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消极避世还是曲线济世？南北朝时期的夷夏之辨和佛道之争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到了中国，但是真正发展兴盛起来是在南北朝时期。在这个时期，政治大体比较萎靡，也为佛教和玄学的兴起提供了较为丰富和肥沃的生存土壤。
　　如果缺少魏晋时期的玄学，那么就不会有人愿意接受佛教的思想和理论，对于佛教来说，慎终追远与六道轮回，正名分定尊卑与众生平等，仁义礼智信与戒定慧，这些理论和思想，和我们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相比，还有很大的接受偏差，在融合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艰难的佛道之争和＂夷夏之辨＂。
　　佛道之争和夷夏之辩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夷＂和＂夏＂的地域问题来区分中外的传统风俗和习惯。
　　《论语·八佾》中有记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在古人的意识中，华夏民族所处的地域则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东方部落称之为夷，北方部族为狄，＂夷狄＂则更多的用于泛指华夏以外的民族。
　　夷夏之辩由来已久，指的是中华内部华夏民族和众多少数民族之间的争辩，在南朝的时候，夷夏之辩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即是外来的古印度文化和中华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
　　对古人来说，华夏代表着先进的文明和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而夷狄则更多的代表着野蛮和落后，在以区域统治作为区分的古代，实则是一种地域上的歧视，而佛教要传入到中国，必然需要打破这样根深蒂固的地域＂洗礼＂才可以在中国发挥它的作用。
　　佛教在传入到中国之后，便和中国＂维持正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产生的矛盾，佛教的强势发展引起了儒家对于前途的担忧，也引起了道家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所以，各个思想学派之间也产生了关于＂主导话语权＂的争夺。
　　这个时期，维护＂夷夏之辩＂也成为了很多的儒学和道家思想反佛的主要武器和筹码。
　　顾欢认为＂佛教本同源＂，佛教归于道教，他认为佛教之间有着关于夷夏的差异，古人历来讲究孝道，在和佛教的斗争中，道教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佛教的。在后来不管出现的毁佛的活动中，也都是以正统的＂夷夏观＂作为支撑的。
　　然而，这样的思想必然导致了佛教教徒的不满，在以谢镇之、朱广之等人为首的佛教信仰者心里，他们认为虽然说佛教有差异，然而却强调的是人类的同一性，人类没有夷夏之分，教化的最终目的也都是殊途同归的。在他们看来，佛教和道教的差异也只是在行服和名号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思想差异。
　　僧肇对于佛教融合的贡献
　　在这一段历史潮流中，就不得不提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那就是僧肇，他被誉为＂中土解空第一人＂。
　　僧肇，姓张，东晋京兆（今天的西安）人士，是一个少年得志的天才，《高僧传》中这样记载他：
　　＂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志好于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
　　少年时期，僧肇家境贫寒，依靠帮助别人抄书来换取收入，在那个时代，文章需要一个字一个人的誊写，僧肇通过抄书将经史读完。
　　他喜欢读老子的道德经，然而，他觉得＂美则美矣，然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也＂，就是说还有提升空间。偶然的一次机会，他读到了《维摩诘经》，非常喜欢，于是在他出家之后，又和鸠摩罗学习相关的佛法。写出了《肇论》这一本书，包括《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等四篇论文。其中，《不真空论》则集中反映了僧肇的佛教宇宙观，这也是他主要的理论支撑。
　　同时，他的天资和智慧受到了鸠摩罗什和东晋的名僧慧远的赏识，随后，他的《涅槃无名论》还受到了秦王姚兴的大力称赞，令人誊写，发放给自己的子侄来学习审阅，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迪和思考。
　　可以看得出，僧肇的佛教思想，深受老庄及玄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在他的思想中，主要接受的是大乘佛教中的观点，将龙树，马鸣等人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哲学理论相结合，为中国和印度文化也架起了一座桥梁。
　　佛教本土化的双刃影响
　　佛教是否能够在中国发展和传播，最终还是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支持与否。
　　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也是充满了挑战和阻力的，不管是顽固道教分子的抵抗，还是自发性的探索和融合，都进一步加大了佛教对于国内思想的冲击。
　　外来的思想想要在中国扎根生长，必须相融于中国的固有文化，如若不然，则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坐以待毙＂，比如当初的景教，在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便一蹶不振，陷入到了低迷时期。
　　随着佛教的介入，道家中的隐逸文化也成为了新的号召思想，这也是道教和佛教的融合和交汇，而佛教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道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便不言而喻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人对于佛教的风靡，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很多人将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当做是自己追求的自由境界。更可甚的是，连皇帝都加入到了谈论佛道的洪流中，让国家的政治都一度处在了荒芜的状态。
　　南朝的梁皇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认为凭借着神的力量就可以维护国家的统治，削弱民间的防抗消极情绪，让国家稳定。正是这样的思想，既为佛教的本土化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支持，也是南北朝时期玄学和佛教发展起来的最重要原因。
　　在当权者的支持和亲自拥护之下，佛教的思想从庙堂之高传到了民间村落，沉浸在了朝廷到民间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时代潮流中，南北方甚至开展了关于佛教传播的比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断开凿石窟，南方的烟雨楼台中呈现出寺庙林立的场景。
　　然而，这样也削弱了统治集团的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进取思想。
　　主要的弊端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点，佛教徒们不会生产劳动，依靠化缘为主要的生存方式，随着佛教队伍的逐渐壮大，那么势必会削弱国家的生产劳动，造成社会上的供给不平衡的现象。
　　同时，佛教的信男善女们往往会将佛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倾尽全力来兴建佛寺和庙宇，长此以往，必然会占据国家的大量财富，影响国家的收支，造成百姓生活的拮据，有的统治者盲目信佛，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比如梁武帝，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第二，佛教主动放弃了繁衍下一代的义务和责任，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社会人口的减少，降低社会生产。
　　隐逸济世还是消极避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归隐的名士，比如陶弘景，陶渊明，陆修静等人，他们的文学和思想构成了南北朝时期的一股清流。
　　然而，也有很多的人认为他们远离庙堂，不理政事，是一种消极避世。
　　其实，从古到今，中国是一个形成不了宗教氛围的民族，孔子在创立诸子百家的时候也曾经立下了＂不语怪力乱神＂这一方面的理论。在古代，只谈人事，不谈神事，成为了一种约定俗称，也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基本的风格和调性。
　　道士和隐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也许会认为道士就是和和尚分庭抗礼的出家人，实则不然，很多的道士是可以结婚和出仕做官的。
　　葛洪是道家神仙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自成体系，超越了老庄哲学的范畴。
　　在他年少的时候，学过儒学的经典，做过经典，也为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研究道家是他毕生的爱好，虽然他被封了侯，位极人臣，然而他却屡次拒绝了朝廷的任命，兢兢业业的研究着自己的学科知识。
　　在这位隐士的百科全书《抱朴子》中，忧国忧民的思想溢于言表，除了大量的思想和理论支持之外，他也在用着另外一种方式来弥补政治生活的缺憾，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
　　不仅是葛洪，还包括陶弘景的通达高雅，陶渊明的宁静恬淡，陆修静的隐逸深远，都是那个时期的一股清流，也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坚守。
　　参考文献：《梁书》、《周书》、《魏书》、《北齐书》、《中国佛教史》、《高僧传》、《论语·八佾》、《不真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