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火了，说明我们仍需要乡村里的文人

　　在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里，有一组镜头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的老农民杜深忠，打开冬日的屋门，阳光照进来，在屋里留下一块正方形的亮白，杜深忠蹲在亮白后的阴影里，用毛笔蘸着水写书法。一幅字写完，他歪头看着，等着水渍慢慢变干。太阳亮光从门口照进来一块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一张很好的宣纸。他说。
　　今年过年，我给我93岁的姥爷拍了一张照片。他在正堂的八仙桌上写毛笔字，我表姐的三岁小儿子趴在桌子的一角上玩耍。在镜头里，满脸皱纹的姥爷拂袖擎笔，一脸严肃，三岁顽童歪着脑袋盯着桌面上的宣纸，窗外耀眼的白光照进来，给他们镀上了一层银边。
　　我姥爷与杜深忠是同一类人，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核，他们都是乡村里的文人。
　　工作以后，每年都是年三十中午到家，下午都会到姥爷家去一趟，一是看望他，二是拿他写的对联。今年他给我家自编自写的对联是：申岁伊始再展宏图，未年胜果发扬光大。是贴在大门上的那种大字，遒劲有力，根骨犹存，这是一位93岁老人的新年愿景。姥爷是老退休教师，每月有退休金拿，精神矍铄酒肉不离，每日喝茶看报读书，保持着一位耄耋老人、知识分子的体面。这应该是乡村文人最好的归宿。
　　而《乡村里的中国》里的老农民杜深忠则没有这么幸运。他60多岁，年轻时候当过兵，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培训班，写过小说，会一手好书法，然而这些都没能改变他的命运，他还是当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几亩苹果园养家糊口。值得欣慰的是，几十年在土地里的劳作，并没有磨灭掉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他没事就看书、练毛笔字，摆弄他向妻子隐瞒价格买来的琵琶。身为文人的他，与村子里的一切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他看不上那些短视愚昧的村民，那些村民也嘲笑他的贫穷与不务正业。相看两厌，唯有独坐枯山，用琵琶弹奏一曲沂蒙小调。
　　从杜深忠身上可以看到千百年来中国乡村文人们的精神内核：他们困顿，他们无法真正像农民一样舍下身来匍匐到大地上；他们高傲，知识给了他们不同于普通农民一样的眼光；他们痛苦，他们的精神追求得不到满足；他们落寞，他们的追求得不到旁人甚至是最亲密的人的认可；他们孤独，他们只能执拗地把自己埋身于文字与音乐中。
　　我姥爷曾回忆说，六十年代的时候，大饥荒，挨饿，教书是填不饱肚子的，何况还要养活一家子老小。于是他打算辞掉教师的工作，回村子种地。最后是那所小学所在的村子的村长，一番劝说下才留下了我姥爷。每当回忆起这件事，姥爷都会很感激那位村长，说要不是村长极力挽留，也许他早就不是老师了。自然现在也就没有退休金拿，也不能保持这一份体面。也许会像杜深忠那样，心里有诗和远方，腿却被眼前的苟且羁绊。
　　如今，村里的文人们，都在逐渐老去、归去。新一代的文人，也就是类似我这种第二代的学生，都已经渐渐从乡村出走，融入了各个城镇。离开了大地，离开了原野，离开了山丘，离开了沟渠，像无根之萍，走进都市，渴望得到承认，渴望获得平等，渴望进入一个体系，渴望一个身份。这种焦躁和痛苦，丝毫不亚于杜深忠们追求精神需求时的艰难。而在城里一旦稍稍站住了脚跟，就开始变得感性起来，开始深深思念故土，开始回忆与那片土地的感情。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然而杜深忠却在《乡村里的中国》对着镜头如是表达：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这个贫瘠的土地不养人也许这才是广大农民对土地的真实感情不是感情深，而是被这土地困住的无奈。也许我们自以为对故土的那片深情，也不过是高高在上之后的一种怜悯与自傲。
　　《乡村里的中国》中，大年初一，杓峪村开联欢会，杜深忠抱着琵琶上台伴奏，后来演唱者和其他伴奏者都下台了，只有他，还在低头自顾自地弹着，好像满腹心事，好像自我陶醉。直到周围人起哄，他才收起马扎，走了下去。也许，那一刻，他心中想读那样几句诗：有一个人，在露水的石凳上，坐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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