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财科院王志刚数字化为财政治理现代化赋能

　　针对新时代财政如何发展以及数字化财政如何赋能经济等问题，经济学家圈近期专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志刚。以下是访谈实录，文字略有删改。  01.经济学家圈：感谢您接受《新鲜计划》的专访，您是怎么理解经济学的？
　　王志刚：  感谢大家关注青年经济学家的《新鲜计划》，关注新鲜观点。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配置的学科，同时它也是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学科。这个学科非常有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看清楚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视角，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和不一样的社会。
　　经济学在国外的语境中最早是从微观经济入手的，当然后来宏观经济学也逐渐成为独立学科，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面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意思，更偏重于宏观。但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经济学是一门让国强民富的学问，是让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企业变得更加繁荣，国家变得更加富强的学问。
　　02.
　　经济学家圈：您怎么看待目前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
　　王志刚：  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改进的，比如说对历史的学习，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我们一定要有历史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和社会现象，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研究经济学不仅仅要学经济学本学科的分析方法，还要有一种跨学科的视角，比如说社会学、人类学、史学、心理学等，这些学科本身有很多非常新鲜的思维方式，经济学研究完全可以和这些学科碰撞到一起，产生出更好的、更有价值的一些成果。
　　03.
　　经济学家圈：您觉得中国学者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多远？
　　王志刚：  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有几种类型。
　　一种是用国外的理论来研究国外的问题，进而给出一些方案。另外一种是用国外的理论研究中国的问题，给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三种我觉得也是最好的，就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经济现象做出合理解释，并给出政策建议。第三种应该是我们要努力达到的。
　　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专业研究者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出现，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研究素材，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未来我们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当然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至于说什么时候得奖，我觉得应该是当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而且我们的研究也能给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很好的借鉴的时候，我们距离获奖就更近了。
　　04.
　　经济学家圈：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
　　王志刚：  最新公布的＂七普＂人口数据显示，中国现在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0%以上，达到了18.7%，这么大的老龄人口给中国的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社会老龄化比较严重的话，社会活力包括创新活力是有所下降的，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这会提升整个社会赡养老人的成本。养老成本现在有多种分担机制，其中政府财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的支出等。这些支出都是服务于老年人口的健康，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随着老龄化人口比例的提升，财政支出压力也会逐步上升。在中国一些地方，社会保险基金账户出现了收支失衡的压力。对那些人口流入地的政府来讲，大量的年轻人口流入给当地的社保缴费带来很多收入，但是对人口流出的地方政府而言，人口流出导致本地的缴费人数下降，如果本地的老龄人口比例上升的话，这个地方支出的压力也会上来。所以在人口流出比较多，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财政在养老上支出的压力会特别明显。当然对东部的发达地区而言，年轻人口比较多，社会有创新的活力，经济也发达，财政可持续有保证，社保缴费的人口也多，这些地方社会保险基金账户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从中央财政角度看，要有全国统筹的概念。现在有一种制度叫中央调剂的养老金制度，财政从发达地区抽取一部分的这种资金，转移给那些老龄人口比较多、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就可以实现跨区域基本养老服务支出的均衡。此外，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也要考虑到代际间的公平，处理好不同世代人的税负和支出，尽量做到精算平衡。
　　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比如加快技术进步，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一些措施，在南方的一些工厂里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人来进行工作，即通过智能制造来生产产品，不需要太多劳动投入，这样就可以缓解老龄化人口导致的局部地区用工荒问题。从长远看，应该通过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给社会创造更多盈余来支撑养老的支出。
　　为了保持未来的养老体系可持续，我们还有一些促进人口生育的社会政策，比如说放开二胎等；财政给中小学教育和幼儿园加大投入等；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可以进行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等财税政策设计。这些政策合起来可以减轻家庭养老负担，有利于优化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从而让家庭的老人能够生活的更加幸福。
　　从养老相关的政策我们也能看出，财税政策设计不断彰显＂以人为本＂的特点。
　　05.
　　经济学家圈：您是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
　　王志刚：  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目前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央提出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美好的宏伟蓝图。
　　共同富裕内涵中包括人人都能够享受平等的机会，无论是受教育的机会、享受医疗资源的机会，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同时每个人通过努力，都可以从原来的低收入阶层进入到更高的收入阶层。我想强调的是， 代际之间要打破贫困的固化问题。
　　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是充满活力和充满流动性的，但实际上有很多现实问题仍然需要花时间予以解决的，比如地区收入差异，行业收入差距，职业阶层收入差异等，在某一段时期还有所扩大，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
　　在追求共同富裕过程中，总的原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三次分配各有侧重。初次分配靠市场以市场为主体，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要按照市场规律获取相应报酬，要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天赋、受教育程度、所处地区和行业特点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收入的多维差异性，所以需要政府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这些政策来进行适度调节，也就是需要二次分配。二次分配是靠政府以政府为主体，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经过政府的二次分配之后，老百姓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应该有所降低。
　　但是仅有一次分配、二次分配还不足以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时候就需要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靠社会以社会为主体，靠自愿原则。先富的阶层自愿地捐赠给慈善组织、公益事业来做一些公益性慈善事情，服务于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这是一种利他主义行为。政府会有一些政策配套，要鼓励企业和企业家从事公益事业。企业不仅有经济责任，还有道德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国外也是普遍存在着三次分配，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我想讲的是在进行一次、二次、三次分配前，它有一个前提假设，即人们面对的市场是一个完备的市场。但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尽善尽美，在市场的初次分配阶段，由于社会身份的差异，比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福利差异、机会差异等。所以仅仅靠一次分配或在二次分配，是不足以实现公平的。政府制度或政策应发挥促进公平的作用，把制度变得更加更加完善，减少这种制度扭曲，让人们都能够通过勤劳致富获取应有的回报，促进公平和效率的融合，这也是共同富裕的本质。
　　此外在三次分配里面也要防止一种观点，不能说任何事情都要由政府来主导，应该是政府、市场、社会发挥各自优势，三者形成一个合力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当然，政府的各类政策引导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通过财税等政策制度的设计，充分发挥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创造发明积极性，激励企业研发积极性、振兴实业积极性，还有为社会做贡献的积极性。形成让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氛围，我觉得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应该追求的。
　　共同富裕最终要实现所有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受的教育多一点获取的回报率可能会相对高一点，以前贫困地区的学生教育机会可能是不足的，或者说他考上了大学，但是无力承担学费就失学的话，也就丧失了未来通过教育获取更高收益的机会。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来创造一种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条件，比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等。让每个人都能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不至于从初始的能力培养就有较大差异，进而导致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较大收入差异。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还要缩减人力资本的群体性差异，需要政府采取更多的政策来引导。我们要尊重市场规律，政府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
　　共同富裕是相对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去做好该做的一些工作，把基础打扎实，把经济效率提高上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无论是研发创新或是创业活动，要激发社会各方面的活力，进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让大家来共享。
　　06.
　　经济学家圈：您如何看待财政数字化转型？
　　王志刚：  现在是经济数字化加速的时代，个人、企业和政府都在进行数字化的转型。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让大家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人们没办法出去购物消费，从事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数字化的优势在疫情背景下得到了充分释放，比如无接触的公共服务，比如政府的各种便民APP，企业和个人通过网络网购和协同工作等等，数字化是非常有效地推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工具和手段。
　　数字化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数字财政 则是政府数字化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数字财政是以数字化之＂芯＂注入财政之体，由数字化为财政治理活动赋能。从国际上看，很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数字化转型，运用数字化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和政策效能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财政数字化转型的领域各具特色，例如区块链技术提高了收入征管效率，基于生物识别技术的数字身份证甄别福利补助对象的真实性等，IMF（2017）报告测算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支付数字化可以节省GDP的1%，相当于每年2200亿到3200亿美元的价值。
　　中国财政部门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多个阶段，从90年代的金财工程、金税工程，到最近的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财政大数据应用等。财政的数字化转型从上到下都在加速，去年一些地方还专门发行了数字消费券，更好地撬动了居民消费，发挥了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
　　对于数字财政的定义，我觉得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现代数字技术为手段，以财政大数据应用为支撑，促进财政优化收支和促进公平效率相统一的政府收支活动。数字财政有宏观、微观和中观不同的层次，它有几个显著特征，比如跨层级、跨部门、智能化和网络化等。
　　财政资金涉及的面很广，跟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都要打交道。比如说居民缴纳交个人所得税同时可能也有一些补助领取，企业要交企业所得税可能也有一些税收的返还，政府预算单位之间也有各种各样资金往来。所以在政府、企业和个人活动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财政资金运行网络。
　　财政资金运行网络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会变得更加安全、高效，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政府的决策会更加科学， 基于大数据的决策可以考虑到更多信息，而信息对决策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信息比较充分的情况下，通过将数据、算法模型、应用场景进行融合，就能得到比较适合的策略，政府科学决策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次，除了提高政府决策效率之外，还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 现在可以跟踪资金的使用情况。数字财政它可以实现从政策、项目、资金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四位一体＂全流程管理的目标。政策需要项目来做支撑，政府项目背后有财政资金的支持。项目的服务对象是企业还是个人，财政部门是需要有所了解的。如果有数字财政系统的话，政府就可以有效地管理每一笔财政资金的运行，让财政资金能够实现穿透式的监管，更好发挥财政资金的价值。
　　直达资金机制在2020年应对疫情冲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中央财政部门对数字财政的成功运用，地方财政用好直达资金助力＂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2021年中央财政2.8万亿转移支付资金全部纳入直达机制。
　　第三， 数字财政可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与公共需求的匹配度。 原来政府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完整了解企业和个人的一些诉求，现在通过互联网等数字化渠道，公众参与预算有了低成本的信息渠道，还有人大预算联网系统对预算的监督，所以政府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各种各样的舆情，以及社会大众对民生的诉求，政府比以前更懂企业、更懂居民的诉求。在设计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政府就能够充分吸纳民意，从而让公共支出更加匹配公众需求，数字化有助于管好用好政府的＂钱袋子＂，不断提高老百姓满意度，这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
　　07.
　　经济学家圈：数字财政如何为财政政策赋能？
　　王志刚：  数字财政建设 在中国的财政改革和政策实践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即财政管理的乘数效应。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提出建设公共财政体制以来，财政部门推动了部门预算改革、政府采购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非税收入＂收支二条线＂改革，还有其他一系列管理改革。这些改革实际上理顺了财政资金运行的管理机制，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对外的，实际上具有一种我称之为＂财政管理乘数＂的效应。
　　我们知道，传统经济理论表述中，财政政策乘数包括税收乘数，比如减税降费会让企业扩大投资进而带动内需，还有支出乘数，政府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增加投入例如扩大公共投资来提振经济，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相比之下，财政管理改革的效果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实际上，数字财政实际上可以让财政的管理能力充分释放，相当于增加了一种隐性的支出，或是产生了无形的收入，可以产生一个乘数放大的倍增效应，这会渗透在财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并形成合力，例如在不断改进的财政管理体系中，即使没有增支或减税，给定数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数字财政建设过程中可以不断清楚政策传导中的各种梗阻现象，财政政策效能就能得到不断的释放。当前实施的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要科学评估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而在数字化时代通过运用大数据的手段，财政资金运行的效果很容易一目了然。
　　记得多年前去深圳调研，看到他们有一个民生地图，能看到每一个社区最近的小学幼儿园，还有门诊服务中心的空间分布。其实在民生地图里，我们可以把公共服务支出数据与这个地方人口、企业等数据进行匹配，就能评估出财政资金运行的效果到底好不好，可以非常形象直观地得到一些结论。
　　202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其重要研究成果就是运用因果识别的方法进行相关的公共政策评估。一些国际组织也在大量运用这样的政策评估方法。但是政策评估的前提是要有基础的大数据，不仅仅有宏观、中观数据，还有一些微观数据例如一些平台的数据、个人的数据，政府的公共数据平台站在公共利益最大化角度，在安全可控的制度机制下，将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估，从而让政府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全社会的公共价值最大化。
　　08.
　　经济学家圈：数字财政建设面临哪些挑战？
　　王志刚：  数字财政建设在各个地方侧重点不太一样，地方也在稳步推进中。比如广东的预算管理一体化实践，预算管理一体化主要涉及数据生产系统建设，预算一体化系统可以打通中央、省、市县的财政资金信息通道，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可以实时掌控资金变化、预算划拨资金的投向，对资金拨付使用效果等进行跟踪监控。生产系统建设积累的数据还可以为大数据应用提供基础，有一些地方做了很多大数据应用场景的建设，比如像一些资源型的地市会运用数字化的手段，对这个地方矿产资源所产生的税收进行很好的实时监测，政府对财政收入做到＂心中有数＂，在安排预算资金时就会比较好地匹配支出需求。或是运用小微企业的纳税数据，基于大数据来进行综合征信评估，将财政对小微企业的扶持资金和市场资金进行有机融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
　　当前，在数字财政建设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
　　第一个方面挑战就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均衡。 比如新基建、5G、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的基础设施，无论是硬件建设还是软件算力建设，在很多地方分布是不平衡的。东部地方在数字财政建设推进过程中先行先试，这些地方的数字化红利非常明显。中西部地区在硬件投入上没有那么多，就很难充分享受到数字经济的红利。
　　所以说在未来的建设里面，要保证基本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入，为政府的数字治理、数字财政建设创造较好的软硬件条件。
　　第二个方面挑战是现在数字财政的一些基本制度还不完善，有待深入研究。 数据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既然是新的生产要素，它肯定是会参与到生产、消费、流通的各个环节里，数据成为一种新的收入生成渠道，如何完善现有的税收制度以更好地适应经济数字化进程，这需要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
　　关于数字经济问题有基本的制度问题就是数据的产权问题。 到底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怎么样分配？不同的分配方式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数据由个人产生，也涉及到企业和平台。个人和企业都是一个数据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数据的消费者，大量数据的所有权归属是核心议题。
　　假设数据所有权是归消费者所有，那么企业使用这个数据，要不要征得数据所有者同意呢？如果一对一的签订合同，而且严格经过消费者授权的话，企业的成本就太高了，企业就没有积极性去投入人力和资本来进行开发生产。如果企业没有积极性，数据的价值即使潜在价值很大，也很难发挥出来。
　　所以数据产权制度设计既要保证居民数据的安全和隐私权，防止数据滥用，同时也要有激发数据企业去更好地开发数据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然后政府通过财税手段进行合理调节，让财富更好地反哺社会，大家共享数字经济红利。
　　伴随着产权问题的是数字资产的评估。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在2019年底出台了一个数据资产的评估指引，但评估有一个前提，就是数据资产定价需要有一个完备的数据交易市场来实现。但是数据产权的确权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数字资产交易市场实际上并不完备。
　　在不完备的交易市场里面，怎么样去评估数据资产的价值，让它成为一种新的资产是一个的挑战。所以需要一套基本的财务会计制度，来分别对应个人、企业和政府进行数字资产的价值评估。实际上，确权、资产价值评估和市场交易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一些地方的数据交易场所也逐步建立起来，在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这有助于推进数据交易市场的相关制度体系建设。
　　当前，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基本的数字经济统计制度，比如统计局今年出台的数字经济统计制度，包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分类统计。我相信随着未来随着与数字化相关的元制度体系慢慢建立起来之后，数字财政和政府数字化治理就能够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人才供给不足的挑战。 数字财政需要的是复合型的人才队伍，不仅要懂财政业务，还要懂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这样复合型的人才对数字财政建设来讲是很大的挑战。地方现在做数字财政建设，一般是成立一个工作专班，包括预算、国库、信息化等不同部门的人员。这种人才配置也表明当前在复合型人才供给方面有一定的短板，包括相关学科的建设，一些学校在数字货币数字金融开设了很多，但是数字财政方面相对来讲发展得还比较慢。财科院现在开设了数字财政的硕士课程，教材仍在编制之中，还有很多完善的地方。
　　最后，相关部门的一些管理者对数字财政认识观念有待更新。 当前还是更多把它当成一种技术手段来看待，但实际上数字财政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概念，它是有很多创新的内容，数字化的巧妙运用会改变政府搜集、存储、处理数据的方式，有助于优化制度设计、创新政策工具、改进政策效果等，它能够促进将数字经济红利转变为数字财政盈余，有利于财政可持续发展。当然，随着数据的集中，数据安全防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做好物理和软件的双重防护。
　　所以以上四个方面是当前数字财政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数字财政建设需要政府管理者高度重视，需要及时转变观念，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优化的加速融合，做好组织人事等各类保障，加快相关制度体系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让数字财政能够对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作者简介：
　　王志刚， 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财政部财科所，以下简称＂财科院＂）财政学博士生导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财政大数据研究所所长。国家信息中心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王志刚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政策评估、地方政府债务、数字财政。
　　曾做过《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权威期刊的匿名审稿专家。财政政策蓝皮书编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第五届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第十二届全国青联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会员。
　　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经济科学》、《世界经济文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财贸经济》等报刊杂志上独立或合作发表论文和内部研究报告共计百余篇，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独著有《财政数字化转型、数字财政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等三部著作，参与审校翻译IMF主编的《公共财政的数字化变革》，合著多部。参与或主持包括中财办、世行、亚行、国开行、财政部等部门委托课题六十余项，多篇研究成果荣获省部级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