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分界标准的自我发展及批判与修正论文

　　逻辑经验主义是 20 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兴起的第一个成熟理论派别，它的最初形态是 20 世纪20 年代在维也纳大学发展壮大的维也纳学派，布鲁姆伯格（ A. E. Blumberg） 与费格尔（ Herbert Fei-gl） 最早用逻辑实证主义一词指代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主张，但该学派理论的随后发展逐渐向经验主义靠拢，在 40 年代最终汇入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与它的早期形态逻辑实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同义语，都被称为标准科学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继承了自洛克、休谟以来的拒斥形而上学传统，针对当时流行的新黑格尔主义与新康德主义，鲜明地提出＂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1]
　　的基本信条。他们认为，命题是否有意义，在于能否用逻辑分析与经验证实确定其真假，经验的意义标准与证实原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形而上学的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只有科学陈述才有意义，这一意义标准就是科学与非科学或伪科学的分界线。
　　一、分界标准的自我发展。
　　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完全接受维特根斯坦有关意义标准的观点，指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2],对此较为详细的解释是，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具有真理性，只需要看它是否不依赖经验事实，而仅凭逻辑语法就可以判断其真假，如当时的分析科学、数理逻辑等，其结论的证据早已包含在前提之中； 而判断一个命题是否是经验可证实的，必须通过观察、证实得出结论。
　　经验可证实的命题，即石里克的＂经验真理＂,是包含实际知识的命题，是一种表达生活的、科学事实的命题，属于康德所谓的＂后天综合判断＂,判断其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必须与事实相符合。
　　在石里克的证实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关于＂逻辑证实＂与＂经验证实＂的区分。考察＂逻辑证实＂与＂经验证实＂可以看出两者虽都有证实之意，但区别非常明显。就判断一个命题或句子的意义而言，只存在逻辑证实与否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存在与否，其划分界限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哲学家所担负的任务，因为哲学本来的使命就是寻找论断或问题的意义，并把这些意义搞清楚。
　　至于判定一个命题或句子是否是＂真＂的问题不是哲学家要关心的，应该留给科学家去解决。到这里，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判定一个命题的真假了，石里克说： ＂在日常生活和一切科学中，每一个陈述的真（ 或） 假全都是这样确定的，即由观察和直接经验证实了一定的事实，根据这一事实便能断定该陈述的真假。＂[2]
　　紧接着他解释到： ＂从理论上讲，对于任何有意义的问题都能指出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因为很明显，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指明问题的意义是一致的。＂[2]
　　石里克把可证实性原则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这一原则并未因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逻辑经验主义而消亡，事实上，卡尔纳普在后期转向逻辑经验主义后，对可证实性原则做了诸多批评与调整，但这一原则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动摇。
　　卡尔纳普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又一旗手人物，20 世纪中期，他接受石里克邀请参加到维也纳小组的每周四定期讨论中，在维也纳学派前期，他追随石里克认为证实原则与意义标准是统一的，基本赞同石里克的可证实性原则，但随着该学派论争的活跃，建立在现象主义基础上的可证实性原则遇到了种种挑战，这就迫使卡尔纳普修改了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更加宽泛的分界标准。
　　就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而言，存在着证实的不可靠性问题，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传统的经验总结归纳出的命题难以解释科学发现的新事物。此外，许多事物的属性也是无限的，要把他们全面证实是不现实的。所以，经验的间接证实是不可靠的，甚至在直接经验中也有幻觉、错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主观性、私人性，每个人由于受主观因素或种种客观因素影响，只能感受自己的感觉，无法感受别人的感觉，相互之间不能＂相通＂或＂交流＂.针对可证实性原则遇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卡尔纳普决定把意义标准与证实原则分开，对科学命题的逻辑分析仅指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句法分析，而不需要了解命题的实际内容。卡尔纳普说： ＂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逻辑分析。＂[3]
　　因为逻辑问题与对象问题的明确区分，哲学只研究自然科学的逻辑句法，而不用对科学命题的形式进行逻辑分析并对其内容进行意义证实，故此，对象问题只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哲学不直接介入对象问题。另一方面，卡尔纳普认为，必须明确区分＂可检验性＂与＂可确证性＂这两个概念，对一个句子的检验与对它的确证是不相同的，如一个全称命题，我们知道可以对它进行一系列的检验，即这一命题是可检验的，如果我们知道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证据能够验证该命题为真，这一命题就是可确证的。
　　按照卡尔纳普的这一区分，逻辑实证主义者从维特根斯坦那里继承下来的可证实性原则就放宽了许多。应该说，卡尔纳普在此持有的是一种温和物理主义还原论的立场，生物学、心理学等定性描述的科学也被纳入统一科学的范畴。亨普尔曾是柏林小组的核心成员，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躲避纳粹政权迫害而移居美国。
　　随后，他发表《经验主义意义标准上的问题和变化》（ 1950 年） 一文，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和意义标准做了进一步的批评与分析，亨普尔的批评工具之一是现代数理逻辑。他指出，认识的意义标准应该满足一个虽然不充分但是却必要的条件，即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判断某个句子无意义，那任何包含这个句子的复合句也将无意义。亨普尔说： ＂单独一个句子通常并没有经验蕴涵，在科学理论中，单独一个句子照例不能推出任何观察句。＂[4]
　　因此，坚持经验主义的标准，会使许多无意义的句子变成有意义，从而破坏了这里的必要条件。可证实性面临着既不能排除一些无意义的复合句，又无法证实一些公认的有意义的句子的困难。为解决这一困难，亨普尔强调，不能以单个命题而应以命题系统来作为认识意义的单位，在一个理论系统中要排除直观上无意义的句子是困难的，因为科学理论若要深刻地反映自然界的普遍定律，就必须突破一切都要获得直接观察这一框框。亨普尔对划界理论的重大贡献是放宽了认知意义标准，他指出，认知意义并非是绝对的＂有一无二＂分，而是可以有程度之分，正如思辨哲学关于宇宙、生物或历史的理论系统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意义，但仍不足以与现代科学理论相提并论，因此也就不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亨普尔的观点是逻辑经验主义发展中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他称之为＂分析的经验主义＂,这是一种在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与新崛起的实用主义之间折衷的态度，并没有完全摒弃逻辑经验主义理论传承，正像他说的： ＂经验主义的意义判据的一般意向基本上是合理的； 尽管用法上往往过分简单化，它的批判的应用整个说来还是有启发作用的，也是有益的。＂[4]
　　科恩（ Jonathan Cohen） 是逻辑经验主义后期较有影响的代表，他提出了一种非帕斯卡的归纳概率逻辑，科恩称其为＂培根型＂归纳概率逻辑，这一归纳逻辑运用于医学和法学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个科学家的两种目的中，即一种是他接受或坚持某一假说，当且仅当它是真的或似真的； 另一种是他接受或坚持某一假说不仅当且仅当它是真的或似真的，而且他也知道证明相信它是真的或似真的证据，科恩认为只有后一种目的才能归之于科学。在科学中，仅认为目的是接受或坚持真的或似真的命题是不够的，人们的目的必须是由于正确的理由接受或坚持它们。
　　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分界标准的主要问题是证实问题与意义问题，对上述问题的维护和修正，构成逻辑经验主义的完整理论进路，这是它进步的一面。但对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提出一种清晰而精确的经验主义理论显然并不现实，否证论和历史学派分别沿着证实与意义问题发展开来，从而孕育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几乎所有的主要命题。逻辑经验主义在修正自身不足的同时埋伏着最终衰落直至终结的危险。
　　二、批评与修正分界标准。
　　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分界标准在其发展中不断遭到各方面的批评，甚至可以说当代后起的科学哲学流派的分界思想大都是在批评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寻找到自己的理论基石的，其中以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最大。最终，在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批评声中，逻辑经验主义逐渐式微，直至被后起的科学哲学流派所代替。
　　亨普尔是逻辑经验主义内部进行自我批评最机敏的代表之一，他首先强调认知意义的整体性特征，＂在近代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所谋求的那种含义下，认知意义至多也只能赋予形成一个理论系统的＂那些语句，或许还不如说是赋予整个系统本身＂[4],这开创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整体主义趋向，这种整体主义的系统观念无疑对于克服逻辑经验主义的彻底经验主义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亨普尔的观点靠向美国实用主义，在解释科学理论结构时，他认为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对于经验现象应该提供简单统一的说明，应该把多种多样的现象归结为同样的基本过程，并且用基本的规则来刻画这些过程，理论应该提供比一般经验定律更加深刻的对于自然界本质的理解。在解释科学的说明时，亨普尔指出，科学说明包括先行条件与一般定律两类陈述，两者组合才能满足说明的相关要求和可检验性标准，这一说明的实质是把一种现象的出现归结到一些自然定律之下，或者为它们所包容，这是一种演绎模型。亨普尔就科学理论性质、功能、结构等的研究，给予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理论不小的打击。总之，亨普尔的批评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维也纳学派的意义标准与证实理论，但他并未完全跳出逻辑经验主义的思路，他的理论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逻辑经验主义转向科学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在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它的基本主张构成了之后否证论、历史学派及科学实在论等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条件。几十年来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暴露逻辑经验主义的错误与困难的过程，自 20世纪 30 年代起，来自外部的批评逐渐使逻辑经验主义失去往昔的风采。
　　波普尔是第一个从外部举起批评逻辑经验主义大旗的人，他认为可证实性原则对于解决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问题并未奏效，甚至可能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5],所以＂应作为分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5].波普尔说，一个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就是从该理论推导出的预见或解释在逻辑上或原则上均有可能与已有的观察陈述等发生抵触，凡可以证伪的，是科学的，不可以证伪的，就是非科学的（ 伪科学的） .但可证伪性并不是绝对的一刀切，它还存在证伪程度的差异，甚至有证伪的免疫情况。如果一个理论的潜在证伪情况比另一个理论多，表明该理论的可证伪程度高，因为该理论对世界传达得更多，排除的基本陈述也更多。理论的可证伪程度就是它的经验内容或信息内容的量度，理论的可证伪程度越高，它提供给我们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也就越多。再者，理论的证伪并不完全是定论性的，总有可能采取＂特别规则＂来规避证伪，如怀疑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引入辅助假说修改定义，等等。为防止科学工作者试图规避证伪，波普尔规定了两条＂游戏规则＂,第一，科学游戏在原则上没有终止，谁有一天决定科学陈述不要求进一步检验，可被最后证实，就退出游戏； 第二，一旦命题的假说提出后经过检验证明有优点就不能退出游戏，除非有更好的假说代替它，或者被确定证伪。波普尔强调，不要试图规避证伪，而要不怕危险，科学探索必须付出犯错的代价，即科学的＂不断革命说＂.总之，在波普尔看来，逻辑实证主义的分界标准不恰当，因为它一方面可能把哥白尼的日心说等虽具有完整科学性但在当时离观察距离尚远、还很思辨的理论当作形而上学删除掉，另一方面又可能把理性宗教等具有某种可证实性的伪科学夹杂在其中。
　　波普尔的批评导致在分界标准上出现实证论与否证论的对立，但否证论仍是一种分界标准，并没有远离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链条，真正动摇其基础的批评是由蒯因（ Willard Van Orman Quine）和汉森发起的，历史主义承认科学与伪科学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标准，从而推动逻辑经验主义走向衰微。
　　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 1950 年） 中指出，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是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6].关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涉及主词与谓词的＂同义性＂标准问题，但同义性既不能用定义做出解释，也不能用保全真值的相互可替换性来保证，同义词概念找不到普遍的、逻辑的根据，所以应该放弃＂分析-综合＂的二分。关于意义的还原论与证实论，蒯因指出，这＂乃是胡说，而且是一切胡说的根源＂[6],因为经验能够检验的并不是单个的句子，而是整个知识体系，是一个相互联系交错的命题系统。蒯因认为人类全部知识与信念是一个由众多学科所构成的具有紧密逻辑联系的动态整体，这一整体类似于一个＂立场＂,只在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处于＂立场＂核心位置的是高度抽象的逻辑学知识与本体论信念。当知识与经验发生冲突时，我们先调整的是经验概括命题，最后才是包括数学和逻辑在内的形式科学。数学、逻辑也像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一样，都是动态发展的。蒯因主张经验主义向整体主义转向，他的整体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命题既不会被证实，更不会被证伪，那种主张在真的分析命题和仅仅依赖经验的综合命题之间做出明确分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样立足于经验证实或证伪基础上的分界标准就被＂证伪＂了。
　　＂在黎明的时候开普勒和布拉赫在东方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吗？＂[7]汉森在《发现的模式》（ 1958 年） 一文中从上述问题入手，指出观察主体在面对观察客体时，主体的背景知识有力介入观察客体，形成一种整体的视野，避免了各种分散线条的杂乱堆积。对于开普勒而言，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真正运动的是地球，但布拉赫坚持认为太阳本身围绕静止的地球在转动，得出两种截然不同解释的并不是两人的观察角度或所使用的观察工具不同，而是观察者的知识背景不同，因为开普勒和布拉赫分别是新旧天体理论的最杰出代表。
　　汉森的这一＂观察渗透理论＂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中性观察理论＂而言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存在一种不依赖观察主体背景的中性客观的观察报告，判定一个观察报告的真伪无须诉诸理论。并且，得出这种不依赖于理论的中性客观的观察报告可以为科学理论提供可检验性与真正的经验意义。汉森反对这一点，他认为两个对同一客体所持理论截然不同的人得出的观察结论是有差别的，对客体观察程度的差别，对应了主体的理论分歧程度的差别，甚至如果观察主体的理论设想对立，则可能会对同一观察客体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依据汉森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试图把科学建立在中性客观的观察报告基础上，并以此区别科学与非科学（ 伪科学） 的一切努力都是不现实的。显然，观察主体背景知识的介入是对观察经验中性性、客观性的最有力消解。
　　对逻辑经验主义最大的挑战是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及其后来的发展，蒯因、汉森等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努力使科学哲学家明白，坚持严格的意义判断标准，将没有认知意义的形而上学排除在哲学之外，总能遇到逻辑上的反例。作为标准的科学哲学，逻辑经验主义的分界标准放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降低要求，意义标准最终转向整体论。回顾整个逻辑经验主义的划界理论及所遭受的批评可看出，一方面，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分界理论的确促进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的分界标准也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困境，每一个后起的科学哲学家都是在批评、修正此前的分界理论，并试图提出更完备的分界理论，但最终，只因这一理论困境的无法挽回，逻辑经验主义以覆灭结局。
　　[参考文献]
　　[1][美]卡尔纳普。 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C]/ /洪谦。 逻辑经验主义： 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11.
　　[2][德]石里克。 意义与证实[C]/ /洪谦。 逻辑经验主义：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39,55,68.
　　[3][美]卡尔纳普。 哲学和逻辑句法[M]. 傅季重，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17.
　　[4][美]亨普尔。 经验主义意义标准上的问题和变化[C]/ /洪谦。 逻辑经验主义： 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116,107,94.
　　[5][英]波普尔。 科学知识进化论[M]. 纪树立，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28.
　　[6][美]奎因。 从逻辑的观点看[M]. 江天骥，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9,39.
　　[7][美]汉森。 发现的模式[M]. 刑新力，等，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58: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