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障女孩想上大学，究竟需要有多幸运？

　　一个听障儿童去念普通学校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她又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呢？
　　01hr从小到大，我们似乎很少接触到听障群体。
　　但事实上，早在2007年，国家统计局就公布了数据：我国有2780万听障人士，占人口总数的1。99。另外，根据残联2012年数据，听力残疾的患者人数仅次于肢体残疾。而我国则是听力残疾人数最多的国家。
　　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比例来说，大约每50人中就有一个听障人士。但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很难看见他们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画面：
　　或者这样的视频画面：
　　我们很难对他们的困难感同身受，甚至极少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究其原因，是因为无形的歧视无处不在。
　　打开知乎，总能看到这样的提问：
　　一些听障人士因生活中遭受歧视而到网络上寻求帮助。
　　而在这些问题下的回答，可以刷到泪目。
　　很多听障人士在回答里分享自己的遭遇。
　　一位答主在念初中的时候，因为听力障碍被安排坐在前排。但由于个子高大，同学们对他坐在前排的意见极大。
　　即便跟同学解释了听力有问题却也无法被大家体谅，最后落得被同学们孤立的下场。
　　坐在前排成绩却不好，父母老师便齐上阵，打骂是常用的手段，因为他们觉得答主辜负了他们的期盼。
　　答主更会因成绩不理想而遭到体罚，父母甚至用鞋底打他的脸
　　上学时，同龄人还未学会理解他人，虽是无心，却因为排挤孤立，在心底埋下了敏感多疑的种子。
　　所以，即便他们能顺利毕业找到稳定的工作，却也仍然过得不快乐。
　　听力障碍是他们与健全人之间的鸿沟。
　　本就戒备敏感的人，在跟同事相处的过程中难免多疑多虑。如果发生些尴尬的事情，听障的人更会耿耿于怀。
　　简言之，心有荆棘。
　　小时候被同伴当成异类，长大后也不被人们理解，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很少被照顾到。
　　比如看电视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就不太友好。
　　国外的电视节目里常常能看到手语。
　　但中国配有手语的频道寥寥无几。
　　甚至，听障人群很难享受到春晚的氛围。
　　当人们围在一起热闹地看春晚时，不时被小品里的桥段逗乐，而听障人士只能徘徊在热闹之外，满腹地不理解。
　　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报警器大都是声音提示，这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如同虚设。
　　关于出行，听障人士更是不易。
　　比如地铁公交语音报站为主，有听力障碍的人便很难知道自己坐到了哪一站。
　　比如餐厅排队叫号几乎只有语音提醒，而在银行、医院里，文字提醒也要时刻关注才不会不小心错过。
　　在路人的异样目光和生活的不便利共同作用下，听障人士便很抗拒出门了。
　　毕竟后方来车的鸣笛声，他们也极有可能会听不见。
　　02hr去年，对于从事了康复工作11年的谢园长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年。
　　谢园长十几年如一日，帮助千百名听障儿童进行康复训练，而就在去年，她带出了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大学生：念念（化名）。
　　念念出生在一个落后的边缘省份，从小就被查出有听觉障碍，于是小小年纪便带上了助听器。
　　小时候，念念依靠着助听器和康复训练，勉强可以听清声音，大部分时间里，可以如同
　　普通小朋友一样娱乐生活。
　　念念的父亲是一位成功且骄傲的商人，因此，在念念上小学时，他没有让念念去上残障学校，而是坚持让念念上普通学校，和普通小朋友一样学习、生活、竞争。
　　不过，由于听力障碍，念念的成绩一直处于中下游。
　　到了初中，念念遇到了大多数听障学生都会面临的难题：随着中学学业压力的增加，老师过快的语速和课堂的嘈杂声，都让她难以听清楚讲课的内容，念念不得不更费神地集中注意力。
　　但教材的难度逐渐增加，念念追赶不及，自然而然地，她的成绩开始下滑。
　　就这样，一直到了初三那年，念念的父母做了一个改变念念一生的决定既然助听器已经无法帮助听障的女儿获得像常人一样的听力，那就一定要做个人工耳蜗才行。
　　十几岁的少女已经有了自己的审美喜好和强烈的自尊感，助听器可以随时取下，走在路上便可与常人无异；但戴了耳蜗后，便永远都跟别人不一样了，所以念念从心底里抗拒人工耳蜗。
　　人工耳蜗体外机如上图
　　于是念念父母求助谢园长，请求园长出面劝说念念。
　　谢园长了解了女孩子的心思：不想让自己变得跟别人不一样，不想把自己的残缺赤裸裸地展示给众人。
　　找到了问题关键之处，她便去劝说念念：你有长头发，把人工耳蜗藏在头发里，别人就看不到了，你还是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生活。
　　为了更好的听力，念念最终还是妥协了。
　　戴了耳蜗后的半年，处在叛逆期的念念经历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
　　刚刚戴了人工耳蜗，并不能很好的听清楚，这使得原本就处在叛逆期的念念变得十分烦躁，甚至拒绝去做康复训练。
　　可不做康复训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
　　谢园长知道这件事后，又急忙联系同事去给念念做听力健培。
　　听力健培持续了半年，做好后，念念重回校园。听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念念的学习成绩也慢慢提升。
　　高考前，谢园长趁着假期又去看了念念。
　　谢园长担心念念因为心态的问题而影响了发挥，于是不停地嘱咐念念心态要放平和。
　　当谈论起理想的大学，念念说想要考重庆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师范系。可她却不知道这个专业是统考单招，单招之前要答一套卷子，甚至不知道还有一场面试。
　　那时已经是4月，由于准备不充分，念念第一年裸考笔试成绩差了2分。
　　她落榜了。
　　坚持梦想的念念并不愿意退而求其次，她选择重整旗鼓，准备第二年再战。
　　于是在第二年里，谢园长也倾尽全力帮助，想起来在重庆实习的时候教导主任是重庆师大的老师，于是向他取经，更是在念念笔试通过后，亲自辅导念念的面试。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念念终于如愿以偿，并取得了面试成绩第一名的好成绩。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念念喜极而泣。
　　她觉得自己生来不幸，人生坎坷，所求从来没有回应，但终于有一件事情，在自己的努力下遂了心意。
　　生来便与别人不同，不能拥有常人的听觉；正常的听力是奢求，与常人无异更是奢望。人生不如意太多，难得的如意便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但即便是念普通的学校、上普通大学这样简单的愿望，对于大部分听障孩子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梦。
　　03hr谢园长开办的康复中心里，最贵、最惹人注意的，便是测听室了。
　　全套设备差不多近10万元，只是为了更好的测试听障小朋友们的恢复情况。
　　人工耳蜗可以帮助听障小朋友们听到声音，但始终无法还原到真耳状态。
　　好多孩子不会发sh、f这些音，goodafternoon说得特别不好，因为有些高频声音，人工耳蜗是补偿不上去的。
　　孩子们听儿歌之类的，听词可以，但听调就不行，也是因为音调分低频率和高频率，而对于高频的补偿，助听器也好、耳蜗也好，都做不到。
　　戴了耳蜗的听障小朋友们对听力的环境要求也很高，一定要是非常安静的环境下才可以。
　　所以，测听室成了康复中心最核心之处，不仅能测试孩子们的恢复程度，也能协助训练孩子们在嘈杂的环境中排除干扰，专注去听自己需要听的声音。
　　在康复中心做恢复的孩子们，经常面临的不止听障这一个难题。
　　天天（化名）是一个剪着齐刘海胖嘟嘟的小男孩。
　　几年前，他的父母刚把他从东北老家带到这儿来，那时他已经4岁。但在康复中心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学得很快，会讲很多话，性格也开朗起来，父母也很开心。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家长都觉得孩子很笨，后来老师才发现了症结：孩子的视力也有问题。
　　结果，去年年末，医生证实了这个结论：天天的视网膜发生病变，他将在两三年内失明，而国内尚无手术能治疗。
　　家长们又陷入了一轮的崩溃中。
　　也就是说，他刚离开无声的世界，就要进入一个没有光的世界。
　　现在，康复中心的老师们特别注重去培养天天的触觉。
　　我们现在要求他上下楼必须手扶着，要养成摸的习惯。
　　这样，真的有一天他看不到了，他通过听声音、通过触摸，也可以去有正常的生活。
　　但并不是所有的听障小朋友们都能如此幸运地及早发现、接受治疗，然后慢慢恢复，拥有不影响日常生活的听觉。
　　更多的，是向命运低头，无法回到课堂，只能早早辍学，学着养活自己，在繁华的背面苟延残喘。
　　小梦（化名）的听力在高中就出现了问题。
　　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经人介绍到工厂打短期工，听力便是在那段时间急剧下降，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说好的日薪70元并未兑现，辛苦10天只得到了100元的酬劳。不仅如此，小梦还要忍受黑中介和跟班不怀好意的明示暗示。
　　小梦在情况糟糕至谷底之前放弃了这份工作。
　　在找下一份工作前，小梦同家人说起听力的问题，但并未得到家人的理解和帮助，反而被认为是在逃避工作。
　　小梦无奈，只得自己找了份传菜员的工作。
　　家人的不理解让小梦更难接受自己有听力障碍这件事，于是她在所有人面前伪装成普通人的样子。
　　即便听不清、没听懂也要假装自己听见了，可领班和主管却总是在大家面前拆穿自己，让她重复刚刚听到的话，可是她听不到啊，要她重复什么呢？
　　后来，小梦买了助听器。广告称助听器可以帮助恢复90以上的听力，可对于小梦来说却没有什么效果。
　　但负担不起人工耳蜗的小梦，也只能把所有希望寄托于此。
　　这正是我国听障人群的普遍现状。
　　04hr我国7岁以下听障儿童有20万人，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3万人的速度增加。
　　如果能在婴幼儿时期发现问题并及早治疗，其中大多数都能获得正常的听力，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也能最大限度避免。
　　但在治疗的过程中面临着两大难题：
　　一是康复工作的紧迫性。
　　首先，是儿童学习能力倒计时的问题。
　　即儿童学习语言有一个黄金时期，比如在儿童时期学外语会很快。但如果没有一开始就发觉到听觉上的问题并做手术、戴耳蜗，很可能就错过了学习的窗口期。
　　蕾蕾刚出生时，通过了听力检查，结果长大后，她的听力越来越差，一开始家长也没有往那个方向想，后来才知道，蕾蕾听力已经下降和受损，成了听障群体。也是因此，蕾蕾做手术和康复的时间都晚了许多。
　　6岁的蕾蕾在康复中心已经进行了1年的康复，但现在还只能说十字以上句子。
　　而她的妹妹刚发现听力问题时就及时被家人发现，及时进行治疗，比姐姐恢复的更快些。
　　其次，康复一般需要12年，康复结束后如果想重回普通孩子的生活，可能还要去上一年幼儿园，等到上小学时，许多小孩子这时可能都已经8、9岁了，他们人高马大的，坐到一年级的教室里格外惹人注意。
　　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需要坐到第一排。
　　如果不坐第一排，他们听不到；而坐第一排，则会挡住后面的同学，其他家长难免会有意见。不过，好在现在年轻人对耳蜗和听障群体接受度越来越高，90后父母中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
　　再次，小学的课程会一下子比幼儿园多很多，信息量大，老师语速又快，佩戴麦克风，上课时四处走动，同学讲话、吵闹等等声音，都会导致听障儿童难以提取出老师的声音。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他们不合群、被排斥，然后在漫长的社会历程中被抛下。
　　最终康复工作功亏一篑。
　　但如果可以及早发现并接受治疗，康复比较好的那群人，就可以跟正常人没有太大区别了。
　　像蕾蕾恢复到现在，已经会唱简单的歌，还参加过几次大型活动，跳舞、说儿歌都没问题。
　　康复中心还有一位叫然然的小朋友，她属于听障程度较轻的一类，只需要佩戴助听器即可，而如今已经恢复得和听力健全的人并无太大区别了。
　　这次，蕾蕾和然然等六位听障小朋友们更是组成了听不见的乐队，与唱作人袁娅维一起演绎全新单曲《听见日出》，共同创造奇妙的乐队现场。
　　听见日出
　　在MV里，每个音符都变成了一朵云，唱作人袁娅维带着小朋友穿梭在里面，借由声音的能量，让日出显现。除此之外，大家还创意的玩起了声音：无论是水珠下落的滴答声，还是订书机扣下的噼啪声，都被加入到歌里，展现声音的无穷可能。
　　这些小朋友们依靠耳朵上的小耳机，便可以听见配乐，并参与到这首歌的演唱中。
　　所以，及早发现和治疗可以帮助听障儿童恢复得与常人无异。
　　但这其中也要面临第二个难题，现实又无奈，那便是：治疗费用难以承担。
　　平均一侧人工耳蜗的费用将近20万。而且，人工耳蜗体外机每过七八年就要升级一次，又是若干万元的支出。
　　不升级更不行，因为设备的差距带给听障儿童的体验是异常明显的。
　　越贵的设备，对声音的处理越是细腻，在声音的频率和分贝的补偿上更是明显，这一差别如同图片的高像素和低像素的差别，也如同智能机与老人机的差距。
　　然而，几十万的费用已不是一般家庭能承担得起的。
　　成立于2012年的公益机构爱的分贝，希望为听障群体提供一站式的救助和服务，所以一直以来，在进行人工耳蜗的资助和康复资助。
　　2020年，爱的分贝上线了人工耳蜗体外机升级的资助项目，为听障家庭提供最高2万元的资助金。
　　但只靠一家之力难免会能力受限。
　　于是，OPPOEnco耳机联合腾讯公益与北京爱的分贝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了这次公益活动。
　　用户可在QQ音乐等平台上观看听不见的乐队的歌曲MV《听见日出》，点击即可参与公益活动。
　　OPPOEnco起捐100万元，每多一个乐迷的点击，OPPOEnco就会多捐0。1元，这笔善款将通过爱的分贝，为听障儿童升级人工耳蜗体外机，帮助听障儿童重获新声。
　　听不见的乐队
　　《听见日出》这首歌曲的诞生，也恰好呼应OPPOEnco耳机所想要传达的理念：为声音赋予能量，去帮助所有人积极的探索世界。
　　让听不见的乐队，也能听到日出的美好与世界的曼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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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去社会捐赠，国家也一直在努力建设更加完善的无障碍公共设施。
　　一方面国家致力于发展信息无障碍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进度飞快。
　　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信息无障碍，而我国在2004年才将这一概念推广。
　　如今，越来越多的网站实现了信息无障碍化。
　　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3日刊，自2013年起，超过800家政府单位搭建了信息无障碍服务平台，3。2万个政务网站实现信息无障碍。
　　另一方面，国家也十分重视听障人士的生活质量。
　　早在2017年，在全国政协无障碍环境建设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台联副会长郑广台就提出了：希望人人都可以用得起必要的通讯设备和设施。
　　而如今，7岁以下的儿童已经向国家申请免费人工耳蜗了。
　　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听障群体人人都可以用得起必要的设备和设施指日可待。
　　听障人士戴着人工耳蜗或者助听器，其实跟近视的人带着眼镜本质上是一样的。
　　生而不幸已然痛苦，如果生活多一份便利，人们多一份理解与包容，便能在痛苦中开出一朵娇艳的花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