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不敢讲的，才是社会的最大症结

　　文丨灰狼
　　上映之后，《我的姐姐》正面临历史上最极端的二元评价。
　　支持者就像李银河及其粉丝一样，被某种细腻的情感和故事背后的社会学论题所打动，认为它浓缩了中国女性的痛史；而反对者多以当事人姐姐、女权斗士的形态出现，认为影片那暧昧不明的结尾回到了封建思想的老路。
　　扔掉弟弟还是不扔掉弟弟，是个双重束缚的问题，无论走出哪一步，都会面临不同群体的攻击。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境，弟弟对姐姐来说既是一个历史所遗留的重压，也是一个无辜且可怜的生命。
　　《我的姐姐》使用单视点结构，它的确道尽了当代女性处世之艰难，片中的姐姐被套上了一层层宗族的、亲缘的、伦理的、社会的天然压力。但如果我们反转这个视点，会发现，其实弟弟才是那个最弱势的——姐姐至少还有所谓的选择权，弟弟则是什么权利都没有的任人处理的「物品」，某种意义上连人都算不上。
　　本着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使命，亲戚们嘴上都支持这位弟弟，但没有人愿意领养他，或者只会因为钱来领养他，也就是说他要么是一个生财工具，要么就只剩被弃养、送养的命运。
　　在真实的世界里，将弟弟送养是一个颇为现实，或者更为可能的选择；而将弟弟留在身边，恐怕是一个最为不易、极难做出的选择（即使这并不意味着某种所谓的「高尚」）。
　　面对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导演的选择格外耐人寻味——通过一种行动上的悬置，她思考的是能否以一种融合传统观念的方式来处理现代问题。
　　也就是说，一切取决于安然接下来的选择，或者一切取决于观众对安然这个人的定位和理解。如果你将安然视为一个现代女性，那么无论她做出哪种选择，都将是合理的，即送养取决于现实的情况，而收养取决于她的恻隐之心；如果你将安然视作冥顽不灵的女性，那么她无论如何都会备受指责——送养弟弟就是自私自利的现代逻辑，而抚养弟弟就是「扶弟魔」的封建余孽。
　　那么，影片中的安然是一个现代思想的女性吗？
　　持有这一观点的会援引「他只爱吃麻辣烫，而我只想去大海里冲个浪」作为她思想开明的证据，但这又仿佛一张北京读研必然改变命运的「空头支票」，一个假想的未来乌托邦，说她（或这种设定）很傻很天真并不过分。
　　她有一个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安于现实、不思进取的妈宝男友，这个男友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衬托她的硬气。但长时间依赖他，未曾和他分手，似乎也说明她本人的性格中有不够果决的一面。
　　有一句关键的台词不能忽视，关于是否送养弟弟，她最初抗拒的理由并不是别的，而是「我以后还要结婚生孩子」，这分明是以一种传统观念对抗另一种传统观念。
　　相比原作中「快意恩仇」的姐姐形象，电影中的安然显而不能算作当代女性激进意志的主体，她确实做出了一些近乎斩断血缘的激烈动作，也曾激烈反对重男轻女的传统和高危孕妇产子的非人道行为，但这些行为的发生又明显是出于一种经验性的逻辑，而非思维性的逻辑。
　　这也就是说，安然虽然已经是个24岁的成人，但她无论从性格还是心智上来说，都还只能算个孩子。尤其是由年仅20岁的张子枫来扮演，这个人物看上去就更像个孩子。
　　对安然来说，即使有思想的现代转化，也仍然处在一个假想或者萌芽阶段。她还是个孩子，她的男朋友——毫无主见的妈宝男也是个孩子，连她的表姐、表哥甚至自己的舅舅，都还是个孩子。
　　所以《我的姐姐》本质上表现的不是一个成人世界，准确说，它是各种「类人孩」与孩子相依为命的故事。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影片的开端便营造一种激进的断裂——父母车祸双亡，成人硬生生从这个世界中剥离，这种空白，让孩子辈的姐弟关系取代了既往的父子关系，成为当代中国家庭叙事的替代性主题。
　　而这一主题，又关乎一个时代的计生历史，因为这段历史，大多数当代中国家庭可以被划分为两种模式：以独生子为核心的三口之家，以及以小儿子为核心的四口或者五口之家。
　　这些家庭的孩子，要么是孤独乃至扭曲的个体，要么是在资源不均衡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心怀愤懑的人。环境不利于他们的成长，或者连成长都成为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成长为「类人孩」，仿佛就是一种延迟和对抗世界的方法（就像考研逃避工作也属类似的方法）。
　　所以安然在影片最后墓地旁的告白，并不能被视为某种「前功尽弃」的标志，而是对这种「类人孩」身份的确认，也就是说，虽然夹杂着恨意，但希望得到父母的理解与认可，期待「爸妈再爱我一次」，这仍是一种孩子化的投射。
　　在这种状况下，你不能够寄望由一个孩子来养育另一个孩子，也不能支持以牺牲一个孩子的代价来成全另一个孩子（无论牺牲姐姐还是弟弟），而是应该思考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来解决。
　　对于弟弟，大女儿没有自然的抚养义务，孩子的姑姑、舅舅也没有自然的抚养义务，那么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国外，这个问题可能会由福利机构来解决，而在国内，这个问题会被当做皮球一样，在姑姑、舅舅、姐姐之间踢来踢去，最后踢还给姐姐。
　　姐姐是一个历史性的受害者，她从一生下来就被视为「残疾」，弟弟则被视为「健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姐姐和弟弟是原始层面的仇敌关系，在社会层级上，他们甚至是同一阵线的弱势群体；只是在社会生存上，他们成了非此即彼甚至彼此相害的存在。
　　比如说，有些观众天真地以为姐姐的北漂求学和养育弟弟的责任并无冲突，完全可以带着弟弟去北京等等。但在现实当中，她既不能将弟弟送进北京的幼儿园，也无法让弟弟在北京接受小学教育。
　　姐弟的冲突也呈现在一连串被人遗忘的遗弃和死亡中……因为某项原则的常年实施，大量的女婴被送人、被堕胎乃至被杀死，而这一切的肇因，竟然只是父母们想要个儿子。
　　多年之前，这些情况尚不存在，女性只是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做出了牺牲，成全「长姐如母」的血泪史；而多年之后，一个先天上的女性能否在自己的家庭中成长，能否有命活下来，都甚至是个未知数。
　　独生子女政策是为了纠正过往的人口错误，但它造成了更畸形的问题，除了让男性后代显得「更宝贵」之外，也拆解了过往的家庭结构——家庭乃至家族，已然成为了老一辈的精神乌托邦（那些强迫安然抚养弟弟的长辈就是典型）。家庭开始呈现更为原子态的结构，父子关系的垂直机制已经在慢慢崩塌。
　　姐弟关系在慢慢取代父子关系，成为现代家庭的新形态，则是拜近年来的二胎政策所致。这一政策的调整原本是为了挽救因独生子女长期政策而导致的家庭原子化和社会疏离特征，但因岁月持久，它又造成了诸如《我的姐姐》这样的姐弟俩年龄相差悬殊、亲情淡漠乃至水火不容的关系。
　　在这样的家庭中，姐姐和弟弟不可能构成某种「利益共同体」，无法实现家庭关系的再度扩展化。而一旦父母不在了，两人既然无法相互供养、相互依存，斩断血缘亲情就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姐姐》中的家庭形态都是以姐弟的主轴关系出现的，包括姑姑和爸爸、妈妈和舅舅、表姐和表哥（未来状态）都是如此。在前两条线索之中，姑姑是作为一个颇具才华的传统牺牲者的形态出现的，而舅舅的是作为一个扶不上墙的浪荡子形态呈现的。
　　这种高强度的现实对比自然是为了纠偏过往「重男轻女」的传统，但吊诡的是，安然本人的情感倾向更多是倒向舅舅这边的，而不是姑姑这边的——她希望舅舅是自己的爸爸，却不说希望姑姑是自己的妈妈。
　　如果将这一切理解为女性的潜意识，那么这种重男轻女、天然倾向男性亲属的习惯也同样发生自女性本身，在思维深处——女性会嫁人，女性靠不住，女性不能养老送终这种恶性思维仍然存在，哪怕在女性之中、在年轻一代的女性之中也仍然萦绕不绝。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姐姐》原著中，那位作者异常讨厌弟弟的原因之一，竟然是因为弟弟影响了她生二胎（而她二胎还是想生个儿子）。
　　所以就像那位在半夜偷偷给爸爸吃西瓜而怕姑姑看到的奶奶一样，中国的女性在男女社会问题上不但未能成为斗争者，反而成为某种卫道者。这种卫道的精神必然代代相传，只不过在那个拼了命也要生孩子的孕妇身上是显性的，而在安然和小说原作者那里可能是隐性的。
　　这种隐性的东西，贯穿了一代乃至数代中国人灵魂的东西，可能才是最丑恶的、最值得反思的。人们非常容易去指责或辱骂别人做一件事，但无论和何等在理何等激烈，他在潜意识里认同的东西都很可能和他公开批判的东西是一致的。
　　最具讽刺的是，《我和姐姐》只有在潜移默化中回到「姐姐收养弟弟」的叙事传统，才能赢得绝大多数的观众；而一旦改成果断弃养弟弟的结局，不但会普遍遭到观众的口诛笔伐，甚至连那些批评结尾「不够女性主义」的反对派也会拿出人道主义的大旗倒戈相向。
　　这并不意味着要去指责和质疑安然，也不是要去控诉《我的姐姐》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女性主义，不是拿电影当现实主义令箭，更不是像李银河同志那样去复写这个社会的常识。
　　而是说，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些具体的问题，而非笼统的问题；应该去思考那些电影里没说完或者不敢细说的问题，而不是那些大张旗鼓说出来的明白问题。
　　按照我的看法，影片的绝对哭点——姐弟的和睦关系应该是社会原子化世代重新组合家庭的一种乌托邦想象，但这种状况不可能在实际中发生——姐姐既不可能充当弟弟的监护人，弟弟也不可能给姐姐养老送终。
　　这些源于过往家庭利益交换的关系（也包括父母和子女之间），已经是古早的老黄历了。新时代的姐弟是两个原子化的个体，一个是「类人孩」，一个是「孩子」（未来也会成为类人孩），他们注定无法承担任何相互赡养乃至给父母养老送终的使命，父母的遗像只是一个暗示：权威早已丧失，他们的未来已经无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