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桐乡人知道陆费逵其人其事吗？

　　新文化的铺路石陆费逵
　　人物简介
　　陆费逵（1886年至1941年），浙江桐乡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办人，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套中小学教材的出版者。
　　1886年9月生于陕西汉中。
　　1898年，接受新学。
　　1904年曾与人合伙设新学界书店，店中出售《革命军》、《警示钟》等革命书籍和其他新书。
　　1905年，参加日知会革命活动，后转到教育文化救国道路，大力推行国语运动。
　　1908—1909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后升任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及讲义部主任，宣传教育救国论，提倡改革旧教育制度，发表《普通教育当采俗体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场锣鼓。
　　1912年1月，陆费逵与商务同仁创立中华书局，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口号，改革教材，提出教育改革方针。
　　1913年，中华书局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分局。陆费逵去日本考察出版、印刷后，回国加强出版，改进营业。
　　1915年，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陆费逵任局长。
　　1918年，受教育部委托，在上海进行国语运动。
　　1921年前后，参加国语推行会，提倡白话文。
　　1936年，陆费逵担任中华书局的董事长。
　　1937年7月，陆费逵避居香港，在香港设立中华书局办事处，积极赶印书籍，供应抗战后方。
　　1940年，陆费逵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再次提出改良国语教育方案。
　　1941年7月，陆费逵突患脑溢血，病逝于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任上，终年五十六岁。
　　怀揣经世思想的少年英才
　　陆费逵母亲为李鸿章侄女，颇识诗书，很有先进思想。陆费逵起初由其母教读，后自学经吏，戊戌变法时，深受新学影响，又供学算数、外文等，凡此种种，为这个自学成才的少年的经世思想奠定了基础。早年，陆费逵积极参与改革，与人合伙设新学界书店，店中出售《革命军》、《警示钟》等革命书籍和其他新书，并参加日知会革命活动等，后转到教育文化救国道路，大力推行国语运动。
　　1908年陆费逵因青年才干被商务编辑高梦旦赏识，高梦旦将其推荐给了商务，经过张元济同意后，重金聘用了陆费逵。
　　进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待遇之优厚是馆中其他人所不能及，可见其受之重用，高梦旦之后还将侄女许配给了陆费逵，以固其心。1909年春，陆费逵升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他曾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强盛＂，主张缩短教学年限，减少课时和注意实利教育，对旧教育制度提出过一些中肯的改革意见；并主张大力推广新式教科书。同时，他还建议整理汉字，主张简化汉字，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场锣鼓。二年夏，中国教育会成立，为之起草章程。
　　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时，未满26岁的陆费逵感受到了革命的浪潮，并坚信革命必将成功，而他所在的商务印书馆因为内部经营问题，资金周转等出现问题。可以说，陆费逵清楚地知道自己该站在这个时代中的位置。他看清楚了时代和时局的优势，觉得是施展抱负的良机，与沈知方、戴克敦等人秘密计划，筹集资金2.5万元，做好另创设书局的资金准备，他还约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解聘和留所编辑人员，暗中编写新一套教科书。这个有识之士的一切准备，都为他之后创设中华书局，打响中华书局的招牌奠定了基础。
　　中华书局横空出世
　　陆费逵为中华书局的创立做足了准备。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时期，他便积累了一整套的编辑、印刷、发行的经验，深谙出版社的内部流程。特地选择了在1912年民国纪元的第一天，宣告中华书局的成立，并在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刊出《中华书局宣言书》。中华书局宣言书全文由三部分组成，开宗明义地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不仅如此，中华书局在开张的头两三个月里，多次买下《申报》的版面，向社会公开举起＂教育革命＂的旗帜。1912年春节开学前，他们编的《中华新教科书》已经印成，内容更是丰富，先后陆续出版小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其中包括大量的新制教科书，还有很著名的《大学用书》。而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仍旧是适应满清帝制时代的，待到商务印书馆醒悟过来不得不对教材做出修订时，已错过了春季学期。并且，中华书局初小国文第一册以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作书本封面，而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上仍旧采用黄龙旗。种种条件下，中华书局的教科书一问世，受到热捧，几乎占据了当时教科书市场。
　　可以说，陆费逵占领了革命时代在出版社的领地域的先机，他有远见，有策略，树立了中华书局新的形象。不过，陆费逵脱离＂商务＂而自立门户，他的这个举动是与商务印书馆叫板，对不住商务印书馆中赏识他的张元济与高梦旦，而且，他离开商务时，还带走了一大批编辑、出版人才，对资金周转不灵，营业处在困
　　顿期的商务印书馆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但也有说法指出，陆费逵的推行教科书的建议未得到张元济等人的认可，所以才会选择＂自立门户＂。众多出版业界人士在中华书局百年华诞峰会上指出，著名教育家、编辑出版家陆费逵借教科书出版的更新，呼应社会的变革，塑造国民新知，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此，中华书局与称雄多年的商务印书馆在书业竞争中成为劲敌，这种＂双雄会＂的局面持续多年。这时，陆费逵年仅26岁，可谓年轻气盛，不可一世。
　　陆费逵的出版思想
　　陆费逵有着自己的出版理念，在实际的出版工作中，他进行概括与总结，前往日本借鉴国外出版经验，并安排工作赴海外学习，他洞悉中外出版工作的优缺点，并积极总结。他是近代出版业中少数对出版行业研究并形成文字的人，并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他富有出版理念，已是近代自觉的出版人。他的出版思想的萌芽早于中华书局的创立，但中华书局的事业成为他出版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实验园地。陆费逵从事出版的年代是中国社会的动荡之秋，从事出版业的环境并不优越，他认识到从事出版要依赖于社会条件，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书业与社会的紧密关联以及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陆费逵说：＂现在一般舆论，总怪无好书出版，但是在现在教育状况，经济状况之下，要出好书，实在不容易。＂他还写道，＂书业在此二十年中，和天灾斗，和祸乱斗，和物价斗，和货币紊乱、交通不便……种种情形斗，却还有十倍的进步。假使各种障碍渐次减除，教育渐次发达，十年二十年……之后，应该进步到何种程度呢？＂他作为近代爱国的工商人士，对书业的社会责任洞若观火，＂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这一句话道出了现代出版业的责任，若要实行教育，必要壮大出版业，将出版业与社会责任挂钩，指出了出版业的社会责任，这些社会责任是书页的基础。陆费逵实实在在地实践着出版的文化立场，他始终把中华书局视作为一个＂文化机关＂，＂热心维护此文化机关＂，把出版的每一种重大图书工程作为文化的产品，在他主持的发展规划当中也说，希望通过中华书局的编辑活动＂期于两三年后达于完备之点，庶吾国文化亦得蒸蒸日上＂，把＂一二八＂日军毁我商务，看作＂他们是有意摧残我国文化，我们要努力恢复进展＂。陆费逵出版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他编著的《世界教育概况》是我国最早专述外国教育的专著。他虽身处商界，但自我要求＂明白事理，明白世界大势＂，由他牵头创办的《大中华》杂志的卷首《宣言书》中，他称办杂志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养成世界知识＂，论述各国大势，绍介最新之学术。他在《论各国教科书制度》一文中，对世界六个国家的教育与教科书情况做了研究，在最末一段中着重指出：＂今日世界之大，国家教育，不惟不养成一国之国民，尤当养成世界之国民，方能与同时立国于世上者竞＂，又言＂谋国者当放眼于五洲之外＂。
　　陆费逵的教育思想
　　陆费逵也是我国早期一位重要的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作为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在经营中华书局的同时，本着他一贯的教育救国主张，对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教育与出版结合得水乳交融。
　　陆费逵认为＂教育与书业互为表里＂，这在国语专修学校的创办中体现得较为明显。1920年11月，中华书局接受了＂国语读音统一会＂的委托，在上海举办了＂国语专修学校＂，致力于让学校变成东部各省的国语师资培训和推广国语的师范教育机关。中华书局不仅承办了该所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工作，还提供了资金上的帮助，每年向该校提供经费一千二百万元。中华书局还利用本身优势，大力宣传该校的招生，并且将任命一部分编辑作为该校的教员。在陆费逵的支持下，国语专修学校无疑是当时各类国语培训机构中的佼佼者，雄厚的资金与文化底蕴为该校奠定了基础。而同样，中华书局利用此机会，将自身沉浸于社会国语之中，赢得了热爱国语的小学教师的信任。此外，专注于国语教育的中华书局，在社会上也赢得了一定的口碑与声誉，其将编辑投入到教学一线中，有利于感知教育变化。国语专修学校吸引了全国校长或教员前来培训，同样与这些人联络了感情，为中华书局出版的教辅资料等铺平了销售道路，更可观的是，中华书局获得了学校讲义的出版权，随着教育的深入，出版印刷次数也不断增加，中华书局获得了较多的经济效益。
　　陆费逵重视教育由来已久，或者说他对于教育的贡献更早于对出版的贡献，以他的思想在开创民国教育制度、发展国民教育思想方面影响昭著。陆费逵认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夫教育者，国民之根本。＂他强调教育发展与国势强弱的关系。他指出：＂教育得道，则其国昌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盖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矣。然由欲救危亡而强盛无他，亦求教育之得道而已。＂他在《论改革当从社会始》一文中，指出＂治国者……必先谋夫教也，教育得道，则人心必变而善；人心而善，则社会之俗习惯良，而国家以立矣。＂陆费逵此番言论十八年之后的1933年，早年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做过重要骨干（1928年起编译所所长）并在＂一二八＂商务被炸之后又主持《教育杂志》复刊的何炳松，还在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他说：＂立国于现代的世界，无论如何，必具备了一个基本条件，才可望免于灭亡。这个条件就是国民教育的普及。＂可见此为历史的共识，而陆费逵立论之早更尤为可贵。他还认为教育是社会性的一个环节，＂离社会而讲教育，失教育之本旨矣＂。他将教育与政治相联系，近代中国在政治革命之后，＂今日最急者则教育革命也＂。创办中华书局之后，他又创刊了《中华教育界》，使得《教育杂志》在某些方面相形见绌。陆费逵还有许多有关教育的重要文章，他1905年发表的《论设字母学堂》、《论日本废弃汉字》，是我国改良文字、统一语音运动的先声。他1909年发表的《普通教育当采俗体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场锣鼓。他是清末学堂中推行尊孔读经的坚决反对者，对男女不能同校共学的论调，更是深恶痛绝，予以尖锐抨击。他自称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举凡学校制度、教育行政、学校行政、课程制度及女子教育等，都有深入的剖析和不俗的见解。有的建议曾得到蔡元培的高度重视，并亲往上海听取陆费逵的意见。他能创办中华书局，并和商务数度两分天下，在教科书方面和商务形成相似的局面，和他在教育观察上有很深的造诣分不开，和他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在教育方面，他有思想有实践，并与出版相互依托，这使他能达到相当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