，造型颜色完全一致，只是内供神像不同中间是密集坛城，东边是胜乐坛城，西边是大威德坛城。故宫雨花阁内的这三座坛城也是世界范围内现存最名贵的立体坛城。
　　雨花阁一层北间佛龛
　　安置在坛城后的一层称智行层，供奉以无量寿佛为中心的事部九尊佛，这些神像都是密宗事部的主尊及护法神。这是一组铜镀金坐像，为藏传佛教中特有的女神形象。
　　雨花阁二层佛龛供案
　　处于二层的暗层仙楼称德行层，供奉行部佛像九尊，以宏光显耀菩提佛为中心，四尊佛母和四尊金刚分列左右。
　　雨花阁二层佛龛题文：此层供奉行德品佛，应念行德品内宏光显耀菩提佛，佛眼佛母，无我佛母，白衣佛母，蓝救度佛母，显行手持金刚，伏魔手持金刚，蓝摧碎金刚，白马头金刚，无量寿佛等经。
　　雨花阁三层佛龛供案
　　三层普明圆觉称瑜伽层，供奉以大日如来佛为中心的瑜伽部佛像五尊，即金刚界毗卢佛、成就佛、最上功德佛、普慧毗卢佛和度生佛。瑜伽部五尊佛像均着菩萨装，全跏趺座。
　　雨花阁四层佛龛供案
　　顶层称无上层，也是最为神秘的无上瑜伽部三位主尊佛所在，供奉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各一尊，位置与底层坛城的主尊保持一致，拉萨上下密院主修的就是这三大金刚。这三尊造像体积虽小但工艺高超，制作精美。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和政权的兴替，难得的是今天的雨花阁仍然保持了嘉庆以前的原貌，只是由于物件摆放密集且容易损坏，这里并不具备开放条件，但故宫博物院计划将来通过数字技术将这个神秘的佛堂向观众展示。
　　更为难得的是，这座清宫佛堂以其明确的宣示教理成分，为体系庞大而丰富的藏传佛教图像学和神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宗教意义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