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杯C组那儿，他们的城与梦

　　未完成的城市，不确定的未来
　　我曾经路过一些城市，它们还没有成为它们理想中的样子，只是小心翼翼地尝试着一切可能的改变，艰难地前进。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它们身上，笼罩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如同一位乡村姑娘，再时尚的装扮，也遮掩不了她因常年劳作而黝黑的皮肤，浓重的口音和局促不安的神态。
　　我曾经嫌恶过它们。在安徽的一个小县城，我牵着表姐的手迅速穿过没有红绿灯的街道。一切都是老旧的样子，尘土飞扬的道路，街边小店红红绿绿的招牌。为了避免灰尘飘进凉鞋，我不得不踮起脚尖行走。斜刺里窜来一辆摩托，划道夸张的弧线疾驰而过。摩托车上的男人自然地偏头，“啐”地向路面射出一口浓痰。这只是一个半农村式的县城，仍未摆脱农村的沉重印记。不远处的河道边，有妇人在漂洗衣裳，粗黑的发辫上下晃动着——又一个农村式的劳苦背影。
　　现在，这样的城市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减少，它们逐渐拥有了自己的计划与口号，跟随整个中国的脚步，创造属于它们的新生活。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在前进。只是，它们沉浮在工业化的浪潮之中，变得越来越像一台台不断轰鸣的巨大机器，原始，坚硬而冷漠。它们看起来仿佛只需要零部件和机油就能维持运转。事实上，针对这庞然的冰冷而言，工厂是零件，工人——通常是外来务工人群——才能维持它们的正常运作。一般情况下，工人们也是不断流动着的，像新鲜流淌的血液。老了的出去，年轻的进来，周而复始。
　　最近读了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再次注意到“东莞”这个城市。它与深圳不同，在没有得到高度重视的情况下，摸索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门槛。“工业化”显然是更为紧要的大目标，因此“城市化”便显得滞后不前。这是没办法的事。工业城市带给了本地人更多机会，同时，大量外地人来到这片土地，作为移民在这陌生的城市寻找机遇。在这儿，本地人与外地人相互抵触，许多外来务工者之间也漠不关心。这片巨大阴影之下，是微芥如尘的人们，面无表情地，在一道道流水线上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移民们的所有状况都是不确定的。或许，年龄稍大的男孩子们，会攒一笔钱回去成家，然后为了自己的新家庭进城继续奔忙。女孩们的机会则多得多。遵从父母意愿回村嫁人的越来越少，她们更愿意留下来，再辛苦也值——这与她们最初的想法往往背道而驰。并不是为了贴补家庭作出的无奈妥协，而是因为，她们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她们拥有自己的梦想，想要得到自己期望的生活，不愿再受家人束缚。她们渴望在学习中提高自己，并为此攒钱参加各式各样的培训班。
　　初初进城的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犹豫着——困扰他们的一个个现实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它们却能影响自己的一切。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现状能否支撑起未来。他们对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保持着新鲜的想法，这些想法促进了他们的尝试，尝试去改变——最简单，也最困难。改变的简单在于，几乎任何工厂严苛的制度都能轻易唤起工人们的不满，唤起改变的决心。但就实际考虑，挑动起的不满未必能战胜对安稳的渴求。并且，就算离开，其结果也未必称心如意。这就是“改变”的代价，它太过沉重，必须舍弃现有的生活去搏一个更好的未来。何况，这个未来并不确定。
　　改变需要勇气，杀死它的是漂泊无根的恐慌，这份恐慌本身，只是对“不确定”的微弱抵抗。虽然命运的曲折并不止施加在他们身上，但是，因为背井离乡，因为年轻懵懂，因为他们比同龄人背负得更多，他们的未来，注定存在着更大的风险与伤害。
　　冰冷的人情，残酷的囚笼
　　一个打工女孩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时常想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自己。”的确，他们——那些背井离乡的工人们，总是孤身一人。老乡和朋友只能作为一种慰藉而非依靠：老乡可以在刚进城时帮忙引导、介绍工作，兴许过年时能帮忙捎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朋友在劳累时能带来几句轻言软语的安慰，可以一起逛街，一起聊天，对工作不满意时搭伙走人，有了好机会顺便分享……然而，更多时候只能靠自己。要知道，老乡可能会无偿向村人提供你的收入情况，朋友也并不能消化你所遇到的困难。他们只有靠自己，在这个巨大的城市中像蝼蚁般生存，挣扎，在现实中被歧视，被欺骗，被玩弄。在这个城市生存需要更多的经验和头脑，他们也逐渐适应了获得它们的过程。他们慢慢打磨自己的心，让它们符合这个城市的形状——就像工厂里利用模具生产的各种产品。他们在工作时将情感舍弃，对待某些事默默接受，缄口不言。
　　他们学会了很多生存方法，总结出自己的职场准则，也愿意花费一两个月的工资去参加培训班，以摆脱工作的疲倦无力。他们学会应付刁钻的面试，学习最新的营销理论；他们逐渐懂得撒一些小谎，在上司面前更好地展示自己；他们买来各种专业书，卷着舌头，用蹩脚的发音跟读音标……他们还年轻，却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好几年。
　　这城市就像一个囚笼，散发着金属的森冷光泽。残酷的同时，似乎能将人们最本真的特质过滤，然后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当作渣滓抛弃。最自然不过，可也最令人心寒。城市就这样吞没了一切，吞没所有年轻的汗水与鲜血，笑容狰狞。
　　但他们不是困兽。他们将青春与血汗施与，期望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却很少能畅快一笑。他们不停盘算着手中的实际资产，考虑寄多少回家，这个月用多少，给自己存多少。在数字化的城市他们学会把一切换算成数字，因为收入有限，他们必须把钱用在最实际的地方。他们变得更加自我，很少有人比他们更明白金钱的重要性。他们懂得该如何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并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施。他们的梦或许只是拥有安逸的生活，但若需实现就必须坚持劳累。他们惦记着这个月的工资，抱怨着扣掉的钱和太过沉重的疲倦，处于加班与否的矛盾之中，被城市中脏乱的一切欺侮。他们是老板口中“廉价”的外地人，是人们眼中“低素质”的代名词。“农村人”的身份是他们卑微的证明，是洗不去的烙印。
　　那些身边的人，那些沉重的影
　　我出生在杭州市区。我爱着这座城市，把它作为自己不变的信仰。他们，看起来与我并无关联，但我与他们之间，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的父亲是杭州本地人，而我的母亲则出生在安徽绩溪的贫困农村。和当时大多农村孩子一样，母亲初中还没念完就辍学在家，帮家里做农活，之后又踏上了进城打工的漫漫长路。我的亲戚们一半出自农村，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来到了杭州，渴望进城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离我如此之近。我寻找他们年轻时心中跃动的憧憬和不安，感受他们接触外界时的迷惑与新奇。他们亦在冒险中觅得他们的喜悦和幸福，书写着各不相同的人生。
　　我的母亲或许算是其中的幸运儿，她实现了自己年少时的梦想，把家安到了城市。母亲说她初进城时也许还不到20岁。她回忆往事时总带着淡淡的笑容，连同这往事本身，也带着或多或少的不真切。但它们曾经那样真实地活在她的生命里，成为不可磨灭的灰烬。她并不避讳谈到过去，对年少的抗争仍然感激。她说，当时我外公并不赞成她去学裁缝，但她最终还是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它成为母亲进入这个城市的铺门砖。然后她去了工厂，离开，又进入别的工厂。她从车工做到组长，现在从事服装跟单。她没有学历，靠的只是技术。她谈到自己时会带着几分自豪，虽然有时也会遗憾自己没有学好制版。
　　只用最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我母亲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经历，但实际上，这简单的几句话却是母亲最珍贵的青春岁月的缩影。她是否因为一些产品方面的小问题被斥责到偷偷哭泣？她是否在夜晚彷徨失措，让月光照亮泪眼？这些她都没有告诉我，但我相信，它们一定发生过。或许她觉得这很平常，在岁月积淀中，她的心已经归于平静。她会笑着谈起，她初来杭州时觉得武林门是世界上最大的门，会谈起她狭窄的认知与可笑的笨拙，却总是淡然看待自己的辛苦。没有当初的辛苦，何来现在的安宁？
　　但是，母亲的身上，仍然保留着来自乡村的证明。既是合理的“残留”，也是特殊的“保留”。母亲的普通话杂着些许乡音，并不十分标准，但已足够流利，杭州话说得也相当自然。当别人问起她的籍贯，她会坦然地回答——安徽，尽管她的户口早已迁入杭州。她愿意骄傲地展示自己的故乡，在她眼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地方，是她生长的地方。她与如今的打工者不同。他们渴望剔除自己身上卑微的乡村的影子，这种愿望使得社会中出现了“杀马特”的存在。他们需要被理解，这只是他们摆脱歧视的一种方式。他们只是渴望融入这个城市，但过于极端的方式却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嘲笑。
　　我看到表姐在空间上抱怨工厂没完没了的加班和端午微薄的福利，听到母亲谈起表哥厂里的利害关系，感受到他们无限延伸的疲惫和痛苦。成家后的压力反而更大，重复奔波，再难自由。他们怀着期待回家，却发现自己已不再习惯家中的生活。也许他们更向往城里享受到的自由，虽然孤身一人，但天地无限大。在村里，一切都是封闭的，人们分享着彼此的信息，亲近却狭隘。
　　他们只能轻松几天，很快又将跻身在进城的人潮中。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又将继续他们循环已久的生活。
　　他们的城，他们的梦
　　城，不止一座城；人，不止一群人。他们卷着铺盖来到城市，城市接纳他们，他们接受它赐予的一切。他们就生活在你身边。他们是巴士在中途卸下的一批乘客，是遥远故乡的亲人不灭的希望。你看到立交桥下静静安睡的他们，你看到坐在面摊的塑料椅上大快朵颐的他们，你看到站在凌晨街头失声痛哭的他们——尽管你并不知晓他们痛哭的理由。
　　他们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
　　他们说起自己描绘的蓝图时，眼睛会发亮。
　　他们对现状充满不安，却决定留下来。
　　他们为了适应城市不断前进。
　　这是他们的城。在那儿，有他们的梦。
　　高二:屠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