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溅红了发黄的床单一群女人，正在2元宾馆等死

　　人，全是人，
　　20 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
　　＂住宿 24 小时，2 元＂——这就是人头攒动的原因。
　　这里的人：民工大张，民工老郭，民工张艳秒......
　　这些民工，清一色是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四五十岁的无家可归的熬着日子等死的......
　　＂女子宿舍＂是这间旅馆的名字，也是导演戚小光正在拍摄的纪录片的片名。
　　他熟练地在一只脚都塌不进去的过道里腾出一小块地儿，架好机器，开始了一天的拍摄，角落里两个正在对骂的女人被框进了镜头。
　　争吵的原因好像是因为几块钱，吵着吵着就动起了手，等戚小光准备去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刀子究竟是如何插进那个女人肚子里的，大概除了镜头没人看清，骂声忽然停止的时候，血已经溅红了发黄的床单。
　　戚小光最快反应过来，他抱起女人，和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到了医院。刀子捣碎了脏器，大出血，最后这个女人被摘除了脾脏，戚小光留下了 3000 块医药费。
　　争吵，在女子宿舍本来是很常见的事，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卫生纸洗发水都可能是导火索。这样的素材戚小光的镜头里拍过很多。但这次是个意外，后来他才明白过来，大概是因为那几块钱。
　　对他来说仅仅是几块钱，对这些只住得起 2 元一晚女子宿舍的女人来说，
　　这几块钱，就是命。
　　他很自责，＂如果我不为了镜头，在看见她们开始吵的时候就跳出来，也许那女人不会挨上那一刀＂，他跟做纪录片的同行朋友抱怨：＂纪录片真他妈的残酷，我他妈的废了！＂
　　镜头捕捉了这次流血事件，可有些事件，＂不流血却比流血更痛＂，这不全是镜头能捕捉的。
　　在镜头之外的真实生活里，这些中老年女性民工的人生，就像＂被腌渍的烂白菜＂，打一天零工挣一顿饭，咬着牙拼着命，只为了活下去，活下去。
　　2 元女子宿舍，其实是一间旅馆。条件很差，蟑螂臭虫比人多，高低不平的床架子摇摇晃晃。
　　2 元一晚的价格，让它挤满了人。
　　住在这里的女人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有着各自的苦难。
　　睡不着的时候，方淑珍总是想一个问题：＂从来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就像一只流浪狗，一直被赶来赶去。＂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大半辈子。
　　先是被老公撵。
　　20 岁那年，方淑珍被家里人＂卖＂给了同村一个老光棍。几百钱彩礼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方淑珍就这样和大她 13 岁的男人结婚了。
　　噩梦也就此开始。
　　男人吃喝嫖赌，还爱酗酒家暴，方淑珍婚后的生活每一天都在被骂被打中度过。48 岁那年，男人带回家一个比她年轻漂亮的女人，方淑珍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
　　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方淑珍独自一人，从农村一路流浪到陌生的城市。
　　一开始她还能找到建筑工地倒灰卸货的活儿，晚上能在工棚里凑合着睡。
　　后来她老了，卖苦力的活儿再也轮不到她。
　　劳务市场派活儿的头也开始撵她。
　　她只能捡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短工，最经常的就是去医院，给那些瘫在床上不能动的老人端屎端尿，连护工都算不上，钱少得可怜。
　　54 岁这年，方淑珍来到这间女子宿舍，一住就是 8 年。她每天就花 4 块钱，2 块住宿，2 块买馒头和咸菜，吃两顿。
　　＂现在挺好的，我都看开了，自己挣钱自己花，也能有个固定的住处。＂
　　＂等老到啥也做不了的时候，我就喝点农药痛痛快快地死，也不给儿子添麻烦。＂
　　她刚刚被儿子从家里撵了出来。
　　前不久方淑珍去了趟儿子家，住了几天帮着把地里的农活干完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儿媳对她说：＂你走吧，我们养不起你。＂
　　离开的时候方淑珍把攒了好久的钱都留给了儿子，＂妈没用，挣不到钱，就这些了给你留着，你身体不好，该打针吃药的别忘了。＂
　　回到女子宿舍后，别人对她说：＂你儿子当初打电话给你就是为了要钱！＂
　　方淑珍回：＂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得了肺结核，我儿媳也是皮肤癌，药都不能断，他们能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我不怪他们。＂
　　因为怪了也没用。
　　穷人自顾不暇。
　　谁也怪不了谁。
　　8 年来，方淑珍把眼泪当饭吃，直到眼泪也哭干了。她一遍一遍问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生活里找不出答案。
　　生活只会用更汹涌的苦难教人认命和闭嘴。
　　大多数住在女子宿舍的女人都认命了，但张艳秒 17 岁的女儿小芳还不认。
　　14 年前一个冬天的早上，张艳秒拖拉着 3 岁的女儿小芳第一次进城，顺着街角的广告牌找到了这间女子宿舍。
　　14 年后的这个盛夏午后，她们仍然住在这里。
　　床还是那张床，就连床板上垫着的海绵、纸壳子都没变过。唯一不同的是，45 岁的张艳秒几个月前腿坏了，再也爬不了上铺，女儿小芳也已经 17 岁，不再和妈妈挤在一起睡，住在另一张床上，也要单花一份钱。
　　张艳秒第一天住进宿舍时，和别人哭诉自己病死的丈夫，草屋和土地被人占了，扔下一个刚刚才会走的女儿，她苦着脸抱怨，日子就像＂被腌渍的烂白菜＂一样。
　　她一个人絮絮叨叨，到哭哭啼啼，其他人只是静静看着，并没有太多的同情。
　　她们不太在乎这些。
　　因为听得太多。
　　几乎每一个新人来到这里，都要先哭诉一番，无非就是离婚、被打、夫亡、子女不孝......
　　都苦，大家都一样。
　　要是哭的久了，就有人敲着床板，不耐烦地吼：＂哭，哭当啥用，白扯。＂对于她们而言，眼泪只是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吃饱饭活下去，才是更重要的正经事。
　　后来张艳秒也不哭了。
　　她始终记得，那是她来到这里的第四天，隔壁床的一个老妇人早早就出门去了劳务市场。
　　去了，就没再回来。
　　同屋的人说，那个又老又病的老妇人那天从宿舍下了楼，就坐在劳动力市场的马路边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
　　老板孙二娘让警察带走了她，她的床位，连床单都没换，很快又住进了新的客人。
　　还活着，就没什么好哭的。
　　但是张艳秒的女儿小芳还理解不了这句话。她讨厌女子宿舍，这里的人全都只为了下一顿饭活着，她们眼中只有＂钱钱钱！＂
　　她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里。
　　小芳 13 岁就开始打工，只要打工的地方能提供住处，就算工钱少一点她也愿意。最近，小芳又离开了女子宿舍，走时，她对妈妈说：＂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可她走得一点也不远，她打工的餐厅距离女子宿舍不过七八分钟车程。
　　她很喜欢这家能够提供住处的餐厅，尽管床只是几张长椅拼起来的，但在这里她能上网，能看电视，还能听客人谈论世界杯，她喜欢这里＂飘着油烟味的自由空气＂。
　　和之前的每一次都一样，但小芳总认为这次会不一样。最后，因为打碎了盘子老板把她赶了出来，在睡了一个晚上的马路牙子之后，她还是回到了这里。
　　但小芳还是有小芳自己的坚持。
　　天一亮，她就要出门去，一分钟也不多待，哪怕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哪怕她已经被冻到发抖。
　　她去过附近几乎所有的网吧，通过 qq 和＂很远很远的朋友＂聊天，像画画一样学会了 26 个英文字母。
　　无聊的时候，她喜欢玩一种网络上的＂结婚术＂游戏，新人们穿着漂亮的婚纱，在一个开满了桃花的海岛上度蜜月。
　　小芳觉得这才应该是她的未来，美极了。
　　但眼下，得先回去。
　　因为她饿了，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去，跟妈妈一起吃 2 元一顿的晚饭。
　　在女子宿舍里，老板＂孙二娘＂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她抠门得厉害，晚上刚过八点，就嚷嚷着要熄灯断水断电。什么东西都明码标价，手机充一次电五毛，洗衣机用一次两块。
　　冬天，楼下劳动力市场的人冻的厉害，想要进屋暖一会儿，她一伸手：十分钟一元。
　　她就像个＂守财奴＂，口头禅是＂拿钱来＂，最爱做的事就是上街去捡一些别人不要的衣服鞋子，捡来了，再倒卖给住客。
　　尽管她抠门得厉害，但要是遇上谁没钱看病，她又很大方。宿舍里经常看见她一边嚷嚷着：＂这是借你的啊，赶快去买药，不然出事了我可不负责＂，一边往人家兜里塞钱。
　　宿舍里的人都很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
　　她常常带领宿舍的女人一起打短工，干活儿的时候她会把力气小身体差的安排在自己身边，照应着。要是有谁交不出房租了，她一天催三次＂快交钱＂，但从来不会真的把谁赶出去。
　　前段时间，上头查得严，没有身份证的一律不能住宿。女子宿舍里有一个精神病人没有身份证，被检查的人抓到赶了出去，第二天，孙二娘看她睡在马路边，又把她＂捡了回来＂。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孙二娘说，＂我们都是苦命的人，能帮一点是一点。＂
　　戚小光问她：＂你不是老板吗？＂
　　孙二娘笑了：＂我才不是老板，大家都是打工的人。而且你说一个人一天 2 块，30 个人也才 60，能赚啥钱，她们是打工，我是给她们打工的。＂
　　她说：＂大家都不容易，聚在一起，有个固定落脚的地方，不至于去睡马路，感觉活不下去了有个人拉一把，多少能活得像个人一点吧。＂
　　活的像个人一点，这是她们藏在心里最深处不愿和人提起的渴望。
　　晚上，女人们会在宿舍里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过时很久的老歌；也有人会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然后为＂到底谁跳得比较好＂的问题争论一个晚上。
　　她们自嘲＂脚下的布鞋，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养脚＂；她们希望＂像赵本山一样，唠唠嗑也能赚钱＂。
　　她们也说女人间的私房话，宿舍有姐弟恋，大家会笑她＂武则天，老有魅力了＂。
　　每次拍到这样的画面，戚小光就忍不住鼻子发酸。他觉得，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戚小光和女子宿舍里的女人们
　　镜头里让人最动容的事情之一，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们＂显摆＂的样子。
　　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嫌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有人把 300 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 1000 元；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装着很大方，或者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表现出很忙碌的样子。
　　＂这是她们捍卫尊严的表现。＂戚小光说，
　　＂就像你我一样。＂
　　这部纪录片拍了整整 5 年，5 年间搭档一个接一个离开，只有戚小光坚持了下来。
　　结束拍摄的最后那几天，刚好快到春节，戚小光让大家对着镜头说说自己的愿望。
　　老板孙二娘兴致最高。她希望戚小光资助她，改造这个宿舍，换上新的干净的床和褥子，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再铺上光滑的瓷砖，窗边还要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她还说要把这间女子宿舍买下来，一直开下去，开到 80 岁。
　　听起来蛮温暖。
　　有人说她是在赌这里未来的房价，但其实不是的，这个女人不过是早就知道了，她赌的是这群人无论怎样，一辈子也走不出这里。
　　既然这样，那就，好好活着吧，
　　久一点再久一点。
　　离开的时候戚小光对她们说，要把这个片子＂献给中国的农民工＂，希望片子最后能在工地的脚手架前、工棚里，坐满农民工的露天电影院里放映，希望每个看到片子的人，都能产生共鸣：＂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女人们笑着回答：好。
　　一切都是充满希望的样子。
　　开始剪片子的时候，戚小光就想好了，关于纪录片最后的＂尾声＂，那应该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交待＂，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但，
　　如今，十年过去了，有自称认识《女子宿舍》导演戚小光的人透露，除了 17 岁的小芳和 58 岁的孙二娘，其他女人的出路并不太好。
　　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死了。
　　而这部纪录片最终也没能上映。
　　彻头彻尾的悲剧。
　　很多年后，又是一个春节。
　　戚小光再次打开那些素材，熟悉的画面一帧一帧播放，他静静地看着屏幕里那些早已离世的脸孔。
　　此时屋外新年的鞭炮声炸得正响，恍惚间，他听见屏幕里有人说了一句：＂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