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7天，票房破10亿，看了章子怡的诗，更想看陶虹做导演

　　若干年前，神隐多年的小陶虹，在《演员的诞生》里，与彭昱畅搭档，一个演末代帝，一个演婉容，惊艳了无数人。
　　短短八分钟的戏里，从少女初嫁，到青年时期的恩爱，到中年时期的被囚禁与疯狂，她演尽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让人惊艳的不仅是她表演本身，镜头语言、讲故事的方式、场景的切换……都极具电影美感。
　　而这些，都是小陶虹来修改剧本，甚至连分镜都是她画好了交给导演的。
　　导师章子怡感慨道：＂陶虹师姐，你们家不应该只有徐峥一个导演。＂
　　几年后的今天，当年展露导演天赋的陶虹还没有成为导演，而章子怡却＂先行一步＂，和小陶虹的丈夫徐峥一起，分别指导了《我和我的父辈》中的片章节。
　　同行者还有吴京和沈腾，上映7天，票房破10亿，燃炸了整个国庆电影档。
　　影评人＂3号厅检票员＂说，章子怡指导的《诗》是四个片段里最有电影感的。
　　深以为然。
　　（以下有剧透，但不影响观影，请放心＂食用＂）
　　《诗》的诗意
　　开篇，一个充满了尘土气息的长镜头。
　　顽皮的小男孩穿过泥巴路，跑过土坯房，钻过邻居的狗洞，来到广场上。
　　广场上孩子们嬉笑打闹，跳皮筋、扔沙包、堆泥巴房子。贯穿60后、70后乃至85前的一代人的童年游戏，终结于远处一声爆炸的巨响 ……
　　章子怡的导演处女作，第一个镜头就显露出自己对拍好电影的野心。
　　《诗》整个章节用回环往复式的叙事模式，把一个关于爱、牺牲和理想的简单故事讲得荡气回肠，有反转但不突兀。
　　一条明线是叙事主体＂我＂的成长线，一条暗线是父辈前仆后继，为了实现中国的航天梦而默默无闻献出青春乃至生命的故事线。
　　两条故事线交汇于火箭燃料的研制这一个点上，衍生出这个故事。
　　之所以认同《诗》的电影性，首先就在于它的表现手法是具有电影性的。
　　用蒙太奇的手法，把东方红卫星的发射与女宇航员的飞天进行了交叉剪辑，两代人的梦想就此融合，激荡在太空之中。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剧情里，章子怡饰演的母亲与黄征饰演的父亲携手在荒漠上走过四季。而＂诗＂本身就在两人的互动中走过。
　　最重要的是，《诗》这一章没有扁平化的＂工具人＂存在。
　　在有限的篇幅内，章子怡作为导演尽可能多地给了不同人物多角度的描写。
　　比如小男主的生父，出场只有30s，却不是单纯的工作狂，而是又放不下工作，又担心孩子，又怕给同事们添麻烦，最后也为事业而牺牲。
　　没有口号式的煽情，默默温情的流动就足以感动观众。
　　用镜头讲故事，而不是强行将自己的想法移植给观众，这已经是成熟的电影导演的自觉了。
　　就连片中由父母共同写就的《诗》，也十分动人： 我的孩子
　　如果可以 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
　　告诉你山川大河 日升月落
　　光荣和梦想
　　挫折与悲伤
　　告诉你
　　燃料是点燃自己
　　照亮别人的东西
　　火箭是为了自由
　　抛弃自己的东西
　　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
　　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
　　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
　　渺小的尘埃 是宇宙的开始
　　平凡的渺小 是伟大的开始
　　《乘风》而来
　　《乘风》章节是吴京自导主演的，吴磊饰演他的儿子乘风。以冀中骑兵团的抗日故事为背景，父子两代人共击敌寇，勇于牺牲的故事。
　　如果仔细去考究这部分的电影，叙事主题的偏移是吴京导演最失误的地方。
　　首先作为《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中的《我和我的父辈》中的一个章节来看，他完全把叙事主体从＂我＂，变成了＂我的父辈＂，换句话说，这个章节更合适的命名成了：
　　我和我的儿子乘风。
　　这带来两个后果，第一就是让整个电影原本就松散的主题更加松散，让观众更难进入观影状态——这个章节是整个电影的起始章节。
　　第二则是让整个故事主题从革命精神的传承向＂岳飞式的牺牲＂偏移，＂为革命牺牲＂成了乘风被动的接受，而不是主动的选择。
　　虽然最终儿子慷慨赴死，但是＂牺牲感＂更多地给了父亲，是＂父亲牺牲了自己的儿子＂，选择权在＂父亲＂——背后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中的＂父权＂的绝对支配地位（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多做讨论）。
　　选择权的丧失，代表着＂传承的不到位＂。
　　强化这种＂叙事偏移＂的，在于画蛇添足的结局。
　　吴京以一种近乎超级英雄的方式，在千军万马中单挑了日本军官：万军阵中取敌将首级，中国式的超级英雄幻想。
　　但是这种近似于＂个人复仇＂的行为，又一次地削弱了＂革命精神的传承＂这个主题。
　　如果处理成堂堂正正的两军对垒，事后才知道自己不仅完成了击败敌寇的任务，也为自己的孩子报仇了呢？
　　也许没有了＂手刃仇敌＂的＂爽＂，但是更合乎情理，也更能表现真正的主角：
　　民族精神永存，革命之火不灭。
　　《鸭先知》与《少年行》
　　四个单元里，最讨喜的可能是《少年行》，但最引起我感慨的却是《鸭先知》。把他们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它们都过于＂标准化＂：
　　标准化的喜剧模式、人物类型、甚至是标准化的结局。
　　标准化带来的最大问题也出现了： 人物扁平化、符号化，这是两个片段的通病。
　　在《鸭先知》里，父亲徐峥是一个＂敢为人先＂的人物。
　　他能自己亲手做沙发，会借出差倒腾点儿鱼苗卖给邻居，还想拍中国的第一个电视广告片。他乐观、认真、聪明，在很多地方又有点儿＂轴＂。
　　可是，人物的行为动机是什么呢？
　　厂里的药酒卖不出去，只看到他带着孩子在公交车上演戏推销，厂长把卖不出去的责任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沙发做好了却运不进家门，也放不下，最后锯成两截来用。想一出是一出，好不容易家里有点存款都被他祸祸了，妻子反而被塑造成了他创新路上的＂阻力＂。
　　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女人每天辛苦工作，回到家就要面对老公留下的烂摊子，好不容易存点钱还被老公偷拿去给厂里拍不知道能不能上的广告……她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呢？
　　电影里只给了她一个突兀的特写，打开门发现丈夫在家里拍广告，第一反应是让邻居不要打扰他们，还拿出了珍藏多年的毛毯……
　　这是真实的人，还是虚假的神？
　　《少年行》里的母亲同样如此。
　　一个单亲母亲，她儿子在家里搞出了一整套的自动化设备，她居然茫然无知，反而正在洗澡的时候，儿子能拆了她的热水器做飞机挨打。后来儿子参加比赛，老师不联系她，儿子还说她只会嗑瓜子，甚至她还真的去现场嗑瓜子……
　　当然，编导可以说，这就是一出喜剧，不需要考究这么多，更何况还加上了科幻元素。可是，它既然是一部电影，最基本的叙事逻辑和人物逻辑难道不应该有吗？
　　一个会因为喝了酒怕让儿子闻到而跑去小区运动散酒气的母亲，怎么会不和老师保持联系，老师又怎么能不了解孩子的家庭情况，不知道他单亲家庭呢？
　　一个能在家里搞出全套自动化设备的小孩，怎么会笨到用正在使用中的热水器，来当飞机零件呢——更何况到底热水器上什么零件能值得你拆来用啊？
　　而片尾实验成功，突然出现的挥舞国旗的人群更显得离谱，前面半句没有铺垫与国家、国庆相关的东西，后面又怎么扯到祖国的呢？
　　关于戏剧，有一个著名的创作原则是：
　　开头如果出现了一把枪，这把枪一定要在后面打响。
　　同样的，如果要在后面打响一把枪，总要在前面铺垫一把枪，最起码要让观众觉得这把枪出现得并不突兀吧？
　　最好的例子其实就在同一个故事里：
　　未来的机器人穿越回现代，从路边随手夺过的一张小广告证明了他确实回来过。这也从侧面说明，编导有能力做到完整的逻辑闭环。
　　那，其他地方为什么不去做呢？
　　《我和我的父辈》的四位导演，都是演员出身，演而优则导本无可厚非，可最终的结果却千差万别。
　　其中差得最多的，恐怕是＂用心＂二字。到底是把这部电影当成拼盘的任务电影完成就好；还是把它当成一部完整的作品，为作品负责？
　　等到观众走出电影院，心中自有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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