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厂长的自述初三辍学打工10年曾负债千万，成年人没有容易二字

　　听胡振洋慢慢讲述他的故事，有种强烈的代入感。
　　从安徽阜阳一个小山村，到浙江温州产业带；从一个小小针车行，到无数熬到凌晨3点的网店；从温饱仍是问题的80年代初，到中国制造业升级战胜国外大牌的20年代；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一个产业带的厂家和工人群体。
　　这个过程中，胡振洋就像一个时代符号。他的故事，或许也是一代人的秘史。
　　以下为胡振洋的自述：
　　我叫胡振洋，今年39岁，来自安徽阜阳姜堂镇梅寨村，如今生活在温州，有2家箱包厂和几家天猫店，一年销售3个多亿。
　　在这之前，我打了10多年工，在老家做过寄宿别人家的打井人，在苏州建筑工地做过17块/天的小工，在温州的餐厅当过服务员、替家政公司发过传单。后来创业也一波三折，曾日入过万，也曾一夜坏账1000多万。
　　朋友都说，我40年的人生过得比80年还丰富。酸甜苦辣、人情冷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欢。那些咽进肚子里的，往往没多少人能真正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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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三辍学，打工10年却一无所有
　　「贫穷」和「漂泊」——回忆我的少年时代，这是最先出现的两个词。
　　我出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农村家庭：兄弟姐妹4个，我是老大。父母种地，收入微薄。
　　我记得有年冬天的傍晚，我爸突然卷起一只空空的白色蛇皮袋出门，很久之后才回来，肩上扛着从街坊邻居家借的大半袋玉米面。
　　因为穷，父母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从我记事起，弟弟妹妹好像就没添过什么新衣服，基本上都是续着我这个大哥的旧衣服继续穿。大概7岁那年夏天，我和弟弟拿买作业本的钱买了2支冰棍儿，回家挨了一顿狠揍，到现在都还经常想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贫穷就是一种原罪。街坊甚至是亲朋的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那种不屑，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大概也是那时候，我就在心底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要让家人吃饱、穿暖、有尊严！
　　这是我老家梅寨村，虽然承载很多贫穷的记忆，但我依然很想念它，几乎每年都会回去
　　1997年，初三，我因贫辍学。作为家里长子，我选择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好让弟弟妹妹有学上、父母不再那么辛苦。
　　我跟着本村一位大伯去了苏州，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一天17块钱。
　　建筑小工就是那种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体力活，比如钢筋工，在建大楼上没辅助设备，全靠肩扛，最多的一次一天扛200多根，T恤两边的肩头磨出两个洞，冲澡时还要用毛巾捂起来才不会疼。
　　最恐怖的是水土不服。我到苏州拉了一个月肚子，晚上拉稀、白天出工，干到中午人就虚脱了。这种地狱般的日子坚持了1个多月，暴瘦20斤，最后是父母心疼叫了回去。
　　回家以后，我就跟着我爸去打水井。我俩拉一辆板车，上面放着设备，一个村一个村地找活干。打井时，要把一根钻打进土里，在外边套一根管子，遇到坚硬的地层时还要换钻头，这样一直重复直到出水。一般来说，打口水井要3个多小时，这期间压水不能中断，几天下来我手上很快就长出老茧。
　　那时我和我爸都吃住在雇我们的人家里，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很小心翼翼，吃饭的时候都尽量少夹菜、只吃饭。也在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干体力活，一辈子都没出路，我要学手艺。
　　1998年，16岁，我揣着150块钱，凭着学了半吊子的电焊技术，一个人去了温州。
　　离开阜阳的那晚我记得很清楚：肩上扛着一捆被褥，拎包的手中还攥着一张97块钱的火车票。我根本不知道这张票要带我去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999年左右，我在温州打工领了工资，把弟弟（右一）和妹妹（左一）也接来玩了几天
　　接下来的6、7年时间是我最漂泊的少年时代：在奥康鞋业做过电焊工，焊制围墙，在餐厅当过服务员，传菜、打扫卫生，给家政公司发过小卡片，还去龙湾开过打田的拖拉机。
　　有朋友开玩笑叫我＂流浪哥＂：打工地换了不少，钱一分没捞着。
　　2003年，我结婚了。没有新房、没有积蓄，办酒席的钱还是从我姑家借的2万块，亲朋好友也来得少，20来岁少年的自尊心有些受伤。新婚刚过，我就和老婆打点行囊，去温州打工了。
　　不知为什么，这次离开阜阳，我竟没有太多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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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负债上千万，真想一了百了
　　我一直觉得，2003年是我人生最早出现转机的一年。
　　经朋友介绍，我进了温州一家箱包厂做缝纫工，也是打工这么多年来头一次进大厂，工资是一个月1600块。
　　中国是箱包第一生产大国，2019年一年就产出2500多亿。温州箱包又很有名，90年代就初具规模，近年又承接平湖、昆山等地的转移，更兴旺了。不少工厂既做外贸也做内销。
　　但我进的这个箱包厂却让人头疼。厂长给我分配了一台即将淘汰的机器，老出毛病，不是这坏就是那坏，所以同事一般8点就搞完下班，但偏偏我要加班到晚上11点。
　　当时厂里没有专门的修理工，出了问题都只能从外面请，那些维修师傅态度还特别傲慢，一副「看吧！没我你就是干不了活！」的样子，我就很不爽。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那时起，我就偷偷研究机器原理，去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学习，大半年的时间反复研究，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技巧，转去做了机修。第二年工资就如愿涨到了2800块。
　　2008年左右，当时的我已经算机修高手了，这是当时正在车间调试花样机
　　从劳动工到技术工，不知不觉中我迈过了一个很大的职业门槛儿。
　　2006年，我和同是维修工的朋友出来单干，在瑞安仙降经营了一家针车行，主要卖箱包的缝纫设备和零配件。在那里，我们要和两家实力强的本地门面硬碰硬。我的竞争逻辑其实还蛮简单：价格低、服务好。
　　那年头很多客户都是上门购买，只有我们，无论多远坚持送货上门。我整天骑个摩托车送货、维修，风雨无阻，一年跑了3万多公里，也认识了很多箱包厂老板。后来我们的针车行做到了当地90%的市占率。
　　靠着针车行，我终于赚到人生第一桶金，真不少，差不多7位数。
　　2015年，针车行之外，我又四处凑钱开办了一家箱包厂，给电商供货。我天真地以为，经过十几年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涯，我的人生终于要踏上坦途，直到2016年5月的一天……
　　四处筹措资金盘下来的工厂，厂里的兄弟姐妹很多是从老家过来的
　　那是一个深夜，睡梦中我迷迷糊糊接到朋友电话。将近1分钟的沉默之后，终于传来了声音，「哥，你的账我还不起了，资金断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整个人都木了。要知道，他欠我1000多万。如果收不回来，这么多年奋斗来的厂子、房子、车子都要赔得一干二净，还远不够。
　　我甚至想，真到破产那一步，一了百了算了。
　　事情是这样的，供-产-销三方都是先供货再长期付款。我是厂方，往下游负责回笼销售资金，往上游负责支付原材料货款。下游已破产，中游能不能顶住，就看我了。
　　当时不知哪里来的魄力和勇气，我迅速做出方案：一、把能回笼的资金和家里能流通的东西都变现，给供货商打款，在温州做生意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诚信是最珍贵的东西；二、我的资金中断前，还有1个多月时间让销售动起来。
　　实际上，除此之外我也并没其他选择。2016年6月10日，端午假期第二天，我和朋友正式完成交接手续，他把所有的库存和天猫店都抵债给了我，即便如此还有200万缺口。
　　但是，当我走进仓库看到7万只箱子静静躺在那里没有一点生机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
　　有动销才有希望。但对淘宝、天猫规则都搞不清楚的我来说，这太难了。这家天猫店在我手中运营3个月，又亏了200多万。当时，我觉得整个人生都是灰暗的。
　　不过，我这人也有个特点，喜欢钻研。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年半时间，白天处理工厂的事情，晚上研究数据、学习运营资料、上淘大的课，几乎每天到凌晨3点多，有时甚至到天亮。
　　转机出现在2016年底，我们运营了几个月的一款拉杆箱火了，一下成为爆款，最高一天卖了4千只，做到箱包类目的全国第二。那段时间我就喜欢坐电脑前，听阿里旺旺一直叮咚叮咚响，每个叮咚都是一笔订单，真好听。
　　2018年左右，和我的两个股东、好朋友一起去杭州阿里巴巴开会
　　2017年，我的天猫店销售首次突破1个亿，2018、2019年飙到3亿多。2019年，我又花4200万置办一个厂房，开拓外贸市场。2个厂房加起来7条生产线，300多位兄弟姐妹。确实，天猫改变了我的生活。
　　那几年，春节回老家明显感觉不同了，很多人开始嘘寒问暖，「还有没有发财的机会？」
　　-3-
　　硬刚国外大牌，堂堂正正做生意，我们不虚！
　　2家工厂、一年3亿多的销售，我本以为这已是人生巅峰。但人生如戏。
　　去年一场疫情，全球旅游市场直接冰封，对箱包行业的伤害几乎是致命的，我所在的温州瑞阳，很多工厂都承受不住将近倒闭，厂里都是十万只、百万只的库存积压。
　　我积压也不少，50万只。幸运的是，因为有天猫店，我还有内销这条路。而且国内疫情控制给力，旅游市场恢复得蛮快，销售虽赶不上2年前的好光景，但也逐渐恢复了元气。
　　商场如战场，老话说得真对。2020年5月，我们竟被国外大牌盯上了，一个欧洲的旅行箱名牌，先后对温州箱包产业带10多个卖家投诉了4波，理由是侵犯了他们的设计专利。
　　我们真的侵犯这家国外大牌的专利了吗？完全没有！
　　这些年，拉杆箱大多是PC材质，条纹型和方块型设计是主流，设计创新性微乎其微。更可气的是，其实相似的款式温州箱包商早在2012年就开卖了，比他专利申请的时间还早。
　　所以，这些投诉的目的很明确：国内箱包性价比高、竞争力强，他们就用这个理由打时间差、赌你不敢惹麻烦，冻结或下架你的商品、影响你的曝光和销售。
　　难，要命的难。被投诉后，争议商品链接会暂时冻结。我们温州卖家最惨的一位兄弟，店铺30%商品都被冻结，根本无法正常经营。
　　焦虑，晚上根本睡不着觉。但我忽然想到，去年在618商家大会上结识一个阿里CCO的客户经理，叫清宛，她说有问题可以找她。一不做二不休，当晚我就在钉钉留了言。
　　姑娘爽快，「知识产权的问题是麻烦些，但放心吧，我跟到底」。
　　提到嗓子眼的心暂时放了下来。但申诉终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成功就会被删除商品，那意味着几年投入大量精力的爆款销量、好评等都将消失。
　　降下去解决不掉，再生产怎么办？厂子倒闭，成百上千个做箱包的工人兄弟吃饭怎么办？
　　好在清宛给我们指了条明路，思路还蛮清楚：1、收集专利无效的证据或相反判决的案例；2、协调律师出具产品对比图证明差异性；3、安全起见，先找一款销量低的商品申诉，成功后再针对爆款申诉。
　　当时我们还是犹豫的：能行不？影响太大了！怕电话说不清楚，我们凌晨3点起床赶高铁，坚持要跑到杭州找清宛。我还记得，见面之后清宛露出的表情又好气又好笑。
　　事实证明，这招很管用。首个链接申诉通过后，温州的箱包工厂和电商兄弟们都敢对这种冤枉债说不了。大家联起手来维权，结果是：对方几乎全部落败。
　　在平台的帮助下，我们一帮哥们很快就完成了商品恢复。包括我在内的10多位温州箱包厂商的生意，渡过了这道劫。
　　恶意投诉的人吃了个彻彻底底的败仗，这也成为我们温州箱包人的酒后谈资：正面刚，我们堂堂正正做生意，不虚！
　　也从这件事开始，我觉得无论在哪里做生意，除了在公平这件事上较真，还要思考服务的策略和水平。后来清宛直接来了趟温州，给我们看天猫店的诊断报告，包括咨询、物流、退款、投诉，还有经营上的风险、资损……
　　我真心觉得，咱们中国制造的实力很强，很多国外大牌都是国内厂家代工，有的还是我朋友。但我知道，除去原料和运营成本，毛利真的很低，大多都被品牌溢价拿走了。
　　今年年初，和同事们开旅行箱产品的共创会，研究怎么品牌升级
　　品牌升级，这是摆在我们温州箱包厂家面前最紧要的事。怎么升？升什么？实话说我暂时还没特别明朗的头绪，最近也经常和办厂的朋友、箱包协会、包括阿里团队在讨论这个。
　　平台建议我们做高铁拉杆箱、学生拉杆箱试试。旅游业受影响，但坐高铁、学生上学还是刚需，这块市场或许还有机会。
　　于是，我设计出一款轮胎型拉杆箱，样品出来后，自己都被逗乐了。
　　现在，我每天仍早早起床，这么多年过了7点就睡不着。白天去工厂看看，中午和厂里的兄弟姐妹吃个饭，晚上去研究市场和运营，最近也在尝试在抖音上做直播。
　　直到现在，我才觉得自己的生意逐渐安定下来。但世事无常，谁又知道呢。不管未来如何，我们能做的唯有努力生存。
　　前年在横店，借着带公司兄弟姐妹团建的机会捎上了父母，二老几乎一辈子都没旅过游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躺平」，也有人问我，现在事业稳定甚至小有成就，不缺钱，为什么还要起早贪黑这么辛苦？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陪老婆和孩子？为什么不＂算了，就这样吧＂？
　　说实话，我答不上来，我觉得他们问得很有道理。但是，当今天再回看我40年的人生，才突然发现，我好像从来没「躺平」过。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
　　或许，对于贫穷的恐惧和对于尊严的渴望，才是构成我一辈子奔跑和奋斗的源动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