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活着写得好，可我就是看不出来，它到底好在哪里？

　　恕我愚钝，好多人包括名人大咖都说《活着》这部小说写得好，可我翻来覆去地看，就是看不出它好在哪里。
　　作者余华在自序中写道：＂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西方一媒体评论说：＂《活着》向人们展示了将苟活作为唯一生存目标的状况，使作品显得更深刻。＂
　　既然作者和外界都在这样说，我们就看一看它究竟高尚又深刻在哪里？
　　一、打爹骂娘，吃喝嫖赌，人伦丧尽，天理难容！
　　富家子弟福贵，整天泡在妓院里吃喝嫖赌。父亲问他在城里做什么呢，他说在做生意。父亲知道他在做坏事，脱下鞋来打他，他抓住父亲的手，说：
　　＂爹，你他娘的算了吧，老子看在你把我弄出来的分上让让你，你他娘的就算了吧。＂
　　父亲气得哆嗦了半晌，才喊出一声：＂孽子！＂
　　福贵说：＂去你娘的。＂双手一推，把父亲推倒在墙角里。
　　福贵让一个胖大的妓女背着他去逛街，在街头遇到了岳父。福贵一把扯住妓女的头发喊停了脚步，他骑在妓女身上大声地对岳父喊道：
　　＂岳父大人，女婿给你请个早安！＂
　　已经怀孕七个月，挺着大肚子的媳妇跪在福贵脚下，恳求福贵离开赌桌，跟她回家去。福贵抓一把钱给了身边站着的两个人，对他们说：
　　＂把她拖出去，拖得越远越好。＂
　　媳妇双手紧紧捂着凸起的肚子，被人拖到外面，扔在了大街上。她扶着墙吃力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地捂着肚子，走十多里夜路挪回了家。
　　听说福贵输光了全部家产，父亲气死在了粪缸边上。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抹着眼泪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呀！＂母亲的意思无疑是说，福贵的父亲年轻时也不正经，所以才有了福贵这个孽子。
　　这就是《活着》的主人公福贵解放前的所作所为。福贵是个什么样的人，分明不用再多说一个字，他活在世上分明就是个误会。形容他的下三滥，已经有损老祖宗发明的汉字。
　　二、福贵的转变，看不到任何合情合理的理由。其实也谈不上什么转变，只不过形势变化了而已。生活给予他的，只有接连不断的苦难和苦难。
　　作者分明是把新中国建国作为一个分水岭，解放前的福贵是鬼，解放后的福贵变成了人。那么，福贵是怎么变成人的呢？
　　福贵输掉了全部家产，土改时自然成了贫民。而赢去他全部家产的龙二却成为地主被枪毙了。福贵想到，如果不是他输掉家财，枪毙的应该是他呀，龙二等于是替他去死。
　　于是福贵就想：
　　＂这下可要好好活了。＂
　　于是，福贵便重新做人了。
　　＂浪子回头金不换！＂福贵要重新做人当然是好事，可他的转变不过是没有了花天酒地的条件，没有了旧社会那些黑暗的渊薮——赌场和妓院。如果说，仅凭条件的有无就能把一个下三滥到极点的人改造成新人，天底下哪有这么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与其说福贵是因为条件不具备而转变了为人，莫不如说是《活着》的作者安排了他的人生之路。
　　何况，接下来的福贵并没有什么悔过自新的壮举，不过是守着土改分给他的五亩地，在地垅沟里刨食吃。从这个角度来说，福贵的转变并非是什么脱胎换骨，只是被逼无奈而已。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贵在旧社会花天酒地，到了新社会，他的日子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从锦衣玉食变成了吃糠咽菜，反而是一个苦难接着又一个苦难。
　　先是砸烂家里吃饭的锅来煮钢，用一个汽油桶大炼钢铁，全家在人民公社的集体大食堂吃了几天饱饭，很快就把大食堂吃黄摊了，又重新买锅另起炉灶。贫穷和挨饿一直笼罩着福贵全家，一对儿女饿得实在没办法，只好每天去喝池塘里的水充饥。
　　对于这段历史，没经过和没学过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的事情确实存在。这个阶段挨饿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接下来一个又一个苦难，却是让福贵成了噩梦的承受者。先是儿子被人抽血抽死，接着是哑巴女儿生孩子大出血死亡，偏头女婿工亡离世，外孙子吃豆子活活撑死，媳妇得软骨病去世，最后剩下福贵孤苦零丁的一个鳏夫。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意外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所有意外（苦难）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个概率就微乎其微了。所以福贵的苦难只能说他是一个倒霉蛋，人间所有倒霉的事都让他摊上了。而在如此严酷的现实面前，福贵仍然坚强地苟活着！于是便生发出来故事的主题：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它向人们展示了将苟活作为唯一生存目标的状况，使作品显得更深刻。
　　抛开福贵在旧社会那段丑恶历史不说，只说福贵经受的这些苦难，都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新社会，是从解放初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当然，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生活确实经过了一番曲折，这是一段艰苦奋斗也走过弯路的时期，但总的来说是在曲折中前进，在困境中奋起。新旧社会对比，毕竟还是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福贵身上，这些连影子都看不到，看到的只是苦难。
　　如果把福贵这种＂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人生理念作为高尚和深刻，那么，当我们清明时节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祭奠先烈时，是不是可以发出这样的疑问：先烈们的离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们的选择，是否高尚和深刻呢？
　　三、为了编织罗列苦难，不惜脱离现实，胡编滥造，其手段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剖析个别现象来点明主题，这种写作理念并没有错，但一定要在尊重现实尊重生活的前提下，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种生编硬造的无病呻吟，理应是写作的大忌。
　　福贵的儿子有庆，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学五年级学生，为了抢救县长夫人，由于只有他血型对得上，便被人不停地抽血。孩子被抽得脸白了，嘴唇也白了，哆嗦着说有些头晕。抽血的人却说：抽血都头晕。接着继续抽，直到一头栽倒在地。医生过来听了听，说：心跳都没了。转身又去抢救县长夫人去了。
　　大家看看这个过程，是否合乎逻辑，合乎情理？
　　首先，人身上的血液是有限的。别说是医务人员，即便没有任何医学常识的人也知道这个道理，怎么可能无休止地对一个孩子没完没了地抽血？而且孩子脸和嘴唇都已变色，自己也说了头晕，却还是不停地抽，直到把人抽死。这种情况，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么？
　　其次，有庆一头栽倒在地，医生赶来听到心跳已经停止，听之任之不做任何抢救，却转身又去救县长夫人了。福贵是从有庆的同学那里听到消息才赶来医院，医生却问福贵：你有几个儿子？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这个医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普天下有这样的医生么？即便是封建社会的刽子手，也没有这样问话的！可见这种胡编滥造的行为，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再有，孩子是献血救别人，被医院抽血活活抽死。却没有人给家里送信，似乎和医院没有关系，也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更没有任何赔偿，而且还没人处理善后。只有福贵一个人把孩子抱走，还怕被孩子母亲知道承受不住，只能偷偷地用衣服包上，埋掉了事。这样的情节，这样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发生的可能么？
　　最后，儿子死了一个多月后，县长才一个人来到福贵家里，这个县长还是和福贵被抓壮丁时的同伴。县长拿了几个钱，算作赔偿，被福贵的媳妇骂了出去。
　　有庆死的时候，正值文革之前的六十年代初期。不仅医院没有任何赔偿和追责，而作为县长，面对人家孩子为了救他夫人被抽血而死，他竟然过了一个多月才送来几个钱，而且还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这种情节，无论从道义和情理上都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他毕竟是父母官，是一县之长啊！
　　面对以上的情节，我们当然会一笑了之。因为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的事情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发生的。
　　想必作者也醒悟到了这一点，在《活着》改编成电影时，作者作为编剧，亲手把有庆死亡的原因改成了车祸。这就足以说明，作者本人也察觉出。这个情节编得过于离谱啦！
　　可是，当《活着》印成外文拿到西方国家出版的时候，人家会怎么看又怎么想呢？——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医院，竟然可以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抽血活活抽死，过后又不闻不问，任由家属自行埋掉了事......
　　——难怪《活着》在西方博得一片喝彩，而且获奖无数！
　　作为文学作品，当然不是只有歌颂和赞美，它理应是一个形象又典型的过程。但是，为了阐述一个主题，就脱离生活随意的编织苦难，本身就是一件极不严肃和不规范的行为。
　　在我看来，《活着》所谓的高尚和深刻，不过是写了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道理。这种道理到底高尚和深刻在哪里，我看不出来。
　　《活着》全文13万字，介于中篇和长篇之间。面对一部叫好声极高的作品，却无论是鲁迅文学奖还是茅盾文学奖，它都没有沾到边儿。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想必国内的评委们，也是心有余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