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战会来临吗？35位重磅中外专家预判中美关系走向

　　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说，企业最大的风险是必须要选边站队，如果一个企业被迫选择只与一方交易的话，就会出问题。你到底怎么办？你是否要站队？是否把公司一份为二？这些讨论并不是公开的，但其实很多公司私底下在过去18个月里都在讨论。
　　文 /《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预计，历史可能会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现在看来，变化远比想象中复杂。
　　3月19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美国安克雷奇结束，两国高级外交官员就各自内外政策与双边关系展开了坦诚、直接的沟通。一些显露分歧的外交片段公布后，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并引发热议。
　　就在这场对话落下帷幕的第二天，另一场由中美政企学届重要人士参与的对话在北京钓鱼台举办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21年会开启。 这场非正式的对话，更多则是彼此之间的互通有无，温和的分析与建议，氛围更为友好、热络。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史副主任章百家、巴基斯坦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穆沙希德·侯赛因首先回顾了50年前基辛格访华、中美建交的曲折历程。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合主席、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随后视频连线呼吁，中美双方要寻找一切可能，建设有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还与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就如何激发学生对物理的学习兴趣进行了交流。 薛其坤建议马斯克开办一所学校，将知识和产业、经济发展、人类福祉结合在一起。马斯克认为，机器人编程的专业人才欠缺，这的确是特斯拉将来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与会人士并不讳言中美之间的矛盾。受疫情影响，许多美国嘉宾线上参加论坛，中国的白天，正好是美国的深夜。视频直播时，《纽约时报》外交评论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不时揉揉眼睛。他说，在美国加州用ZOOM就能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世界比以往更平了。但中美长达40年（1979-2019）的合作篇章已经结束，这背后也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原因：
　　如今的电脑、冰箱、汽车、电烤箱……一切都具备了智能。当一切技术都能成为军民两用品，无论是对中国、美国还是俄罗斯、欧洲，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前总统特朗普会开始禁止美国一些技术和芯片对中国商业公司的出口。＂这就是一个大背景。＂
　　被技术与疫情裹挟的新的国际交往语境中，国家、民众之间的信任变得弥足珍贵。
　　《纽约客》专栏作家、美国人何伟1996年就来到中国，多年观察纪录中国社会变迁。当他被问到，一些外媒记者去采访中国民众，可能遭遇一些排斥，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何伟回答，尽管疫情也给中国的人们造成一定压力，但是美国的暴力冲突，他在中国并没有感受到，中国老百姓的心态还是非常开放，希望中国能够将这种状态保持下去。
　　难以回避的是，近两年，中美关系已经步入了一个关键时刻点。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姚云竹指出，正如安克雷奇会议显示的那样，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战略互信避免危机。中美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避免因误判和事故导致军事冲突，防止军事冲突不断升级成为更大规模和更强烈度的战争。
　　托马斯·弗里德曼说，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中美关系接下来的40年。对于技术问题，比如可以先允许华为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发展5G，＂如果我们觉得你遵守我们的规则，能够很好地适应我们的规则，并且也对我们的安全有利，我们就会让你不断地扩展＂，而不是相反——断然关闭一切通道。
　　WTO体系显然已经难以适应现时需要，在两个世界大国之间构建新的合作路径显得尤为迫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关键是要考虑如何创造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修正既有规则。在新规则下，彼此能够共存，能够继续从全球贸易中获利，开展合作。
　　论坛上，通过与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对话，联合利华、罗氏制药、江森自控等跨国公司的领导者试图打消对中国新提出的＂双循环＂战略的疑虑，并从中找寻更多发展契机。碳排放、数字技术、粮食安全、平台经济、数字货币、全球疫苗、媒体治理、职业教育、世界经济政策、如何弥合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不平等鸿沟等等，也仍然是中美人士共同关心的话题。
　　＂不被分歧所困，超越分歧、聚焦合作。＂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说，50年前，在中美彼此差异和分歧巨大的情况下，两国尚能克服重重阻隔，绕道寻求共同朋友巴基斯坦的帮助，最终见面和商谈，现在就更没有理由走向冲突和对抗了。
　　一场活动特意将主题设置为＂美国梦、欧洲梦与中国梦＂。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说，各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不足。研究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的目标应该是像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相互了解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梦想在很多方面是共同的。＂
　　许多话题并不局限于中美关系，但全球经济增长、供应链布局、科技创新、金融风险防控、数字治理、共同富裕……中美再次因为若干宏大的命题、以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经济被绑定到一起。多数问题至今没有得出确定的解决方案，不过数十位中外专家的智识为我们观测中美关系的走向提供了更多深远的洞见。《财经》杂志摘取部分观点在此文中呈现：1：中国梦和美国梦有什么不同？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巴黎经济学院荣誉教授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说，协调不同的梦想，是一个挑战。
　　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创造了＂美国梦＂这一词。他说，＂美国梦＂就是在这片梦想的土地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变得更好、更富裕、更充实，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获得机会——这是一个关于繁荣的梦想。为了让每个人都过上更好、更充实的生活，国家应该变得更加繁荣，而不是侵犯个人的主动性和发展轨迹。
　　詹姆斯·亚当斯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汽车和高薪的梦想，而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一社会里，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都能应当能最充分地实现自己的内在潜能，并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而不被那些偶然的出身或地位等条件所左右。＂
　　弗朗索瓦说，＂欧洲梦＂的措辞源于一个美国人的著作，认为＂欧洲梦＂不是个人积累财富，而是通过社会联系和对人权的尊重获得安全和保障。这一表述呈现的可能不是所谓的＂欧洲梦＂，而是欧洲人希望通过高度发达的社会保护和对人权的捍卫，实现高标准的生活水平和环境保护。
　　＂中国梦好像通常被解读为恢复中华民族的伟大，包括物质繁荣、地缘政治影响力、技术和创新力量，以及对祖先文化的尊崇。 这三个民族的梦想都是值得我们褒扬的，因为他们都希望在走向集体繁荣道路的同时，实现所有成员的经济和个人发展。＂弗朗索瓦说。2：中美国际收支不平衡，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梦想必定面临挑战。
　　从国家层面看，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指出，中国需要从出口和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更多的消费驱动型经济，再平衡制造业和服务业，从进口创新走向本土创新，从储蓄盈余变为储蓄吸收，利用巨大的国内储蓄库为社会安全网提供资金。实现这些转变，中国就能够实现百年目标，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取得极大进步，实现中国梦。
　　与此同时，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GDP从长期保持3.7%的增长，现在下落至2%下，这种发展速度很难再帮助美国人实现梦想，因此经济增速必须恢复到3.7%。美国还需进一步促进储蓄和生产力的增长。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说，过去40年，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美国引领的西方经济，实际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增速非常缓慢。
　　费尔普斯说，现在听到西方人经常抱怨来自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因为对他们而言，那就是逆差。这不光是市场的结果，也是由于中国人储蓄率非常高、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央行高利率等等诸多原因所导致。
　　中美两国需要进行更多沟通，让彼此变得更好，这是政府的责任。从成本角度看，美国的效率应该提高。另外，中美经济的互动，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不同？因为中国的就业率非常高、人均生产力很高。比如电子产品可以由中国生产卖到美国市场，这是市场自然形成的结果，并不是中国政府故意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中国工人经常生产的是中间产品，当然不是很多。在相应行业中的美国工人，实际上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技术也会取代一些人工。但如果换成美国工人，工资成本会提高，产品价格也会相应提高。
　　费尔普斯说，中美两国需要在资源分配上进行很好的沟通和交流，做到共赢。中美高层会谈可能是一个机会，但美方也会有很多担忧，特别是在中美贸易等方面。中国积累了很多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顺差，如果可以采取多元的方式去分配其中部分收入，通过在全球扩大投资，将中国的一些储蓄提供给其他国家，也就意味着中国帮助全球实现了增长。
　　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实现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国人便可以到美国去投资。美国的投资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饱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储蓄结余很少投到中国。中美之间如果有更多的互信，美国人也可以用储蓄结余来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双方都会受益。3：如何在不给他国带来困难的情况下，解决艰巨的增长问题？
　　还有一些经济利益冲突并不存在于国家之间，而在于各国内部。
　　史蒂芬·罗奇说，数据表明，中国和美国的财富都变得更加集中了。中国最富有的10%人群在2015年占据国民全部收入的41.4%，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数字只有31%。美国的问题更加严重，2014年这个数字是47%，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平均值大约为39%。社会财富应当比较均衡地分配给美国、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否则人们就无法共享繁荣。
　　正如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所言，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其实都面临不平等这同一障碍：
　　过去40年左右，美国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18年，美国基尼系数从不到0.4上升至近0.5，说明国家经济增长产生的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流入了多数人的腰包。美国社会不平等愈发凸显，同时产品的生产力在下降。伴随中国的生产力从接近欧洲水平，发展为接近美国的水平，我们也应该关注高收入阶层或受惠的社会阶层。
　　美国梦非常重视机会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贝索斯、扎克伯格，全是白手起家。但是美国社会今天的流动性比欧洲或其他地区更低，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更严重。中国也可能面临类似情况，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有大量低收入人群，社会流动性其实在放缓。当然，可能因为中国总体财富在增长，所以没有西方国家这么明显。但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发现，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放慢之间存在直接关系，这种流动性的减弱在美国和欧洲都存在。
　　史蒂芬·罗奇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0年，中国梦和美国梦还比较一致。现在中美共同的依赖关系正如人际关系一样，是一种非常被动的经济关系。当一方改变而另一方不改变之时就容易引发冲突。中国先认识到应当对不可持续的超速增长模式进行战略调整，现在正走在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有技术战、贸易战，还有很多人甚至说，美中之间可能会有＂新冷战＂。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民族梦想，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土壤。两国国情不同，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益分配的制度也不同，但是我们两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挑战，就是在不给他人带来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艰巨的增长问题。
　　＂实现一个国家的梦想，不一定要去排除另外一个国家的梦想。＂ 史蒂芬·罗奇说。4：中美＂新冷战＂会发生吗？全球化走向终结了吗？
　　中美关系如果处理不当，是否会发生与美苏冷战时期相似的情况？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答案既＂不＂也＂是＂，这更复杂。
　　20世纪曾存在两场世界大战，以及美苏之间的冷战。冷战有过非常危险的时刻，但最终避免热战，以和平方式解决。中美两国很难重演冷战，因为情况已经很不一样。
　　首先， 苏联及其盟国、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没有融合、完全独立、相互分割，在地缘上也是如此。苏联及盟国大多没有融入世界经济，所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第二， 从经济、资源的角度看，当时双方的实力相对均衡。经济上，西方国家比苏联阵营强很多。这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不一样，未来也不会一样。
　　第三， 冷战时期存在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分野，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中，意识形态不是那么凸显。中国文明具有政治的集权和经济的分权相结合的特色，西方人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沃尔夫说，中美关系在某些方面可能像冷战，但也可能比冷战更加糟糕。虽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
　　或许正如前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英国前首席国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所言，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是一个公共品。如果全球化关起大门，便很难组织好全球经济。一旦全球经济互相脱钩、支离破碎，例如数字经济、信息技术服务缺乏一个整合的市场，将极大伤害世界的总体利益。
　　过去3到4年，弘毅投资董事长、总裁赵令欢在许多场合已经看到供应链脱钩的尝试，发现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扎下非常深厚的基础，数字化改变了世界，脱钩很难做到。况且还有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我们需要互相依靠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即便不会发生新冷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也指出，全球化收缩已经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全球化的上半场由创新、市场化、开放所推动，成就了各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到全球化的下半场，全球化三个潜伏的矛盾转化成危机：①全球失衡转化为金融危机；②全球化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转化成当前很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冲突，最后演变为社会危机；③大国之间的冲突转变成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对抗。
　　全球人均GDP增速已经下降到1.9%，一个黄金时代结束了。新科技革命也来到了下半场。过去，IT革命带来全球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下半场则是人工智能的革命，碎片化、分散化、扁平化能够精准地满足本地的需求，大国的关系从合作转变成竞争。
　　张燕生说，基于上述三个基本事实，能不能讲全球化、全球贸易投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黄金时代结束了？5：全球供应链会变成什么样？
　　再来看看供应链。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主要经济体在贸易和全球化上的分歧，全球供应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诺弗尔代表美国98%的半导体企业前来参会。
　　诺弗尔说，半导体应用于人工智能、5G到自动驾驶、量子计算等方方面面，是排在石油之后、全球贸易额第二高的行业，也是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行业——美国主要做研发、东南亚进行晶元制造，中国开展测试，过去几十年都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种深度的供应链和效率，我们不可能在生产出一个有着540亿个晶体管的小芯片。＂
　　贺利氏集团是一家拥有300多年历史的德国家族企业，覆盖医疗、可再生能源、半导体、贵金属等领域。
　　其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凌瑞德说，该公司在中国获得的90%价值都来自中国本地生产，消费者需求、数字化是他们布局供应链的主要考量因素，但安全和有效也越来越重要。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美国食品零售行业由于没有足够的库存，已经损失了200亿美元。
　　赢创工业集团董事长库乐满说，供应链需要韧性、稳定性，特别是面对危机的时候。现在不应该将供应链缩短，反而应该让供应链更加有保障。必须有更多供应商，尤其是对于关键产品。原材料进口不能依赖单一国家。
　　＂我们德国的化学工业就是这样，在亚洲、北美进行大量生产，直接在目标市场生产，供应链和保护主义的问题就会减少。＂库乐满不同意全球化终结的论调。相反，他认为企业应当实现更多的国际化，将战略、销售和生产、运营进行相应调和，在危机时期增强力量。
　　从集中到分散。从效率到安全。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建华总结，全球供应链将出现向分散化转移趋势，加快多元化、本地化和区域化的进程。他提醒，海运集装箱＂一箱难求＂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这也反映出国际物流链中断的风险。
　　＂需求都到这儿来，堵在港口那里，另一处的港口是空的，这时候适当分散一点（供应链），效率可能会有改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说，全球供应链可能会适当分散化，从而出现一定区域化。但这本应是企业出于效率作出的调整，如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一些企业采取一些遏制措施，就容易使企业届搞不清楚方向。
　　诺弗尔说，国家安全对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要。但大多数芯片实际上和国家安全没有关系，比如手机、智能家庭设备等，政府应当和业界共同合作探讨，谨慎地制定相关政策，避免对全球半导体行业造成不利影响。6：＂国家安全＂谁说了算？
　　如何定义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安达保险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说，这是一个有趣且困难的问题，它取决于另一方的意图、价值和行为，同时也取决于围绕规则的方法的共性、参与度以及最终实现、遵守并且增加安全性的意愿。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胡弗鲍尔说，＂国家安全＂方面的障碍已经变得有点荒谬。
　　＂军民两用这个概念，现在有点太极端，所以也有一些很荒谬的例子，比如特朗普政府禁止来自中国的铁路设施，轻轨或者是高铁，或者是禁止抖音在美国的业务，这些都是非常荒谬的。现在拜登政府也跟我们说，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要谨慎或者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个更加荒谬。＂
　　当然，反之亦是。
　　诺弗尔说，在互联的世界中，没有一家公司或者国家能够完全实现自主化供应链。在半导体行业中，政府不应该去追求完全的供应链本土化。政策应该加强整个供应链的韧性和扩大市场准入，并且扩大贸易。同时去平衡涉及国家安全的需求。
　　＂关于国家安全，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清晰的、目标性很强的框架。尽量减少对科技的限制，只考虑狭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不要将国家安全用作保护主义的一个借口。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行业，我们所做的产品也帮助很多国家和世界度过了很多困难时期。半导体行业确实也肩负重任，机器人、农业、能源、交通、医疗等等都通过这个行业获得了繁荣，并且改善了人们的生活。AI、量子计算、先进的无线网络等很多新兴的技术，只有通过更多半导体创新，才能实现进一步发展。＂
　　如果真的发生脱钩，樊纲说，中国企业就不得不转向本土，实现科技自主、自力更生，什么都自己做。但这就不是全球化了，这也不是做生意的方式，这也不是推动技术发展的方式。世界要变得更好的话，就要合作、要有贸易、一定要有人例如在技术方面领先，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一个国家来做。
　　樊纲说，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所谓的＂进口替代＂，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创造，这是不行的。国家安全和行业安全，以及经济效益的平衡很重要。全球化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解决它。但是我们不能逆转、开倒车，进行所谓的＂自力更生＂。
　　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83%的美国公司将中国视为全球战略市场的前5名。中国公司同样希望在美国开拓更大市场。如若发生脱钩，首当其冲的也将是这些跨国企业。
　　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说，＂至少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最大的风险是我们必须要选边站队，如果一个企业被迫选择只与一方交易的话，就会出问题。你到底怎么办？你是否要站队？是否把公司一份为二？ 这些讨论并不是公开的，但其实很多公司私底下都在讨论，或者在过去18个月里都在讨论。＂
　　＂如果我们必须要在中美之间选择，这对于韩国企业、欧洲企业都是个很大的两难。当然，对澳大利亚公司也是这样，可能对所有人都是一个两难选择。 如果能够取消这个障碍，我们就能够进行更多富有成果的对话。＂戴璞说，很多紧张因素在降级，但中美之间的关税限制等仍然会存在，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在加利·胡弗鲍尔看来，必须重新给予中美两国的经济学家更大的发言权，去决定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安全＂，不能够将这种定义的权利交到冷战分子手中。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介绍，为应对两国未来的经贸关系，两国多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三派：
　　其一，脱钩。 这种观点认为在物联网时代，技术触角已经侵入人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办公室与卧室中。5G的发展又使信息流动变得几乎无法控制。如此，各国必须要有最起码的信任才能保持互联互通。既然中国和美国缺乏这样的信任，那只能将经济脱钩。
　　其二，部分脱钩。 这派人士认为，鉴于中美之间庞大的贸易额，完全脱钩成本太高，也没有必要，但是安全风险的确需要解决。因此，明智的政策是把那种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经济活动脱钩，但其他方面可以保留。
　　其三，确保自身安全的相互依存。 这种观点认为，脱钩、部分脱钩无法一劳永逸解决安全方面的问题，但还会造成其他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安全风险问题本身，包括共同识别这些安全风险，制定行为规范，并通过谈判和协商，商定监督机制和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此外，各国应尽量将重点聚焦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或行业，使自身成为其他国家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以防受到国际经济讹诈。
　　贾庆国认为，第三种观点比较合理。它可以防范安全风险，也能保留经贸关系带来的利益。＂我们不能因为倒洗脚水、把孩子一块儿也丢出去。＂
　　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初：安全的原则是什么？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说，安全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冲突。 如果发生冲突，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所有技术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中美应当看一下哪些技术与安全相关、哪些无关，这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中国认为不能在科技方面过度依赖美国，美国也认为不能够在工业方面过度依赖中国。门槛在哪里？需要再次进行研究。
　　抽象的＂国家安全＂或可具象化、转换为一种技术上的问题或是经济问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伯森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流程机制，在此之下，双方不进行过多干预，而是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科技的互联互通。7：中美下一步是否会签署新的经贸协定？
　　新疆棉花、技术出口禁令、留学生签证、甚至亚裔歧视，矛盾重重之下，中美高级外交官刚刚在安克雷奇举行的＂2+2＂会谈，是否会成为新时代的＂板门店＂谈判？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中美两国媒体过多关注于两国外交官在开幕式上的表态，而对会议达成重要的成果没有给予足够关注。双方都同意考虑重新恢复人文交流、考虑签证等方面的问题，愿意在20国集团和APEC的平台上继续开展合作。 这在当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福尔曼认为，中美关系会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行性很低。美国实际希望中国市场更加公平开放，更多美国企业能在中国投资兴业。美国采取出口限制，中国更加关注内需，这是一个再平衡过程。
　　去年1月，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稳定剂。埃文·格林伯格说，第一阶段协议通过开放金融服务业的投资市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了美方对中国投资的信心。问题是，拜登就职总统后，中美关系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姚洋说，中美首先应当进行谈判，去除目前已有的新增关税。 美国对技术产品出口所施加的限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对美国企业也不利，高技术产品的正常贸易应该得以恢复。中美两国若能先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这些新规则或能成为世贸组织改革的基础。
　　对于关税问题，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平均关税是20%，随着贸易下降、投资受到打击，双方粘性会降低。真正的风险是，临时性增加的关税成为永久性关税，将永久扭曲双边经济关系。
　　美方也关注公平竞争问题。克雷格·艾伦说，77%的中国企业收到政府补贴，或者有政府赋予的优势地位。一定程度上，中国内部市场缺乏充分的外国竞争，将造成中国经济变形和效率低下。而外国公司在中国也需要更加自由、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克雷格·艾伦希望，中美能够继续执行第一阶段协议，并且参考CPTPP的框架结构和价值，拟定可能的第二阶段协定。他建议中国各部委、省市级政府参考或者利用CPTPP的规范和标准，尤其在劳工权利、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补贴、工业标准、数字贸易等方面。一个简单的度量方法是，是否将进口的产品与服务同国产的进行了平等对待。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强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表明，哪怕面临压力，双方还是能够进行对话并取得进展。通过坐下来谈论具体的问题，大家得以更好地理解彼此，这也是一个互相教育、学习的过程。 但磋商的确需要很多时间。特别是，即便是贸易方面的专业人士，也不一定了解最新技术问题。
　　董云裳说，拜登政府现在还不想进行贸易谈判，眼下多边机制将对两国发挥重要作用。
　　加利·胡弗鲍尔建议，中美可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达成多边协定，纳入日本和其他主要成员。例如双方可就电子商务规则达成一致，全球也能跟进。此外，《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规定，中国与欧盟给各自国有企业的补贴和有关服务必须进行披露。如果中美能就此达成一致，将大大化解地缘政治紧张中的经济因素。
　　＂这可能不是灵丹妙药，但不妨将其作为合作的开始。＂加利·胡弗鲍尔说。8：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重返合作之路？
　　＂我们的共同利益在哪里？哪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哪些方面的政策可能影响对方？我们自己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都是正确的。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特别是一方把另外一方看成是主要的威胁，我们存在着历史和文化的差异，这是不容易克服的。 ＂
　　埃文·格林伯格说，一个基本原则是，我们不仅要考虑想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还要考虑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首先应该从建立信任的简单议程开始，解决彼此之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建立避免冲突的机制，推迟那些现在无法解决的重大差异。
　　在他看来，中美关系远不止于贸易和投资，两国还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经济复苏、恐怖主义和核扩散。没有中美之间的领导与合作，全球解决方案将变得遥不可及。基本上，两国希望的是同一件事，也即和平与繁荣。
　　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提醒，世界仍然仰仗中美两国展现领导力，双方可以帮助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贫困国家获得粮食和互联网。亚当·伯森认为，接下来的中美贸易协议，应当包含知识产权保护、不使用童工等内容，并通过对话和沟通来解决。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认为，中美不能互相指责，政治取决于能否设定友好的基调。 ＂我永远不会把特朗普执政时期看成一个黄金时期，主要是由于他和中国的关系定调。他确实贬低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民众和中国的现实，也诬蔑了和病毒有关的一些情况，导致在美国很多亚裔被针对、被攻击。所以我非常高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威廉·科恩认识拜登， ＂我们是同年当选的，他去了参议院，我去了众议院，但是我们都有同样的竞选班子的经历。我们在1972年就见过，之后就一直是朋友，相信他对中美关系是有益的。尽管阿拉斯加的气氛可能并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相信还是能够以外交等专业手段、非常文明的方式来管控我们的关系。＂
　　董云裳说，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时候，我们必须给对方更多善意。同时，我们也不能指望在经历过4年非常动荡、紧张的关系后，中美关系能够立马转好。＂安克雷奇的开幕式证明，我们需要改进沟通方式。不要在这样的场合公开指责对方。我们要有更多经常性的、低调的交流方式，而不是严格限制对方的发言时间，或者不让对方发言。＂
　　论坛中，在一场探讨世界地缘政治的对话中，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还向彼得·曼德尔森分享了上个月读的一本书。这是由牛津大学哲学家托比-奥尔德写就的《悬崖》。书中揭示了人类未来惨淡的生存机会——由于面临气候变化、工程病原体以及失控的人工智能等严峻挑战。
　　＂奥尔德在一系列复杂估算的基础上得出了具有警示力的结论：今天我们人类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自我摧毁能力，但同时却缺乏控制这种力量的智慧。接下来一百年，人类自毁的可能性是1/6。1/6可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在读到这个数值的时候，我着实吃惊不小。 ＂
　　彼得·曼德尔森认为，人类的确在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但同时也释放出许多其他力量，我们是否能管理好这些力量呢？显而易见，要探讨这样繁复的话题，30分钟的对话时间远远不够。于是，张宇燕向视频另一端的曼德尔森发出邀请，希望等他下次来中国做客，再将这场对话继续下去。
　　＂中国一定要开放你们的大门，我一定会来的。＂曼德尔森说。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一定会越开越大的。＂张宇燕告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