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年祭我们对灾难的铭记，其实是为了反思

　　人类灾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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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和各种传染病抗争的历史，伤寒，天花，麻疹，鼠疫，黑死病，有人统计说从古至今各种自然灾害，或是各种战争都没有病毒对人类的伤害更大，从生物意义来讲，它的毁灭是倾覆性的，它们始终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2013年，香港凤凰卫视曾上线了一部纪录片《非典十年祭》，详细记录了那段黑暗而布满阴影的时光。
　　面对非典，我们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人们为之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也是一份需要被我们铭记的历史，可我们记住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始终以为，灾难存在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不再重蹈覆辙，以及如何从过去的失误当中找到能让现在的我们反思的地方。
　　本文将以纪录片具体案例为例，分析面对一场未知病毒在历史上的我们犯过的四个关键性失误，和其中力挽狂澜的挽救，以此警醒当下更多人如何不成为时代的罪人。
　　对灾难的蔑视
　　2002年12月10日，广州军区总医院，非典第一例上报患者，送往医院前，他出现了发热、胃寒、全身无力等症状。在他的家乡河源，他曾被当做感冒连续治疗两周却毫无效果，病情反而恶化，出现高烧不退，神智不清等症状。
　　时任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曾说：
　　常规的抗细菌的药，治疗效果都不好，病号就是持续高热。大概是七八天以后，体温回来了，以后慢慢就好了，当时大家也没有引起太多联想，只是觉得有点怪罢了。
　　后来与其接触过的十一个医护人员全都出现了相似的病症，但那时在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依然没有人放在心上，就以为这个事情过去了。
　　那是非典最初留给人们的印象：无法分辨，没有结果，不知道是什么。
　　专家组唯一能确定的，这是一种未知的病毒，这种病毒似乎并不凶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患者病情能得到有效缓解，那时没人能预料到这会成为席卷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烈性传染病。
　　更可怕的是当时正值春节假期，也是季节性流动狂潮，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从广州返回家乡，也将病毒带向全国各地。
　　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的疫情通报机制，在当时并没有公开，无法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但在一个人员流动极大的时代，一个隐形传染源的流动，却可能在异地造成一个大的疫点。
　　香港地区的疫情爆发，与一名中二医院参加婚宴的医务人员有关，而北京的第一例感染，也是从广州带来的，她是一个山西太原人，要去广东出差，那时在北方早已流传出南方正流行一种怪病肺炎，她妈妈在她出行之前向广州媒体工作者询问是否有传说中的广州肺炎，是不是很严重？但那边给她的回复是：都是谣言，不要相信。
　　她的父亲，也在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上查询，得到的也是类似于十分安全的提示，于是她和弟弟在二月份就去了广州，到了目的地，出租车上，司机没有带口罩，什么防护也没有，并斩钉截铁肯定什么事都不会有。
　　事后，这位山西人辗转揭阳、深圳，2月22日晚，在深圳到达广州的列车上，她感到身体不适，浑身发冷。23日回到山西后，一查体温发烧38。8度，这位山西人也成为了后来北京的第一个输入性非典病例。
　　那时民间的议论远比官方更直白，但也因此让很大一部分人在疫情传播之初对一切并未重视起来。
　　人们持久的猜测是在2003年2月11日得到了验证。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开广州肺炎相关具体情况。
　　至此，非典警报才正式拉开序幕。
　　然而就在七天后，就在疫情爆发的关键时期，近两万名观众在天河体育场，观看了罗大佑个人演唱会，如同对灾难的蔑视，人们一方面惶恐，一方面又对这一切满不在乎。
　　盲目自信让相当一部分人以为，所谓病毒，不过专家组夸大其词，官方从未站出来发布更多言论，就一定没那么严重，巧合的是，当晚，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公布了一个消息：非典型性肺炎的病原体找到了。
　　原来，就在2月18日这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通过电镜，从两例尸解标本中发现一种包涵体，判断为衣原体。
　　衣原体的提出，成为了非典抗争史上最大的弯路，虽说一方面安抚了人心，却也一下子耽误了更多最佳应对治疗时机。这是官方力求在最短时间给民众的解答，却也将病毒的变故推向了高峰。
　　随后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讨论会，就衣原体问题与广州各大医院专家交换意见，但专家组成员一致认为，不能简单认为衣原体就是唯一的病原。可那时北京的结论已经在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播出，现在要推翻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对民众刚建立起来的信心会是一个致命的摧毁。
　　《南方日报》时政记者张蜀梅曾说：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晚上，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就说SARS的病原体是衣原体，贺小玲当时是我的通讯员，给我打电话说，钟南山今天在家里有点不高兴，因为他用治疗衣原体的办法已经治过这个病，没什么作用。
　　他绝对可以肯定不是衣原体。
　　后来因为南方专家的质疑之声，为了将这个与北京相左的意见发表出去，《南方日报》的报道一定层面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好在多方专家再度确认后，最终排除了衣原体的可能，但它的病原体是什么？它藏在什么地方？再次陷入未知，也再次让人们陷入恐慌。
　　对未知盲目的恐惧
　　站在医生的角度来说，确定的病原体，是让治疗应对方面有据可寻，而对于老百姓来说，找到了病原体就像是找到了隐藏的凶手，在心理上大家会得到个安慰。
　　可普通老百姓的知识层面毕竟有限，《切尔诺贝利》有一句台词：
　　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不是我们会错把谎言当成真相，而是我们听了太多的谎言之后，会失去分辨真伪的能力。
　　死亡案例的接连出现，让人们开始正视这场未知而看不见的灾难，可流动人口的扩散，又很轻易让一切变成了再无法弥补的后话，北京，帝国首都，一瞬之间也在2003年的那个春节，成了另一个非典城市。
　　而在这个当口，随着病毒而来的，还有铺天盖地再无法控制的谣言，传言在一瞬间如同长了翅膀的鸟席卷整个城市，恐慌的人们在药店排起长龙，他们好像一瞬间失去了分辨对错的能力，只要有人说，便有无数人前仆后继。
　　如同《流浪地球》里的那句台词一般：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就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直到这场灾难变得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原本以为遥不可及的远方，却用这样种方式将各地连接起来，人们疯了似得抢醋，抢盐，抢药，板蓝根和白醋成了脱销品，十块钱一支的抗生素被卖到了天价，人们妄图在疯狂的抢掠中为自己换取一份安全感，却又如此可笑的中了歹毒之人下的圈套。
　　无法查询到的信息，不透明的公共卫生网络，还有媒体迟迟无法介入的封闭尺度，事后证明，这一切都是非典肆虐的助力。
　　时任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护士左冬晶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这个老太太大概是60岁左右，她当时喘憋的非常厉害，高烧。她表情特别痛苦，憋气憋得特别厉害，我们当时就有一种怀疑，是不是我们风闻的这种非典。
　　但是我们问了问她的病情，也看了看，她符合发热、喘憋，拍的胸片也整个都是白色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当时不承认自己有接触史。
　　因为这一点，我们当时无法判断她得的是非典。
　　然而事后才证明，他们家的老先生在武警医院因为非典去世了，老太太是照顾老先生去了。但是他们可能基于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怕他们不救她，所以向医院隐瞒了她的接触史，以至于最后导致十五个医护人员全部感染。
　　所谓灾难面前最见人心，普罗大众的心理往往是和自私挂钩，他们意识不到隐瞒的致命性，只会在争抢床位与一次次转院中放大内心最无处可缓解的恐惧。
　　但那时对于医务人员来说，更多的确实也是无能为力，SARS侵袭北京，一直是一场全方位的灾难，不仅关于病毒，更关于人心。
　　对事态发展预判错误
　　2003年4月3日。时任的卫生部部长就向到会的国内外记者宣布，非典已经得到全面控制。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发言，却依然设想着能欺骗大众的眼睛，时隔多年再回过头去看这些一次新闻事件，其实是让我们更深刻感受到，那份愤慨背后深深的无奈。
　　火烧眉毛的时候，他却还在说什么事都没有，北京301医院的退休教授蒋彦永在电视上看到他称北京的非典患者只有12人、死亡人数为3人时，他大为吃惊，随即开始四处奔走，揭穿谎言。
　　在4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
　　最主要的是什么叫控制，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特别是不知道病原，现在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是遏制，不叫控制。
　　那时上层的瞒报是用最无知的手段换来最沉重的代价，如果事态在这样扭曲中发展下去，非典的影响，一定不会是十几年后的我们能如此平淡的讨论的过往了。
　　2003年4月20日，新华社公布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去党内职务的消息，也才将一切再次拉回正轨。
　　也是在4月20日北京的这场记者招待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公布了北京的疫情：
　　4月18日，全国累计报道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北京339例。
　　新数字正是五天前官方数字的近十倍。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也让真相更残忍的剖开在所有人面前。
　　终于让人们不得不直面真相，直面病毒，虽然一切走了很多艰难道路，却也总算迎来了最关键的转机。
　　对抗的战役打响，也是最大程度缩小伤害
　　4月22日，国家紧急征用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土地40。3公顷用于建设非典定点医院。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郑浩说：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汤山当时还是一块什么建筑都没有的地，（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刚刚开始兴建。千军万马，运砖的、平整土地的、拉电线的，也有军务人员。工地上是非常紧张。
　　七天七夜抢建出来的小汤山非典医院，占地面积60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可容纳1000张床位，是当时全球最大的传染病防治医院。至此，北京非典抗争的焦点，聚焦到了小汤山。
　　一批又一批病人被转移到了这里，被紧急任命为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的张雁灵面对这支临时组件的特殊队伍，如此说道：我们的出路只有三条，第一条是没有完成任务，带着耻辱走出去；
　　第二条是发生大规模感染，大家都死在小汤山；
　　最后一条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最后他说：我们走第三条路！
　　冲在第一线的一群人，是时代的英雄，也是挡在我们面前的守护神，他们用最顽强的毅力，最无私的奉献，将那场灾难缩小到了最小范围。
　　小汤山医院的集中救治，是非典抗争路上的阶段性胜利，切断了传染源，也有效控制住了病毒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病人也开始得到更有效的防范与治疗，后来的情形，是人们都曾议论过许多次的结局，随着天气的升温，这场让所有人不知所措的灾难，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如同那句被总结出来的话语一般对于非典，其实是自然放过了我们。
　　十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相对平和地来描述这种名为SARS的病毒，单是从医学公布的数据上来看，它并不算是特别强大的病毒杀手，它的正常死亡率其实只有5左右，甚至大大低于禽流感的致死率，甲流比它的传染性更强，死亡人数也更多。
　　但那时是因为它的未知性，一下子带来了太多恐惧，更可怕的是，随着时间带走的疫情，并没有消除人心的这份隔阂。
　　对患病患者的社会歧视
　　纪录片的结尾，为我们展现了非常关键的另一个层面：关于非典确诊患者的心理方面。
　　很多时候我们会去说，作为普通人，如何保护好自己是最大的任务，但对于更多已经确诊的人而言，即使后来治愈，他们所承受的来自全社会的压力，也同样不容小觑。
　　非典后遗症患者李朝东曾说：
　　我这一回来碰见老街坊，我一进厕所，甭管这儿拉屎撒尿的，人家全跑。人家都侧着身。
　　疫情结束之后，湖北也曾有过这样一则消息，一位非典患者出院后返乡遭拒，不得不在当地福利院安身，当周围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通往患者家乡的中巴车也空无一人，运往到外地的蔬菜更是无人问津，后来亲友也都不相认，最终引发了自杀的悲剧。
　　人人只是妄图自保，不理解的声音，让那群刚从灾难中捡回一条命的人再次跌落另一个深渊，成了很讽刺的一件事情。
　　如今，我们也正处在一场灾难当中，1月29日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超过非典，而在最新信息中，确诊人数也早已突破三万大关。
　　可怕的是人们的惶恐或是愚昧仿佛历史再现一般，铺天盖地的谣言，丧失基本判断的老百姓，或是妄图控制舆论导向的营销号，以及最开始对灾难不够重视的心理和后来盲目恐惧的对比，都让很多不知轻重的人成了这场疫情的老鼠屎。
　　结语
　　我们生活在了一个更好的时代，有了更完善和更先进的条件，也有了更透明的网络信息公开，但很多时候我们依然不能低估人性，整个纪录片看完一度让我非常痛心，尽管它已经十分隐晦的去避免放大某一方面的矛盾对立，却还是让我看到了太多值得羞愧的地方。
　　如今的我们正在全力以赴，那些妄图成为搅屎棍子的人，你所要付出的代价，一定比你所能想象到的极限更可怕。
　　作为各个层面，在这个关键时期，请一定不要成为日后被声讨的叛徒，我们不需要舆论的引导，不需要谣言四起，不需要乘虚而入的奸商，不需要欺骗，更不需要隐瞒。
　　我们只需要以最大的诚意，团结一心，去战胜这场灾难，也尤其希望更多人必须重视起治愈患者出院以后的心理梳理，不要盲目去歧视或是疏离，对于已经痊愈的人，要确保不会受到来自社会任何一方面的压迫，这同样很关键。
　　最后，请每个人满怀信心，期待美好再次降临的那一天！
　　感谢阅读！
　　所有原稿资料参考纪录片《非典十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