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经典同行征文1500字

　　导语：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形成了丰厚的读书传统，这种传统的积淀与承继，对后世读书人有着重要的影响，小编整理有关阅读与经典同行的征文，欢迎阅读。
　　第一篇：阅读与经典同行
　　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形成了丰厚的读书传统，这种传统的积淀与承继，对后世读书人有着重要的影响，读书人在心理上和阅读的价值取向上无不受其支配。中国阅读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阅读的思想与方法，然而阅读的目的与动力还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读书人的阅读价值观。
　　首先，是“学而优则仕”。从孔夫子提倡读书做官，到《大学》中阐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隋代初年创科举制度，到宋代流传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等，一个很鲜明的目的：读书以致富贵。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其次是勤学苦读。在中国阅读史上，勤学苦读的感人事例层出不穷，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等等，这些故事曾激励过数千年来读书人发愤攻读，积极进取，其影响至今犹存。
　　第三，对文本的尊重。过去的读书人，往往都是藏书人或抄书人。印刷术在我国发明得很早，但印本书籍的流传仍不是很普及。宋代的雕版印刷术虽然已经流行，但印出的图书品种一般不是很多，或仅限于一些经史名著。在11世纪初期，《史记》、《汉书》等，一般读书人还要靠手抄。古代中国读书人的抄书，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过去的学者认为，好书当抄，抄书有益，抄书也是一种读书与学习的方法。书既不易得，读书人对书的敬重与珍视是可想而知的。清代藏书家孙从添在所著《藏书记要》中的一段记叙，颇能反映读书人的一般心态。他说：
　　且与二三知己，与能识古本今本之书籍者，并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书之久不刷印、某书之止有抄本者，或偕之间访于坊家，密求于冷铺，于无心中得一最难得之书籍，不惜典衣，不顾重价，必欲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胜于拱璧。即觅善工装订，置之案头，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
　　书不仅因贵重而加珍视，同时，书也是读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明代一学者曾说：可无衣、可无食，不可以无书。衣食本是不可无的，这里只是想表明书的重要。读书人常常嗜书如命，并从中获得乐趣。在读书人尊重文本的基础上所构建的私人阅读空间，书房的内外环境、买书、藏书、借书、抄书、读书，某些读书人的如痴如疯，正是中国阅读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
　　书籍是读书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籍中，经典又具有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读书人心目中，经典具有力量，经典或阅读经典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唐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序》中，对经典的力量与象征意义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他认为：经籍是圣贤智慧的结晶，可以用来领悟宇宙的奥妙，探究天地、阴阳的消息，端正世间的纲纪，弘扬人类的道德。经籍显则可救济世人，经籍藏则可独善其身。读经籍可令人进步，否则就会落后。成大业者能推祟经籍，则将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普通人能以经籍为念，则将为世人所重。统治者若要树立政声、显扬德威、敦励教化、移风易俗，哪有不从经籍而来呢?
　　首先，经籍是知识的宝库，古今中外的读书人，在这方面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经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弊的，人的天分不同，贤或不肖，读书都会各有所获。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假使我们所有机器和工具，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然而，只要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会重新前进的。经籍贮存知识，并为人们的创造提供基础。
　　其次，在中国科举时代，经书，特别是四书五经，再加上朱熹的注解，一直成为科举的最重要的教科书，成为读书人踏入官场的阶梯。千余年间，读书人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三，经籍有助于甚或影响着国家的治理。我们现在是否能同意这一看法并不重要，至少我国古代学人是这样看的。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说，《春秋》明辨人事经纪，判别嫌疑、是非、善恶，以宣扬王道，是一部政治、百官之大法，人伦、礼义之大宗，有国者、为人臣者，都不可不知《春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书立说和史学研究，而是极具政治目的的。他在给皇帝的《进资治通鉴表》中称：该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又说，通过此书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资治通鉴》成为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颇受当朝皇帝的赏识，对后世皇帝及大小官员也有很大影响。即便在20世纪，有些人认为该书也是公务员必读的。
　　第四，经籍有益于国家的治理、信仰的确立和教化的形成。
　　第五，经籍或读书具有象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它体现了一个人的地位、权利或特征。读书会使一个人更有教养，即使不会，它也使一个人看起来有教养。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一些被采访的人物常常坐在大书架的前面，这不正说明书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吗?哪怕这些被采访者根本不读书，或根本没时间读书。当然，从阅读史的角度看，我们更希望书不是象征物，而应该是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