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战病死是个啥情况，在中国日军病死的竟然比战死的还多

　　璿0740
　　经公众号重析抗战史授权转载
　　图1：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病死数竟然比战死的还要多？
　　日军在侵华战争的记录中，有很多士兵和军官，甚至将官的死亡都被记录为战病死。日军定义的战病死究竟是什么情况？
　　在网络上常常有这样一些看法：一认为日军战病死是掩盖其伤亡数字的一种方式，将战死谎报为战病死，另外还有说法是战场受伤后，在住院抢救或者后送国内期间死亡也被统计为战病死。
　　在讨论战病死之前就不得不先搞清楚，日军如何区分或者定义战伤死（也就是因为作战受伤导致的死亡）和战病死。
　　日军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时还没有正式的文件明确区分战死、战伤死和战病死这三种情况的区别，19371938年间，更多的是依靠部队内部的传统认知来区分。直到1938年10月，日本陆军省正式发布了战伤、战死、战伤死和战病死等判定的明确规定，这就是后来日军电文中常常提到的《陸普第六三三一號》文件。
　　图2：《陸普第六三三一號》文件规定了战伤、战死、战伤死和战病死的判定
　　该文件中具体定义了属于战伤的几种情况：
　　一是在战场上被对手使用的武器直接创伤；二是在各种情况下，因敌人袭击，间接所受的伤病；此外还包括因敌人阴谋而造成的精神病。
　　图3：文件中规定的战伤的几种情况
　　战病是指在战区或事发地因公务关系，所患除战伤外的各种疾病。因为这些疾病而导致的死亡为战病死。
　　战伤与战病除了定义划分上有明确区别，在上报统计名单的制作和程序也不一样。
　　图4：战伤与战病的上报程序也不一样
　　由这份上报名册编辑的文件可以看出，战死、战伤死人员与战病死人员的统计表格都不一样。
　　图5：战死、战伤死人员与战病死人员的统计表格都不一样
　　在战病死人员的档案中，除相关情况说明外，还附有病历记录为证。
　　图6：战病死者的病历记录
　　图7：左右分别为战病死表格和战死表格
　　根据日军这些文件可以明确，网络上那些认为战场受伤后，在住院抢救或者后送国内期间死亡被统计为战病死的说法，显然是没有依据的。
　　日军军医部在统计时，对于各种情况统计得更为详细。例如在1941年11月这份日军华北方面军军医部相关报告：
　　图8：1941年11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军医部报告
　　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出，日军华北方面军军医部，不仅仅将战死、战伤死进行区分，就是战病死也被细分为传染病死和普通病死。1940年和1941年两个统计时间中，战病死人平均每年都在两千人左右，而且战病死人数在死亡人数中比例呈显著上升趋势。
　　图9：1940年和1941统计表
　　根据同一份报告中，住院人员的调查可以看到，日军在一年时间里住院人次达9万余，其中因战伤住院的仅有1万余人，其它近8万人都是因各种疾病而住院。现在社会已经很少见的痢疾、伤寒、肺结核等疾病占了大头，这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
　　图10：住院人员调查统计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限制，不仅仅是日军普通士兵会因为这些疾病死亡，上至师团长这样级别的高级军官也有可能。例如第114师团长沼田德重。
　　图11：第114师团长沼田德重病死报告
　　根据日军1939年8月下旬的战时旬报报道，沼田重德中将由于痢疾阿米巴性肝脓肿及左下肺叶格鲁布性肺炎，在8月12日死亡。
　　此外还有第35师团长前田治，根据35师团战史中的记录，前田治师团长在1940年的晋南作战中不顾病痛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到5月6日病情急剧恶化，于5月21日在北京陆军医院战病死。不过，35师团战史中并没有提及具体病因，但在219联队史中提到，前田治在1940年晋南作战指挥作战时已经出现了发烧现象，但他不管不顾，结果战役才进行到一半就病倒了。
　　此外还有第35师团步兵团长饭田泰次郎少将，因患急性狹心症（笔者估计应该算是急性心梗）而病死。
　　华北方面军在这两年期间并没有大规模的战役，已经是这样的状况。在1938年武汉会战，1944年豫湘桂会战这样的大战役期间，日军战病和战病死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根据1940年3月岗村宁次的《第11軍状報告》中可以看到，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患病的人次超过10万。例如波田支队在九江附近遭遇霍乱，日军甚至怀疑是中国方面发动的细菌战所导致。该支队有约40余人感染上霍乱，最后有6人死于霍乱。但这在当时的日军部队中，已经算得上比较好的情况了。
　　再比如武汉会战后日军第47联队统计数字，该联队感染虐疾的有2672人（这个数字笔者理解为前者应先后总人次。不然这个编制人数3800人的联队就基本上废了），现有患者363人。同时该联队还有因战伤、战病住院患者1654人。
　　图12：1938年12月106师团在队和住院者调查表
　　如果日军遇到战况恶化，战病人数也会随之上升。例如在万家岭被中国军队重创的第106师团，根据106师团长的阵中日记，在被围困于万家岭附近时，师团司令部90的人患上了痢疾，其中又有30的人得了肠炎。
　　武汉会战后，该师团统计，战死3321人，战伤住院4085人，战病住院5891人，总入院患者达9976人，其中战病占到了60。
　　由此可见，武汉会战期间战病情况对于日军影响很大，也难怪岗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武汉会战中，敌非敌，地形是敌，作战中，不爱山水。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战病人数就已经很高了，到了1944年豫湘桂会战期间，由于日军战线进一步拉长，后勤补给出现各种问题，日军战病情况就更为严重。
　　图13：1944年豫湘桂会战日军战伤、战病统计表
　　例如先后参加过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的第27师团支驻第3联队。该联队1944年4月至1945年8月总计战死和战伤死489人，但是战病死达到了1050人，两倍于战死人数。
　　该联队史总结到武汉会战和华北警备期间，战病死人数很少，并没有那么多壮丁死于非命，（这次战病死人数众多）直接原因是因长期疲劳过度和营养不良导致。随着战线的扩大，作战的长期化，可以收容治疗患者的后勤能力差，也可以作为间接的原因来考虑。
　　这个现象不仅仅发生在这一个联队，日军参加豫湘桂会战中绝大多数部队都是如此。例如下面这个116师团。作为攻击衡阳城的主力师团，该师团在1945年1月统计表：
　　图14：116师团在1945年1月统计表
　　该师团总计战殁3645人，战死和战伤死总计2050人，其余近1600人都是战病死。实际这还仅仅是统计到1945年1月的数字，1945年后几个月，该师团所属的野战医院一直都还不断有人因战病死亡。根据该师团第一野战病医院的描述，1944年6月至7月3日这段时间里，该医院一分院收容约500名患者，其中战伤和战病人员比例达到了4：6。
　　虽然该师团没有支驻第3联队战死和战病死那样悬殊的比例，但这个统计表也说明了当时第116师团战病情况相当严重。
　　在抗战史的研究中，大众常常会忽略当时的医疗卫生环境和现在大不相同，这对于日军的而影响可能远远出乎我们的想象，日军战病相关情况也相应的被忽略。这篇文章仅以抛砖的态度希望以后在抗战史研究中有更多关于中日两军战病死情况的研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