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历史受制度控制

　　这是一本神奇的历史书，它不同于纪传体或是编年体，而是选取了1587年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采用逻辑作为贯穿全书的那根线，横切了历史时间线的一点展示给读者，在这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的一年，大明帝国就继续在衰落的宿命中越滑越快，错过了它振兴自强的最后时机。
　　找到了自己奉行的东西并奉为圭臬，看后感觉特别的熟悉，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高育良书记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一个奇才卓识的人，在为公众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自己的行动。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种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
　　黄仁宇先生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万历十五年》写于1978年，自1981年中文版出版至今，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最畅销的读物之一。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这本不到20多万字的文字里面参考了大量的书籍，综合了各种资料，尽可能的还原到当时最为具体的一个历史环境，用我们现代的一个眼光进行打量和审视，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较为真实和生动的历史图景。
　　在历史上，万历皇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之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家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大明王朝1566》万历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
　　《万历十五年》采取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以人物为中心，选取不同的角色来代表当时社会的不同阶级，浓缩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也浓缩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六个主要人物，七个章节，看似个各各独立却有一条主线一脉相承。而黄仁宇对明代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紧紧围绕这条主线，在每个章节中缓缓展开、娓娓道来，潜移默化中打动着读者。
　　一：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
　　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
　　二：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在历史上以铁腕著名，在万历皇帝生涯的前10年里，他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大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
　　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人事关系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却远远超过了盘根错节的文官集团可以接受改革的范围，过大的威胁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书中一章取名为＂世上再无张居正＂，反映出作者对张居正的些许惋惜之情。如果多那么几个张居正，前赴后继般努力进行变革，张居正也不需要那么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种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将整个社会推上正轨。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着这种人的存在。
　　三：大学士申时行
　　申时行，一个以和事佬而著称的首辅。他是状元出身，富有现实感，懂得为臣之道，以才干入阁跟张居正搭档，所以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和结局都很清楚，这一点很是影响了申时行做首辅的方式。
　　申首辅的路线就是所谓的诚意，他作为首辅，要让文官们看到他对百官的诚意，也要让百官看到皇帝的诚意，更要让皇帝看到他和百官的诚意。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居中调济，使得君臣一体，上下一心，治理天下。
　　要解决文官集团和万历皇帝的诚意，申时行选择了经筵，这种方式可以经常不断地举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加强皇帝和群臣之间的沟通。然而万历帝是已经被这种繁复的礼仪烦透了，他也不再出席，经筵也久被搁置，他也不相信这些文官能通过所谓的道德礼仪就能发生什么改变。
　　万历十九年，申时行最终在立太子的事件中，在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拉锯之间，被文官集团弹劾斥责他首鼠两端，疲惫不堪的申时行上书请辞，带着满满的无奈，致仕归家。
　　四：模范官僚海瑞
　　海瑞是明朝一代清官，是制度下可敬而可怜的产物。
　　海瑞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明白自己要想尽忠，就需要一个实际负责的官职，然而仅仅有最高限度执行的法律和伦理道德，是远远不够的。明朝是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缺乏有效的商业法律和货币制度，经济制度也缺乏弹性。法律被道德所取代，没有＂合法＂或＂非法＂，只有界定模糊的＂善＂与＂恶＂。
　　海瑞凭一腔热血，挑战明朝末期的制度。他的性格固执的像块石头，他死守着清廉，死时连下葬的棺材都置办起了。其他人视若罔闻的道德教条，他却遵从得紧，俨然是四书五经的坚实的捍卫者。
　　如此种种，都体现出政府本身的低能，想要在当朝力挽狂澜，其力量毕竟是极其有限的。
　　《大明王朝1566》海瑞
　　五：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
　　李贽在现代被称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可他却因为思想是＂异端邪说＂而被捕入狱，也因此被称为明朝第一思想犯。
　　李贽在当时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让明朝的思想文化的发展。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李贽是＂生不逢时＂的代表。同一个年代，欧洲的文艺复兴正在蓬勃发展。正因为文艺复兴，不仅冲破了封建教会的精神束缚，还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六：抗倭英雄戚继光
　　戚继光，抗倭楷模，民族英雄。因军事衰败，倭寇频繁入侵，危及帝国和个人的安全，戚继光被推上了高级将领的位置。
　　戚继光对招兵，管理，建制，练兵，军法，战术，武器都有其独特的建树，他本人有其敏感的政治嗅觉和清醒的现实感。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一只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
　　戚继光有天才般的军事能力，而能让他充分发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也离不开上级张居正和谭纶的赏识，给予他充分的权利和财力支持。在军事上戚继光建立了无人能出其右的辉煌功业，消除了国家边防的隐患。当外患已除，张居正又病死，戚继光也迎来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他作为前首辅的党羽而被参劾，接着就被革职，最终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正可谓： 文武双杰戚总兵，成败皆由张居正。 抗倭御蛮四十载，毁不掩誉过一生。
　　1587年，是为万历15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正所谓：＂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那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事，实际上已经展示出最终的宿命。
　　大明帝国的道德伦理是道德，不能解决技术上和法律上的问题。当帝国将道德大旗高高树起的时候，大明王朝其实注定要走向末路，技术上、行政上没有一丝改进空间，用粗线条的道德来改进，社会的进步，必然受到约束。文官集团受着儒家的教育，将圣贤挂在嘴上，做出的事情往往是违反了自己所学。
　　如果把大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一性一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一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
　　大明王朝走到这一步，不是因某个人性情能力导致的成败得失，而是当日的制度已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了其的牺牲品，决定这个王朝覆灭的不是哪一个人，因为历史是制度控制的。
　　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