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在偷走我们做母亲的快乐（图文）

　　两年多以前，我在雅趣写了一篇专栏《不生孩子的责任》，两年多以后，我在家抱着两个月的孩子喂奶。
　　我是怎么从一个生育怀疑主义者成为一个母亲，这中间恐怕有10篇专栏的心路历程。总之，为了做一个“有责任”的母亲，我谨慎地做了一些重要准备：确保银行卡里有足够的金额，找心理咨询师审视了我对人类的悲观并将其克制到一个合理的范畴，和先生仔细分析了双方长辈的风格和干涉程度，制定了家庭成员分工计划和可能的替代方案，等等。出于一个写作者刨根究底的“坏习惯”，我还和身边许多做了妈妈的女性朋友聊天，了解她们的烦恼。我想，这些烦恼一定可以提前预防，在它们来找我之前，我就要把它们一一瞄准弹掉。
　　我的“周全”看起来有些用，怀孕后，我从容地工作与生活，并且出了一本新书；生完孩子后，拜一个能干的月嫂所赐，我恢复得很快，吃得好睡得香，一周以后先生去国外出差，我已经能和他愉快地微信视频聊天。
　　一切看起来不错。可是，李安的《饮食男女》说：“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这句话的提醒在于：人不可以自大到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准备好。
　　这两个月，一些意料不到的事仍然让我猝不及防。第一件事就是我的预产期推后，医院实行催产。宫缩时的阵痛刷新了我对“痛”的认识：WTF! 怎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有这样的痛！
　　错了–我当时十分懊恼地想：不是没有人说过，可语言是孱弱的，而且谁叫我自信地以为，那么多女人都可以忍受的痛苦，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事–是我彻底错了。身体的剧痛击碎了我的意志，我陷入凌乱的绝望，我不管他人是如何体验的，我只知道自己被扔进了地狱的酷刑之中。在这样20个小时的“酷刑”之后，我离进产房的指标还差很远，却已经是发烧迷离的状态，“恐怕要做手术剖了”，医生说。我泪流满面地恳求她，“快给我安排手术吧。”几个小时后我被推进手术室，我像领到了一张通往天堂的许可证那么感激。
　　另外一件事是母乳喂养。迟钝的我花了两周的时间才明白：母乳喂养是一件比想象中要劳心劳力得多的事。我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给嗷嗷待哺的小婴儿喂奶，而且由于奶水太多，我还必须在固定的时间用吸奶器吸出来–这和我之前的设定差太远了。
　　为了做一个“轻松快乐”的母亲，我请了我妈过来帮忙，还请了最好的月嫂，我以为我可以专注于身体恢复和高质量的亲子互动，我才不要做一个整天睡眼惺忪、焦头烂额、蓬头垢面的妈妈。我甚至很早就开始制定了阅读和写作计划。
　　所以，当我发现我每天的时间被切割成至少8小块，每一块上都写着“喂奶”的任务，我不适应了：我刚刚喂完奶才一会儿怎么又要喂奶了？我一天到晚就剩下无限循环的“喂奶-吸奶-喂奶-吸奶-喂奶……”。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不能讨价还价的喂奶机器。更不要说后来因为堵奶我得了两次乳腺炎，这使得我时时刻刻都得关注和检查乳房的情况，不敢有丝毫的游离之心。
　　

　　你知道，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总在尽力忽视“女人”与“男人”之间的人为差异，我不认为有什么是男人可以做到而女人做不到的，可是生育这个行为让我明白“女人”与“男人”之间确凿的生理差异。我甚至有点嫉妒我的先生，他没有可以分泌乳汁的乳房，他不用一天24小时被紧紧拴在一个小baby的需求上。
　　在乳房硬得像块岩石、疼痛难耐的时候，我想要断掉母乳，但很快就有一阵愧疚感袭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不厌其烦地提倡母乳到两岁，社区医院几次打电话来确认我是不是在母乳，所有亲密育儿的书都在证明母乳比奶粉好100倍，我要是不喂母乳就是《白雪公主》里那个恶毒的“后妈”！
　　在沮丧之际，我问我的妈妈：“你那个时候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吗？”她似乎在竭力搜索回忆，但显然是隔得太久了，她迟疑地说：“好像没有啊。”和我比起来，她们那一代女性“能吃苦得多”，很大一部分原因，大概是她们认为一切身体和心灵的疼痛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没有倾诉的必要，因为“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她们的沉默让后来人对“做母亲”这种体验了解得太少，只留下一张空洞的“伟大的母亲”的旗帜在她们头顶上飘扬。
　　而我们这一代女性，并不想要“伟大”，我们不喜欢“牺牲”这个词，我们想要更多的愉悦，我们的挑剔和敏感，相比上一辈未免显得“矫情”。可我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个可以“矫情”的时代里。我永远不想因为做了母亲就丢掉属于我个人的精神追求，以及陷落到无止境的琐碎之中。
　　尽管，我做了那么多的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也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不短的时间里，我要压缩比我想象中更多的个人空间，去做一个母亲，去与那个无条件、无限依赖我的小生命紧密相连。
　　在这样不太甘心的情绪下，另一种认知却在悄然生根发芽。艰难的母乳磨合期过后，我意外地发现，在夜里温暖地怀抱着孩子，看着他宛如荷花般洁净的小脸，听着他柔嫩地吞咽着奶水的声音，我的内心充满了温柔和安宁，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哼哈咿呀甚至唱起自创的摇篮曲，这样的频率令我放松而且幸福。这种幸福与我阅读思考时获得的精神火花不同，那是一种给予的幸福，一种简单本能的快乐。
　　还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把哭闹的孩子扔给保姆，因为要“抓紧时间做点自己的事”，一个小时后我悄悄踱步到卧室，看见孩子已经在保姆的安抚下睡着了，他的小手还拉着保姆的大手。在转身那一刻，我有点心酸：我希望牵着他小手的人是我，而我却并没有这么做。我立刻想到，不知道有多少父亲有类似这样的心酸–在最常见的家庭分工里，他们出去赚钱，把和孩子亲近的机会（也可以说是照顾的任务）留给了“妈妈”。
　　但“妈妈们”也在向“爸爸们”靠拢，把陪伴的任务交给了保姆和长辈。“妇女能顶半边天”，60多年前，中国女性就成了“光荣”的一半社会劳动力，我自小也是由保姆和单位附属幼儿园照看大的。王朔在他的文学作品里表达了幼儿对“母亲缺席”的恐惧和愤怒，身为女人，我们马上嗅出了这对女性的不公平：为什么母亲缺席就要承受这么大的指责和压力，而没有人注意到父亲的缺席？
　　而在我自己身上，我嗅到的是另一种危险的信号：我可能仅仅为了要显得公平，就把自己推向了“男人”的那一端，我要追求事业和建树，我要避免“母亲”这个身份对我的羁绊，我把某些细碎的事情看作是“浪费时间”。这好像进入了一个怪圈：因为我们没办法拉父亲回归家庭，那么我们就也隔离一点。男人和女人，好像都离他们的初衷越来越远了。
　　

　　无论是“缺席”还是“全席”，女人总有焦虑如影随形。“缺席”意味着不称职的母亲（尤其是弗洛伊德以来，一个人的所有人格问题都可以怪罪于幼儿时期母亲的言行不当）；而“全席”则意味着这个女人经济地位和社会认可的一落千丈。看来，只有兼顾两端的中庸之道是最佳解决方案。可是，在一个人人都摩肩接踵往前挤的国度里，“中庸”也是落伍的代名词，甚至连这样的“中庸”对许多人也是奢侈和仓皇。
　　这不仅仅是母亲的困境。我们这个时代的机会太多了，“时间就是金钱”并不是一句空口号，为人父母的中年人恰好是最值钱的阶段。前天下午三点半，我路过一所小学，校门口站满了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而此刻孩子的父母们正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虔诚地“赚奶粉钱”、“赚学区房钱”。
　　与我们魔幻般快速变化的外在环境相比，育儿是一种古老而缓慢的行为，它只有扔给有大量闲余时间的退休老人（对，这时候他们的时间不再能换算成金钱）才划得来。那天我路过小学门口，想通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周围，老人和小孩成了最佳组合？因为只有小孩和老人的时间是不卖给金钱的。
　　有一首诗叫《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这对许多父母来说，更多是偶然性的审美咏叹，而不是生活指南，如果没有原始积累，你和蜗牛只能被无情地碾压。这听起来有道理，可我们只有这一种选择吗？
　　我已经从生育这样一种古老而缓慢的行为中感受到了不同与以往的快乐，为此我接受了身体的疼痛和损耗，并且明白这样的快乐和损耗都是我身为女性的一种自然属性，是大自然的规律赋予我的。而我之前对这种快乐是害怕和否认的，因为这快乐是这样“没有门槛”、“没有技术含量&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