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时期苦难的农民

　　对于农民来说，春耕夏耘秋收获，这是恒古不变的规律，当秋粮收上场春粮播下种以后，到了冬天，田地里基本就没有多少农活了，当然也就是农闲的日子了，农民也就可以歇一歇了。然后有的农民就利用冬天农闲的时间去给人家打打零工，找一点零用钱补贴家用，过个像样的年，特别对于农村的手艺人来说更是一年之中做手艺活赚钱的好机会。
　　可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农民是不允许给私人做活的，（当然干部来叫去给他们自己家做白工不算），那怕你给公家的单位做也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扣上搞投机倒把的罪名把你做手艺的工具没收，甚至遭到批斗，被关黑房子。我们村就有一个木匠去青龙街给老丈人家做木匠活被我们村的那毛结巴队长喊工商局的人收了他的木匠工具。
　　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即便到了冬天，田地里没有农活可做了，那些个干部依然给你把工排得满满的。
　　我父亲经常说，那个时代的农民就好比栓在村生产队的一群牲口，比劳改犯都不如，劳改犯人家还管早晚两顿饭，而对于农民，那些干部只管叫你做活，每天都分派很繁重的劳动任务，每天干到黑黑晚晚，才不管你吃饭和没有吃饭，不管你有穿无穿，不管你有没有住的地方，反正就是每天叫你干活，没日没夜，加班加点。
　　在生产队后期的时候，什么公路水库大沟挖的也挖的差不多了，修的也是修的差不多了，而我们村子是在冬天田里没有了农活的时候，那些个干部就叫全村的社员都上山去割茅草，说是集肥。
　　由于我父亲在当民工修白龙河水库的时候，认识了甸尾一个姓李的石匠，然后向人家学会了石匠的手艺，后来他自己又学会了泥水匠（有的地方叫瓦工）的手艺和木匠的手艺。因此对于我父亲来说，不管是石匠活，泥水活，还是木活都难不倒他的。说实在的，一间房子从下石脚开始到最后盖顶，我的父亲都可以领着人完成。生产队时期我们村子盖的烤烟房，碾米房以及看山的房子，还有大队的抽水房都是由我父亲领着人盖的，当然给生产队盖房子记的是工分。
　　不过虽然我父亲会盖房子的手艺，但是也并不是每个冬天村集体都有房子可盖的，最后也就编入了村里割茅草大军了。
　　那个时代，处于最底层的农民自己想杀自己养的一头猪就得上交国家一头自己养的猪。而负责收猪的单位就叫食品公司，当你拿着食品公司给你的凭据，那个时候叫吊单，农民有了吊单才有宰杀自己养的猪的权利。虽然国家也会给农民少部分的钱作为补偿，但是国家给的猪钱往往低于市场价很多。虽然农民交猪给国家，但是国家却不发肉票给农民，而属于单位人员和工人却一个月发一斤肉的肉票，而食品公司杀的猪肉是凭票卖的，自然也就不卖给农民了。我父亲托关系也只能买一点油渣，现在喂狗狗都不吃。
　　而供销社每年都强行分派给农民上交鸡和鸡蛋的任务，当然鸡和鸡蛋也不卖给农民，农民交公余粮和什么附加粮，任务粮给粮食局，国家也不发购粮本给农民，而只发给工人和那些单位人员，粮食局卖粮食也是凭购粮本卖的，农民没有购粮本当然也不可以买粮食局的粮食了，而凭购粮本买粮才一角多一斤，如果黑市买就得一元多一斤，还买不到，因为谁买卖谁就会被扣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投机倒把的帽子，而我们村的生产队一年一个人才分一百市斤的水稻谷，其实其他村子分的粮食也不多，工人和单位人员一个月一个人就发几十斤粮食的购粮本本。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什么供销社，粮食局，食品公司等一些阶级斗争时代的垄断单位由于没有了那个阶级斗争时代的规定什么上交任务以及低价强买政策的支撑最后就都只能倒闭解体了。
　　而农民上交给食品公司的猪只需要养到60公斤就可以上交了，但是60公斤的猪是不可能立即宰杀的，食品公司需要养一段时间才拉去宰杀，因此食品公司就需要不停地建盖一些养猪的猪圈，并且还要对猪圈进行长期维修。
　　我父亲有一个小学同学，当然也是我们村子的人在县食品公司管基建，由于我父亲石匠活，泥水活，木活都会，所以他就去找了当时我们村子生产队的那个毛结巴队长，说是让我父亲去长期给他们盖猪圈，并做修缮工作，一个月交村里的生产队45块工钱，然后由生产队给记工分（那个时候，大工是一天1块6毛钱，而小工是一块钱）。但是那个毛结巴队长却拒绝了，并且还说是去生产队的煤炭洞背煤炭，一个人一天背一吨煤炭出来，生产队就可以收入8块钱，言下之意就是看不上一天1块多的钱。其实生产队时期去煤炭洞背煤炭一个人一天得背一吨煤炭的任务，那个时候一吨煤炭卖8块钱，计给你的工分是10分左右，一分工分到年底最多分到3分钱。一天背一吨煤炭卖8块钱，到你手里还不到四毛钱，况且七算八算，不到4毛钱的工钱是不是你的还不知道，当然大小领导是不会说这是剥削，应该批斗的。
　　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生产队时期，无论是挖煤炭的工具还是技术都比较落后，比较原始，（挖煤炭用锄头，背煤炭用竹子专门编的大簸箕，簸箕是一种铲状器具，当然簸箕比平常挑土的簸箕大，可以装80到100公斤左右的煤炭），安全措施不完善也不健全，防范措施不到位，没有相应的技术保护措施，只是凭经验蛮干，人的生命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煤矿事故时有发生（当然那个时代的老百姓的人命不值钱，死了也就死了，没有地方说理去）因此大部分贫下中农子弟都不愿意去，而挖煤炭和背煤炭都是强行分派哪些没有人权的地主富农子弟或是哪些无权无势而又老实本分的贫下中农子弟去，当出了安全事故就说是地主富农搞破坏，阶级敌人搞破坏，(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曾经出过煤炭洞打死人的煤矿事故，而大队支书还开会说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当时开会为了吸引人，上村大队还是包了一场电影放映)。当时的煤炭洞是斜打洞下去，下去的路是象梯子一样土坎一坎连着一坎往下延伸。我小时候只是站在洞口往下看过，洞里面虽然没有进去过，但我父亲背过煤炭，听我父亲讲，里面比较潮湿，有的地方出着水。有时候水到脚面子，洞顶时不时还往下滴着水，雨水季节甚至是漏水，用车水机车着水挖煤，挖煤炭和背煤炭的人不仅仅要防止塌方，还得防止缺氧，里面还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一系列危险因素，当然我们这里统一叫闷风。而当时只是用鼓风机进行通风，在里面试探有没有氧气就用一种叫煤石（煤石这种东西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曾经拿过来家里，看外观就和今天一种叫普钙的化肥的差不多，还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的东西进行点灯试探，进入里面的人由前面一个提着煤石灯，如果煤石灯熄灭了，人就得赶紧往洞外跑，否则就得交代在里面了。下去上来的时候都必须弓着腰，煤炭洞是用木头支撑着，我们这里叫镶木。而运送煤炭则用篾编的簸箕，簸箕比平常挑土的簸箕大和深得多，大约是平常挑土那种簸箕的三到四倍大，一个人躺在里面睡觉根本没有问题，一簸箕煤炭可以装70公斤到100公斤左右。两个人一个班次，一个人用锄头挖着，一个人用簸箕往洞外背，两个人轮流替换着挖和背（人多了就施展不开了），由于煤炭洞不大，所以背煤炭往上爬的时候往往是手脚并用。当然土地下放以后拿工资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争着去了。
　　由于结巴队长的不同意，所以我父亲最后也就没有去食品公司长期做工了，但是那个管基建的人还是比较照顾我父亲的，就让我父亲给食品公司做包活，于是我父亲在完成生产队的割草任务以后，就利用下午半天的时间去做一些修缮工作的零工。
　　我清清楚楚记得有一年冬天，我父亲在给食品公司做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半天的零工，在拿到了5块钱的工钱以后，在一个逢街天的下午（那个时候一个星期才赶一次街），当当天的割茅草任务完成之后，就去县城的理发铺理那长时间都没有里的发，那个时候理一个人的头发是两毛钱，理发铺当然是国营单位开的。
　　那天，寒风飕飕，天空还飘着雪花，当我父亲到县城经过一个巷子口的时候，一个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大约三十多岁年纪的男人往四下张望了一下之后，看到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才朝我父亲走了过来，不过这个男人虽然穿着一件御寒的棉衣，但已经是破破烂烂的了，就连棉衣里的棉花都裸露出了好大的一部分，而裤子则是一条单裤，也是破破烂烂的，脚上则穿着一双草鞋。这是那个男人给我父亲的第一印象，我父亲从他冻得通红的脸看得出，只怕他已经在寒风中站有了大半天了，也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是为什么，他的两只手却始终是踹在怀里。即便如此，他还不停地四下张望，一副战战兢兢地的样子，当他快要靠近我父亲的时候，才用很低的声音问我父亲买不买猪油。直到这个时候，我父亲才明白，原来他所害怕的是那些专门抓投机倒把典型的戴红袖章，戴红像章的干部。当他走到我父亲面前的时候，一边低声说话，一边则从他那破破烂烂的棉衣底下捧出一个盖腌菜罐的钵，腌菜罐钵是用报纸包着的，当他把包着腌菜罐钵的报纸一拿开，一股浓浓的猪油香味顿时从钵里溢出，往钵里一看，果然是乳白色的猪油。原来用咸菜罐钵里装的猪油是踹在那人的怀里并且用两手抱着的，而腌菜罐钵则是靠那破破烂烂的棉衣遮着。见我父亲没回答，他就又作急地接着解释道：＂大哥，这是自己家里养的猪的猪油炼出来的，要不是因为孩子生病没有了钱看病，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说啥也舍不得拿来卖的。＂其实我们家没有油吃早已经快大半年了，菜不是白水煮就是干锅炒，于是我父亲犹豫了一下就问道：＂那你要多少钱一斤，那个男人说要3块5一斤，他的猪油有一斤半，不相信可以找称来称。＂我父亲知道他说的和黑市价差不多，看数量也差不多，于是就说道：＂我手里才有5块钱，多的我也拿不出来，如果你卖的话就卖，不卖的话就算，而且我也不是专门来买猪油的，自然也没有装油的物件了，你得连钵钵给我。＂那个男人在想了一会儿后，才把装着猪油的钵递给我父亲，然后接过我父亲手里的5块钱走了。当然最后我父亲的头也没有钱理成了，只能回家拿剪刀自己剪一剪了。我家因为有了这5块钱买的猪油，终于有了猪油炒菜了，当然由于猪油比较珍贵，所以我们家每次炒菜才舍得用一只筷头沾那么一点点。我弟弟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由于营养不良，所以4岁多了还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所以每顿饭就单独煮一点米粥给他吃，其他人只能吃糠咽菜，有了那一斤半的猪油，也就能够给他的米粥放上一点点猪油了。
　　其实那个时代要是平等的话，那就是农民种的粮食和养的猪鸡统统交给国家，然后也如工人和单位人员一样发工资，发购粮本本，发肉票等等一系列购买票什么的，这才叫平等。当然也就不会存在提防农民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和搞什么投机倒把了，那大小领导也就用不着整天神经质，神经兮兮地劳民伤财地去割什么资本主义尾巴和抓什么投机倒把典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