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总部加速迁离首都，为什么北京的经济活力不降反升？

　　自2014年我国明确提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策导向，以及随后央企改革的内在驱动下，央企总部正在以年均05-1家的速度迁离北京。但在2021年，这一趋势正在明显加速，已经有至少4家央企完成外迁工作，包括：
　　迁往武汉的长江三峡集团（9月26日）；
　　迁往上海的中国电气装备集团（9月25日）；
　　迁往雄安的中国卫星网络集团（4月28日）；
　　迁往雄安的中化控股（5月6日，由中国中化与中国化工联合重组而成）。
　　如果再加上拟定于12月15日迁往上海的中船集团，以及明确表态将迁移的华能集团…… 今年从北京外迁的央企家数将达到史无前例的5-6家，央企总部＂展翅外飞＂已经步入落地实施阶段 。
　　拥挤的北京
　　（一） 遥遥领先的央企家数
　　随着市场竞争与优化重组的深入与完善，目前我国央企数量，已经由2003年的196家降至96家（根据国资委2021年6月公布的最新央企名录） 。
　　需要注意的是：
　　1，除了国资委直辖的实业类央企外，还 存在着27家金融类中央企业（中管金融企业）、5家部委管理的中央企业 。它们不属于央企范畴，但肩负着类央企的重任。
　　2，96家央企的排名是有 既定规则 的： 前51家央企＂一把手＂的任免与组织关系等同于副部级 ，这类企业被称为＂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媒体及群众约定成俗的称谓是＂中管企业＂；其中， 中投、中铁、中信等三家企业为正部级 央企。
　　3，央企总部扎堆分布在北京。作为我国政治中心， 北京共吸纳了34家央企（占比35.42%） ，远远领先于第二名上海市（共8家，占比8.34%）。如果综合中管金融与部委直属企业，北京的＂ 区位优势 ＂将进一步放大。
　　（二）所图何在？
　　央企总部云集北京， 既有计划经济的特殊历史痕迹，也有企业主动接近资源的自发选择 。
　　一方面，骨干央企具有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行业背景 。例如51家中管企业中，前十名均为军工类企业（包括核 工业、航天、航空、兵器工业 等）；而11-22名则是能源板块企业（如 石油、电力 ）、其后则是 通信、汽车、电气、钢铁、化工 等制造业企业。这些行业或是事关国家安全，或是存在自然垄断的特性，因此是计划经济和调控的重点。
　　另一方面，央企朝北京汇集，是为了更好地参与资源的分配 。而即使抛却权力与资源过度集中的事实，单纯从信息经济学信息角度，总部设立在北京也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步骤。
　　例如在通讯、交通尚不完善的上个世纪，哪怕不进行＂跑部钱进＂的非常规操作，央企与部委、监管层、政府领导的及时沟通/高频交流也是极其重要的。这方面，干巴巴的书面汇报或电话传真，或者火车、飞机往返奔波，显然与同城/同区的当面汇报相差甚远。
　　事实上，央企看重的所谓资源并不仅仅指具体的调拨计划和政策结果，政策导向之类的 软信息同样是核心竞争力 。
　　因此，央企总部的集聚趋势，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版图的整体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心在重工业发达的东北地区，以及具有科技、金融优势的轻工业基地长三角地区。因此，不少央企总部散布于 哈尔滨、长春、上海 等地。
　　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催生了一批中西部地区央企总部的诞生，其中甚至包括一些较为偏僻的小城市。例如十堰（东风汽车）、德阳（东方电气）。
　　但从八十年代起，政治、经济规律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新设央企大多把总部设立在北京，不少在外地的央企也设法把总部迁至首都。例如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
　　（三）新的趋势
　　然而，央企总部的过度集中，很可能导致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悖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利于央企的市场化发展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 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
　　因此，尊重要素与价格等市场化配置手段，必将逐步调整非市场化的调控方式。而央企的中流砥柱作用，是通过＂重质不重量＂来实现的，这就使得央企总部存在着更接近产地、市场、金融与科技前沿阵地的驱动力。
　　例如，在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揭牌成立大会上，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白忠泉就提到将总部设立在上海的理由是：
　　提高我国输配电产业的国际化竞争能力、推动国际化经营战略，是集团选择落户上海的重要原因……（上海）具有极高的国际化水平，具有电气装备技术与人才的绝对优势，且长三角地区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高地，可以与上海形成区域内发电、输电、配电的全产业链布局。
　　其次，央企总部扎堆北京，有恶化＂大城市病＂的风险隐患 。为了避免如同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孟买等＂超级大城市＂带来的＂大城市病＂，北京的城市发展规划经过了一系列的严密规划与论证。
　　但由于历史原因，在京的央企总部集中于二环等核心区域，这不但加剧了基础设施、城市用地的供应紧张，甚至对于数十万背负起巨大生活压力的央企普通员工来说，幸福指数也是急剧下降的（例如购房需求、生活成本）。因此，剥离城市职能，使北京定位于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正是2014年政府提出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背景，也是央企开始迁离北京的肇端。
　　2021年1月提出的北京市＂十四五＂规划草案，提出将主动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推动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区转移。具体目标包括：优化核心区中央政务空间， 持续降低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人口、建筑、商业、旅游＂四个密度＂，让核心区逐步静下来 。
　　而根据《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到2022年确保首批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落地，到2025年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建成投运，高品质宜居宜业城区雏形初步显现。
　　散是满天星
　　央企总部的迁移会不会降低北京市的经济活力？对中国经济发展将产生什么影响？
　　从短期看，央企总部的迁出，可能直接影响北京市的财政与税收。
　　按照现行税制，央企所缴纳的税种之中，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是集中缴纳给中央政府的，但毕竟还有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零零碎碎的税种。由于央企的庞大体量，这部分税收对总部所在地的财政是有重要意义的。
　　但从宏观角度，央企总部迁移现象对北京市的GDP影响有限。
　　需要强调一点，央企总部的迁移并不意味着体量庞大的业务发生实质性转移，更多的是行政职能与非生产人员（如总部行政员工）的转移。而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GDP是按照企业实际经营地而不是企业注册地进行核算的。 因此，总部迁移并不会造成北京市GDP的显著冲击 。
　　过去十年，北京与上海的GDP对比情况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两个有意思的现象：
　　①  以2014年响应国家号召、央企开始迁移为窗口期，前后三年间，北京市的GDP体量与增速，相比上海市并未有明显下降。在2015-2017年间占比均稳定在90%以上。
　　②  近三年来（2018-2020年），北京/上海的GDP总量占比呈显著提升势态，反映出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潜力相当可观。
　　而2021年各省市前三个季度的GDP排名中，北京与上海的GDP差距进一步缩小，经测算后的GDP总量占比上升到96.39%
　　考虑到主动迁移的企业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从总体上看，它们的迁出并未明显影响先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反而为高附加值的高精特新、高成长性的科技企业、高活力的初创企业提供了宝贵的成长空间 。
　　从本质上讲，北京市主推的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过程，同时也是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这场由央企总部迁移引发的产业代谢，并未影响北京市的经济活力，反而初步达成了＂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奇妙功效。
　　未来趋势
　　可以肯定的是，央企总部迁出北京是既定的方针，而迁移考量中，除了依照城市职能剥离而向雄安新区迁徙外，另两个高权重的依据分别是：
　　① 聚焦产业环境与主业的前摄性选择 。也就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敏捷地适应产地、市场的需要与信息反馈。例如中粮、华电、中船的筹划。
　　② 此外还要考虑到提振区域经济的需要 。央企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只有经济责任，还有社会责任。因此，总部迁移还可能考虑消除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带动当地文化教育发展、形成合理的工业体系布局等因素。
　　具体而言，哪些城市将在承接央企迁入中成为大赢家呢？目前的形势是：
　　首先，上海与雄安在争夺第二把交椅 。上海在交通、区位、技术、人才、资本、国际化水平、资本市场成熟度等各个方面雄踞国内第一，而这正是市场化竞争的央企所关注的因素。而雄安则是承接非首都功能的＂副中心＂，包括金融岛与总部区的规划已经开始落实。因此，目前上海以8家央企总部的数量暂时领先，但雄安的后续发力值得期待。
　　其次，武汉与深圳直接竞争将展开激烈竞争 。武汉是工商业及科研教育均较为发达的中部通衢，具有经济辐射的独特竞争优势，目前已有3家央企入驻；而深圳则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城市，制造业发达，同时也是展示对外开放的窗口。因而武汉与深圳谁能笑到最后，也是很值得关注的话题。
　　最后，其他区域与城市有望利用区位优势，形成专业化央企的错位竞争格局 。例如我国东北的重工业与农业，成都等地的军工、电子产业等。
　　总之，如果做好整体规划和产业战略调整，央企总部的迁移是有可能形成＂双赢＂甚至＂多赢＂局面的。首都北京释放了宝贵的发展空间，而承接地则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例如：
　　在三峡集团搬迁大会上，集团分别与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宜昌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谋划推动重大工程项目154个、总投资3645亿元，助力湖北打造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
　　而湖北省则承诺，以＂待自家人、办自家事＂的理念，扎实有序推进三峡集团总部搬迁工作，该支持的全支持，能保障的全保障，应服务的全服务。
　　所以，切实理解与扎实推进央企总部的迁移工作，不但关系央企本身，也关系到区域协调发展，事关亿万中国人的共同富裕愿景。
　　这是新时代北京之幸，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