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苏联人阿拉伯人和美国人来来去去，最终什么也没有留下

　　在喀布尔以北的小镇恰里卡尔附近，30多年前侵阿苏军留下的报废坦克依然静静躺在旷野中（摄影：李亚楠）
　　文/刘怡
　　在塔利班组织近乎未遭抵挡的全面攻势下，存在了将近18年时间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在短短三个半月里走向了崩溃。从外来政治制度的＂嫁接＂失败，到重建的城市经济一步步沦为空中楼阁，观察家们已经提前写好了旧政府的悼词。但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远不止是那么线性和一蹴而就。
　　＂我正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首都），一切都好＂，法希姆·尼亚姆（化名）从电话那一头传过来的声音冷静到近乎异常。2019年夏天在瓦利·马苏德（Ahmad Wali Massoud）大使的办公室里第一次结识这位年轻秘书之后，我一直通过他维持着和马苏德家族的联系。这是一个参与了阿富汗当代史缔造的塔吉克裔政治豪族：沙阿·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在上世纪80年代抵抗苏联入侵的战争以及1996~2001年对抗塔利班的内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且因为在＂9·11＂事件前夜死于＂基地＂组织刺客的暗杀，被随后诞生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奉为国家英雄。沙阿的两个弟弟齐亚和瓦利分别担任过＂新阿富汗＂的第一副总统以及驻英国大使，而法希姆除了是瓦利·马苏德的私人秘书外，还兼任着和欧美国家关系密切的＂沙阿·马苏德基金会＂的联络员。这一长串头衔意味着他笃定可以及时拿到逃离祖国的机票——在阿富汗，适时抽身一直属于一种特权。
　　时间已经是北京的8月16日中午。几个小时之前，塔利班进入喀布尔总统府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在事实上已经宣告瓦解，但法希姆的描述却平淡地好像一场新闻简报：＂14日晚上，大使和齐亚先生以及阿富汗最重要的塔吉克裔政治家们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决定分两路行动：鉴于喀布尔已经处在失控边缘，大使本人将率领一个代表团飞往伊斯兰堡，按照原定计划参加由巴基斯坦政府发起的和平对话。同时，现任副总统萨利赫和‘小狮子’（沙阿·马苏德之子艾哈迈德）将前往潘杰希尔谷地，在这个著名的抗苏游击战根据地组织针对塔利班的军事抵抗。我跟随大使的专机在15日凌晨离开喀布尔，一同出发的还有人民院（下院）议长拉赫曼尼、两名前副总统、几位退休部长以及大部分塔吉克裔国会议员，全程都很顺利。＂
　　是的，我当然知道大使的专机是为着＂外交斡旋＂降落在伊斯兰堡的。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我曾经几次向法希姆打听他的＂老板＂的动向，几乎无一例外被告知后者＂正在巴基斯坦＂——出席形形色色的论坛、大会和讲座，用标准的伦敦腔英语（大使是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毕业生）谈论着＂代表全体阿富汗人福祉的和平＂。但在距离塔利班士兵进入喀布尔只剩下短短几个小时之际，在巴基斯坦又有什么至关重要的＂斡旋＂需要这位大人物争分夺秒赶去出席呢？他们的＂外交活动＂经过了哪一级政府或者机构的授权呢？专机上这些面无愧色的知名人士，不是一向酷爱回忆自己是如何在潘杰希尔的山区密营拼死作战、最终击败了苏联军队以及塔利班武装吗？
　　塔吉克人聚居的潘杰希尔谷地曾是马苏德家族的主要根据地，但它在2021年的作用已经相当有限（摄影：李亚楠）
　　历史终结前夜，马苏德家族不是选择逃离喀布尔的唯一一批大人物。备受质疑的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在8月15日晚间离开了喀布尔的＂城堡宫＂（Arg），带着妻子和两名亲密顾问飞往塔吉克斯坦。18日，阿联酋政府宣布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接受加尼夫妇在该国暂时避难。在一段发布在个人Facebook主页上的视频中，加尼宣称他的离开是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塔利班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我的踪迹，假如我留在喀布尔，一定会被他们绞死＂。乌兹别克裔军阀、前副总统杜斯塔姆以及前巴尔赫省省长阿塔·穆罕默德丢下他们正在崩溃的部队，从马扎里沙里夫逃到了乌兹别克斯坦。至于加尼的宿敌、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他已经决定留下来和塔利班合作。8月18日，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播出了塔利班外交代表阿纳斯·哈卡尼（Anas Haqqani）造访喀布尔的镜头，端坐着和他侃侃而谈的除去阿卜杜拉以外，还有另外两位普什图裔政治家——前总统卡尔扎伊以及前总理希克马蒂亚尔。他们都宣称自己代表＂阿富汗人民＂。
　　而真正的＂阿富汗人民＂，除去忧心忡忡地躲藏在家中、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塔利班领导下的新政权（它恢复了1996~2001年期间的国名＂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诞生外，便是绝望地涌向一片狼藉的喀布尔国际机场停机坪，指望在那里找到逃离祖国的一线希望。从8月15日当天开始，喀布尔机场已经变成了一块特殊的政治＂飞地＂——美国拜登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将加速实施撤离在阿美国公民以及＂利益关联人＂的＂盟友避难行动＂（Operation Allies Refuge），为此临时将6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特种部队部署到了当地；已经进至喀布尔市郊的塔利班武装也心照不宣地绕开了机场。按照美方最初的设想，撤出人员将仅限于在阿美军官兵、外交人员、军事承包商员工以及申领到＂特殊移民签证＂（SIV）的阿富汗籍前美方雇员，总数不超过2.8万人。但在喀布尔易主之际的混乱中，许多普通阿富汗平民也挤进了机场，指望搭乘美军租赁的民航客机和军用运输机离开，这使得甄别和登机变成了一场无序的厮打。仅在8月16日当天就有8名阿富汗平民遇难，其中6人是在强行钻进飞机起落架舱、或者扒住机身升空后坠落丧生。而整个撤退行动，最终在8月30日宣告了结束。
　　2019年，部署在喀布尔上空的美军观测飞艇（左）以及巡逻直升机（右），如今已成为历史（摄影：李亚楠）
　　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喀布尔的易主注定会像1975年西贡的解放一样，成为一代人、尤其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标志性时刻。在＂9·11＂事件即将迎来20周年纪念日之际，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终结以及塔利班重掌权柄，不仅意味着小布什政府以来美国在中东和中亚单边主义进攻战略的全面破产，也是外来政治—经济模式强行＂移植＂失败的最新例证。但对中亚山地之国阿富汗来说，影响还不止于此：这已经是1979年以来喀布尔的控制权第五次发生更迭；苏联人、阿拉伯人和美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来了又去，最终什么都没有留下。而这个世界历史的＂他者＂、反复被推倒重启的＂失败国家＂，如今要迎来的将是另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政府。
　　喀布尔的二十年
　　当地时间8月14日晚间，塔利班军队已经逼近喀布尔近郊，对这座拥有460万人口的繁华都市形成了松散的包围。尽管政府军的抵抗已经濒临崩溃，他们却并未着手对首都实施正面攻击或者炮轰。类似的情况在1992~1993年的内战中曾经演化为惨烈的＂喀布尔之围＂——在当时，急欲夺取全国政权的希克马蒂亚尔曾经对马苏德部队控制下的首都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围困和炮击，酿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但今天的塔利班却对这座拥有全国1/8以上人口的城市采取了＂围而不打＂的姿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可以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和平接收首都，更因为喀布尔象征着2002年以来阿富汗经济重建仅存的繁荣成果，珍贵而稀缺。
　　这是一座遭遇了怎样坎坷命运的城市啊！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长达两年的围城战以及塔利班执政时期刻意的打压之后，2001年底时的喀布尔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四层以上建筑。1929年建成的达鲁阿曼老王宫的废墟仍然是全城最壮观的地标，每一座政府建筑的外墙都有被子弹和火箭榴弹洞穿的痕迹。实际上，当时的整个阿富汗几乎已经隔绝于文明世界：由于塔利班高层对现代通信手段的拒斥，全国可用固定电话的数量还不到1万台，没有移动电话、互联网和电视台，就连奥萨马·本·拉登也是通过听收音机来了解外界发生的一切。
　　为了使整整20多年都在倒退的城市经济迅速恢复活力，也为了显示新政权与全球接轨的决心，由卡尔扎伊总统领导的第一届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从一开始起就把电信业当成了复兴经济的支柱之一。2003年，阿富汗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国际互联网域名。2005年，通信部宣布向民间资本出让全国唯一一家电信业务公司80%的股权，并允许外国资本和民营企业进入移动电话网络、电视台以及互联网服务业的经营。2006年，中国中兴通讯（ZTE）与卡尔扎伊政府达成一份总投资额6450万美元的协议，为阿富汗修建第一个覆盖全国的骨干光纤电缆网络。这使得喀布尔出人意料地在互联网普及率以及网络质量方面超越了一系列中亚国家。
　　位于喀布尔近郊的＂电视山＂（摄影：李亚楠）
　　俯瞰达鲁阿曼大道的＂电视山＂（TV Hill）见证了这一切。为了让通讯设备传输的数字信号覆盖属于谷地体质的喀布尔市区，7家移动通信公司、将近100家电视台以及超过150家广播电台在市中心东南方的这座小山顶端建立了它们的信号塔和基站，蓝色油漆刷出的＂4G＂和＂高清通话＂字样显示了设备的现代化程度。根据阿富汗通信部2020年初公布的数据，全国有统计的3250万常住居民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已经达到了3200万台，超过1200万名用户接入了移动互联网，租用自欧洲的第一颗通信卫星也已经在2014年投入运行。被数百座通信铁塔和密密麻麻的线缆包围的＂电视山＂成为了喀布尔的新地标；在夜间，山间闪烁的红色信号灯成为了美军＂黑鹰＂直升机巡逻时的定位标识——防止武装分子从＂电视山＂向市区发射火箭弹依然是一项棘手任务。
　　但＂电视山＂同时也是喀布尔为数众多的贫民聚居群落之一。2001年底塔利班退出首都之后，流落在伊朗、巴基斯坦以及中亚五国的阿富汗难民举家迁回故土，外省的年轻农民也蜂拥进入首都寻找工作机会。遍地瓦砾、住房极度短缺的喀布尔谷地无法为他们提供容身之所，迁徙者们便在地价便宜的＂电视山＂周边落脚，形成了一个自然发展的贫民区，并且严格遵循着民族区隔和经济阶层分离的秩序：与＂穆贾希丁＂们一同归来的塔吉克人占据了山脚坡度相对平缓的黄金地段，半山腰是以头脑灵活著称的哈扎拉人的社区，那些刚刚走出农村的普什图贫民则只能在最陡峭的山顶落脚。和南亚、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的许多地区一样，经济状况稍好的居民会逐步盖起砖混结构的独立院落，最贫穷的那部分人则只能蜗居在由大片苫布遮盖的简陋泥墙房屋中。
　　贫民窟提供了一种观察后发国家经济和社会运行状况的特殊视角。在印度和土耳其，尽管贫民窟长期被政府视为有碍观瞻的市容疮疤，但社区居民相对较高的教育普及率、繁忙的就业状况以及运行平稳的内部秩序都显示：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初期，正是泥板房和棚户区充当了必要的过渡；第一代入城者将在这里站稳脚跟，通过进入工厂、开设小商店或者承接边缘服务业逐步融入城市经济循环，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他们的子女将在大城市接受基础教育，最终找到离开贫民窟的机会。而在叙利亚、伊拉克以及一系列＂失败国家＂，萎靡的城市经济使得入城者获得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几率变得微乎其微；共同的宗教习俗以及基于农村生活经验的群居传统则导致贫民窟逐步演化成为滋生地下经济（走私、贩毒、洗钱以及其他暴力犯罪）和愤怒情绪的熔炉。贫民窟最终会成为滋生大规模政治动荡、甚至彻底颠覆执政当局的＂火源＂所在地。
　　2018年，喀布尔近郊的年轻人在山间放风筝。这种古老的娱乐活动现在已经遭到禁止（摄影：李亚楠）
　　在2018~2019年对＂电视山＂的两次探访中，我注意到令人不安的迹象已经开始缓缓浮现。经济重建带来的红利支撑了战后喀布尔的第一个十年，但国际援助的退潮、普遍的腐败现象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萎缩正在慢慢吞噬它。在2002年之后，是来自美国、中国和欧洲的援助资金帮助喀布尔人清理了电视山周边的地雷场和垃圾堆，接通了水电，使定居在这里成为可能。但无法平息的安全顾虑一步步地摧毁了国际力量为阿富汗规划的复兴蓝图，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则使电视山居民与他们身处的这座城市若即若离——尽管阿富汗政府公布的全国失业率数字低于10%，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8年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有整整52.5%的本地居民从未进入劳动力雇佣市场。在电视山，大部分男性居民从事的是缺乏保障的水果售卖、建筑零工和无牌出租车运输业，以＂波卡＂罩袍蒙面的妇女则用烹饪和呆坐打发着日常时间。一切都透露出死气沉沉的氛围。
　　＂电视山＂乃至整个喀布尔的命运，正是阿富汗二十年的经济重建走入死胡同的缩影。尽管在2002年之后的18年间，整个阿富汗的GDP规模膨胀了接近四倍，人均GDP也达到塔利班下野前夕的2.8倍，但并未改变就业增长乏力、产业结构失衡的决定性痼疾。从2002年到2012年，国际援助资金和美国、中东资本的大量流入除去培养了少数寡头阶层外，对阿富汗经济的运行效率提升毫无助益。相反，过于激进地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瓦解了原本摇摇欲坠的农村自然经济，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从＂黄金十年＂时代起，阿富汗经济就呈现一种不正常的倒挂局面：对外出口的主力商品仅仅是水果、坚果、羊毛、矿石等简单农产品和原材料，进口物资却从石油、机电设备、汽车一直延伸到口粮、饮料、奢侈品，几乎无所不包，后者的总金额达到前者的9倍以上。这意味着一旦来自国际组织的援助宣告中断，阿富汗的国家财政将立即因为巨额赤字而宣告破产。
　　事实也的确如此：随着美国政府撤回对＂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军事保护以及政治投资，寄生在破产农村基础上的少数大城市根本无力运行起自主的经济循环。作为首都，喀布尔拥有全国最优良的教育资源、最好的通讯条件、最多的高级酒店以及商场，却没有任何像样的工厂、粮仓以及覆盖范围足够广的医疗系统。这意味着除去以和平过渡的方式移交给塔利班，它没有任何长期抵抗的能力：这也是阿富汗式城市化的宿命。
　　在喀布尔近郊的一处贫民窟，儿童们正在排队从机井里抽出生活用水（摄影：李亚楠）
　　政府与人民
　　8月15日傍晚，在加尼即将出走的消息确认之后，塔利班士兵开始三三两两地开进喀布尔市区。到第二天清晨，首都已经正式易帜。在留守的印度记者拍摄的视频中，我又一次看到了达鲁阿曼大街附近的工商部办公大楼：2017年我造访那里时，连续穿过混凝土防爆墙和沙袋、铁丝网筑成的两道关卡后才得以进了门。
　　2014年之后，阿富汗中央政府的办公设施以及国际机构驻在喀布尔的办事处渐渐成为了最容易遭受自杀式炸弹攻击的目标。在达鲁阿曼大街两侧的政府建筑群周边，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发生爆炸袭击事件。炸弹客不仅可能来自塔利班、＂哈卡尼网络＂（隶属于塔利班的一支半独立武装）或者＂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派遣，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的乌兹别克族或塔吉克族军人同样不惮于为之，这使得公务人员往往胆怯如惊弓之鸟。在政府街区，你甚至很难凭肉眼判断出各大部委办公楼的位置——它们通常都会＂隐身＂在整堵防爆墙和架设有机关枪的碉堡之后。任何一位来访者都必须经历烦冗的安检程序，并由一位相熟的职员陪同才能进门。
　　饶是如此，没有任何人相信这种安全措施的可靠性。在阿富汗，行贿是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从办理护照到开设店铺，从获得出国留学推荐信到出具法律证明，每个环节都要用现金才能打通。在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20年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阿富汗位列倒数第8，国民收入的5%以上被消耗在了行贿活动中。令人惊讶的是，贿赂的金额在许多时候并不是一笔巨款：负责把守基地大门的哨兵可以在索要相当于5元人民币的现金之后，就把陌生的外国旅行者放进大院闲逛一圈。不难想象，只需稍微抬高价码，他们便会让身藏炸弹的可疑人员登堂入室。因此，尽管喀布尔的公共建筑早已变得像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一般沙袋林立、戒备森严，所有人依旧会风声鹤唳、紧张兮兮：你甚至无法确定站在你面前的那个人是否已经被收买。
　　萨亚德·阿克拉契处长在喀布尔的办公室接受笔者采访（摄影：李亚楠）
　　那一次，我拜访的对象是工商部分管边境贸易和进出口申报业务的处长萨亚德·阿克拉契（Sayad Yahya Akhlaqi）博士。这位身着花格衬衣和条纹西服的高官直到上午11点才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随即带着自豪的神情向我展示了一份俄文报纸，上面刊登着他关于阿富汗经济前景的一篇演讲稿。尽管始终拒绝出具任何统计数据，阿克拉契依然清楚地阐明了他的意图：在城市经济复苏陷入瓶颈之后，阿富汗政府企图通过扩大矿石进出口来摆脱困境。但加尼政府显然无法独立承担建设公路系统的成本，也缺乏开拓市场的经验，像历史上许多时候一样，他们选择把问题抛给外来者：首先勾勒出一幅诱人的蓝图，随后毫不犹豫地待价而沽。
　　在阿克拉契看来，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构成了一项天然资本，使他有底气提出形形色色的要求：＂在亚洲，只有阿富汗同时和南亚、中亚、中国这三个增长势头迅猛的经济引擎相接壤。这是一个30亿人口的大市场，而阿富汗是其中的桥梁，拥有独特优势。＂我丝毫不怀疑，在50或60年前，也曾有另一个阿富汗政府处长向美国和苏联记者兜售过类似的论调，并最终得偿所愿——1955年12月，造访喀布尔的赫鲁晓夫在著名的四十柱宫签署了给予阿富汗10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议，连通塔吉克斯坦的北部山区公路以及著名的萨朗山口隧道即是用这笔款项修建的。作为回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在1959年到访阿富汗，同样在四十柱宫签署了援建赫拉特、坎大哈两地公路干道和机场的协议。这些历史范例给了阿克拉契足够充足的底气，使他乐于以循循善诱的姿态做出暗示：倘若中国希望自阿富汗的战略位置中获益，就必须承诺承担资金和制度成本。
　　这种＂凡事理所应当＂的心态，使我每每感到不悦甚至抵触。阿克拉契似乎已经默认他所代表的政府无法为改善时局做出任何主动努力，因此动辄表现出一种推销员式的机灵：＂现如今，阿富汗有70%的出口贸易额是来自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外贸，交易产品主要是地毯、羊毛织物和干果。为什么中国不考虑进口我们的铜、铁、大理石和有色金属呢？只有你们的制造业体量能消耗如此之多的原材料。＂在谈及加尼政府扮演的角色时，他的口气犹如一个局外人：＂我们国家的安全问题和腐败吓跑了不少潜在的投资者，只有和外国政府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改变这一切。＂更准确地说，是由外国政府负责解决问题，喀布尔当局在一旁呐喊助威。
　　任何一个对中亚事务稍有了解的观察者，都可以窥出阿克拉契罗列的那些老生常谈的＂机遇＂背后包含的陷阱。估价超过1万亿美元的矿藏和工业原材料的确存在，但它们分布在兴都库市山脉两侧大大小小的谷地中，开发进程随时可能被来自塔利班和各色部落武装的袭击所打断，也没有理想的公路或铁路将矿石运送出去。朱兹詹省的天然气田距离已经开工的中亚—南亚四国天然气管道（TAPI）路途遥远，若做单独开发成本不够经济，出口也须仰仗邻国的铁路线。至于从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论证的卡夫—赫拉特边境铁路（全长140公里）项目，它在2017年夏天才签署建设备忘录，预定于2020年3月通车，然而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完工。
　　信心满满的阿克拉契显然不曾知晓，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美国海军退役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G. Stavridis）从2016年起就发明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声色俱厉地斥责称：最近10多年来，喀布尔政权的官员一直在延宕新的采矿法的制订，并有意使资金监管流程变得混乱不堪。每年有超过3亿美元的矿石走私收益落入塔利班之手，另有数十亿美元被用来行贿高官，以使他们对非法开采活动网开一面。
　　2019年，喀布尔一处政府建筑外戒备森严的大门和巡逻装甲车（摄影：李亚楠）
　　于是，经济问题最终以政治和安全冲突的方式获得了呈现。普通民众并未成为矿石出口的受益者，他们在漫长的失业和贫困煎熬中越发与政府离心离德，或者选择出走成为难民、或者成为塔利班的潜在支持者。后者则由于掌握了这笔可观的地下财源，得以继续购置军火、招兵买马，从而使全国局势重新陷入动荡。
　　＂说心里话，你支持这个政府吗＂，结束这次采访后，我询问了阿富汗最著名的新闻业从业者、民营电视台Tolo TV的创办人劳特富拉·纳杰菲扎达（Lotfullah Najafizada），＂有一天塔利班重来时，你会选择抵抗吗＂？
　　拥有印度血统的纳杰菲扎达陷入了沉思。他艰难地组织起语言：＂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美国标准的电视台和大学，首都的大部分女童可以就读免费的公立学校。我们还有一个乱糟糟、但至少在运转的议会，那里的人们花了十几年时间才学会用嘴、而不是枪炮进行辩论＂。然而片刻过后，他忧郁的眼神又一次浮现了出来：＂在今天的阿富汗，2/3以上的人口是年龄低于25岁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塔利班的上一次统治，但对现在这个腐败、混乱的政府已经深恶痛绝。我们热爱自由，但我不认为有多少人愿意为保卫这样的政府而战。＂
　　2019年，喀布尔郊外一群放学路上的小学女生。她们在塔利班重掌政权后的命运令人担忧（摄影：李亚楠）
　　未知的＂塔利班2.0＂
　　2021年初夏这场塔利班的反攻之战，注定会成为当代军事史上被反复讨论和剖析的案例。从仅仅控制全国大约1/3面积的偏远农村，到拿下中北部绝大多数省会城市、包围首都，塔利班只用了不到100天时间，出乎几乎所有安全分析师的意料。对此，国民军军官塔希尔（化名）给出了他的解释。他告诉本刊：＂阿富汗国民军（ANA）是一支按照‘北约’标准武装起来的精锐部队。按照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经验，它没有配备太多坦克、榴弹炮等重武器，而是采购了大批的‘悍马’多用途装甲车、‘守护者’治安战装甲车等高机动性车辆装备，近距离火力支援则是由武装直升机来完成的。问题在于，大部分直升机是由美国军事承包商的雇员以及外籍飞行员操纵的；随着他们陆续离开阿富汗，政府军引以为豪的空中优势立即变得不复存在了。＂
　　国民军糟糕的人员构成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2017~2019年三次造访阿富汗期间，我曾经听无数喀布尔人抱怨过弊病丛生的征兵制度——大部分城市居民对伤亡率极高、条件艰苦的治安战畏之如虎，宁可千方百计贿赂征兵人员免除服役，政府方面便只能从贫困的农村子弟中招募兵源。塔希尔告诉本刊：＂阿富汗的军官和士兵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两个阶层。不少中低级军官出身军人世家，受过高中甚至大学教育。他们参军的目的除去谋取在政府中晋升的通道外，还希望向美国顾问学习外语和专业技能，以便退役后可以出国就业。相比之下，新入伍的士兵大部分是辍学的农家少年、甚至文盲。尽管国民军为他们提供了相当不错的薪酬，但他们使用新装备以及进行战术协作的能力都不强。即使在具备空中优势时，他们也常常会因为恐惧而开小差。＂
　　效忠于知名＂穆贾希丁＂指挥官的非正规民兵曾经在阿富汗国内政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在塔利班的最新一轮攻势面前，他们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效果。2018年拜访希克马蒂亚尔及其政党＂古勒卜丁伊斯兰党＂总部时，追随其多年的幕僚萨贝特曾经对我分析过个中缘由：＂‘穆贾希丁’武装的主体是上世纪80年代的抗苏游击队，兵源则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线上为数众多的难民营。这其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经历过90年代的阿富汗内战，年龄构成已经老化，大部分在2002年之后宣告退役。而阿富汗新政府为了抑制军阀势力对国内政局的影响，虽然给予‘穆贾希丁’领袖以较高的政治地位，却不允许其继续从难民营中招兵，对拥有私人武装的规模也做了限制。＂是故尽管杜斯塔姆、拉苏尔·萨耶夫等前＂穆贾希丁＂巨头在6、7月间一度活跃异常，公开表示要在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内与塔利班决一雌雄，最终却依然丢城失地，不复20年前的志得意满。
　　在喀布尔山间的一处墓地，两名前来祭扫的当地妇女擦肩而过（摄影：李亚楠）
　　耐人寻味的是，塔利班武装的人员构成在过去20年间同样经历了重大变化。美国情报分析公司＂战略预见＂（Stratfor）在2018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在＂9·11＂事件以后的17年间，累计已有7万余名塔利班士兵被＂北约＂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击毙，同时还有至少6万名新兵被征召入伍。换言之，塔利班的据大部分普通士兵同样属于战场经验欠奉的新手。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军公布的歼灭对手数字或许并不完全是伪造的。问题在于，从2020年2月美国政府和塔利班达成《多哈协议》的那一刻起，政府军已经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动力——美方为了甩掉阿富汗这个战略包袱，不惜在踢开加尼政府的情况下单方面和塔利班展开谈判。而拜登在今年4月公布的撤军时间表，则变相成为了鼓舞塔利班进军的冲锋号：这时候，他们不必再坐下来谈判了。
　　8月18日，塔利班组织通过社交网络对外宣布：阿富汗已经恢复了它在1996~2001年时的国名＂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以加尼为总统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成为历史。尽管一度宣称计划逐渐容纳不同政治势力的新政府，但在9月7日塔利班方面公布的新内阁成员名单中，并没有出现任何非塔利班成员的影子。
　　而对没能在易主前夜离开喀布尔的纳杰菲扎达、塔希尔等人来说，艰难的新生活已经开始了。他们已经接到身背突击步枪的塔利班士兵的告诫：所有企业应当＂正常运转＂，商店和出租车也被获准继续营业。不过不会再有酒吧了，女中学生们暂时躲回了家中，不确定自己的学校是不是还会正常开学。在喀布尔机场，有人拍摄到了一架属于美国国务院的CH-47＂支奴干＂型直升机。这架老旧的飞机曾经参加过1975年4月撤离西贡的＂常风行动＂，如今正忙忙碌碌地将从大使馆转移出来的文件和物质运输到停机坪另一侧。这架直升机不会被带离喀布尔：根据＂盟友避难行动＂的部署，它将在最后一批美国人离开后被抛弃，永远留在阿富汗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