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6月底,我们即将迎来一批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片。 第一梯队的,是黄建新导演操盘的《1921》,以及以李大钊为原型的《革命者》。此外,还有并未确定档期的《望道》和《红船:开天辟地》等等。 自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献礼片的概念首次提出以来,每隔一段时间,20世纪上半页的那段历史总是会被重述一遍。相同的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不同的是讲述方式、风格特征,以及对新时代风貌的呼应。 毋庸置疑,这其中暗含了非常多的启示。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献礼片的演进之路。 从1。0时代迈入3。0时代 献礼片是中国特色的电影形态。 在官方主导拍摄、制作、发行、传播之下,国产献礼片曾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90年代经历了三次高潮。 1991年的《大决战》系列,是影响最深远,最不容忽视的样本。 同一时期,还有献礼建党70周年的《开天辟地》。《开天辟地》的编剧黄亚洲,同样是今年建党献礼片《红船:开天辟地》的编剧。 以及,丁荫楠导演的《周恩来》,片头也打出了献给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的字幕。时至今日,很多英模传记片都未超越丁荫楠导演的这部《周恩来》。 《周恩来》 总体而言,这一时段仍是计划经济的电影思维模式。 制作主体以国营电影制片厂为主,倾向于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塑造英模人物(时至今日也是延续这两大题材二分法),风格样式以正剧为主,强调宣教作用。 虽说改革开放后的14年间,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时代迈入市场经济时代,献礼片开始有意识地创新,但本质上献礼片的制作主体和美学特征转变微乎其微。 这是献礼片的1。0时代。 献礼片2。0时代,以《建国大业》为标志。 2009年,全明星阵容、首度试水市场化营销的献礼片《建国大业》创造了4。5亿元的票房,成为主旋律电影市场化的鲜活案例。《建国大业》是国产献礼片的商业1。0时代或者工业1。0时代,它从方方面面开启了献礼片的工业化制作模式。 《建国大业》的主旋律题材明星阵容市场化营销的运作模式,在后来的《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影片中不断被复制和延续。这些献礼片将历史场景与时尚元素结合,将主流价值观用当代观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商业化的运作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事件电影。 其实,这一阶段,最关键的成功经验,还是通过明星策略黏连粉丝受众,有效拉拢了年轻一代的观影主体。 不过,尽管这些影片仍然以政治宣传价值为底色,但风格正在悄然变化,融入了爱情、青春、警匪等多样化的类型电影元素。 尤其是到《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明显更加轻量化。 与2011年《建党伟业》同年推出的献礼片《秋之白华》《湘江北去》,也明显在走青春化轻量化叙事模式。 《秋之白华》 《秋之白华》从瞿秋白和杨之华之间的爱情切入,革命叙事退居后景。陈力导演的《湘江北去》以青春励志为标签,多层面、多角度地描写了青年毛泽东的银幕形象,但市场反响不大。 今年即将上映的黄建新、郑大圣导演的《1921》明显也在延续青春化轻量化叙事。 2019年,《我的我的祖国》将献礼片带入3。0时代。 这一时代,是真正的献礼片(或者宽泛的主旋律)电影美学转向的时代。 这种美学转向的最大特征,就是将普通人与献礼关联起来。 总体而言,献礼片工业美学的升级换代,是在主旋律电影或者说新主流电影工业美学升级换代的大背景下同步演进的,后者对前者起着强大的反哺作用。 献礼片的类型演变 上文提到,献礼片3。0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平民史观。 即将镜头转向积极参与历史建设的每个值得尊敬的个体。 要知道,四十年来,献礼片的两种最普遍的范型,就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英模人物题材。或者可以简称为事件型和人物传记型。 拿到现在来切分,依然奏效。比如,《1921》和《红船:开天辟地》还是围绕建党这一历史事件,而《革命者》《望道》还是人物型,一个围绕建党历史中的关键人物李大钊,一个围绕相对没那么知名的人物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人物)。 《我的我的祖国》的献礼片3。0时代,带来了一种普通人模式。 尽管献礼片很大概率都在塑造人物群像,但还是有本质差别。3。0时代的人物群像,不再是《大决战》或《建国大业》式的领袖群像,而是普通人群像。 以此,商业献礼片开始将叙事主体转向宏大叙事之外的普通人,展现普通人与国家民族历史的命运勾连,渲染小我见证历史的情感体验。诉求呢,还是最大化地引起观众共情。 此外,制作形式上《我的我的祖国》也有革新。 由于采取集锦式、拼盘式的电影结构,对于统筹各团队的创作与协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这也推动了制片人、监制、导演彼此制衡,促进了中国式制片人中心制电影生产结构,这是积极有益的。 献礼片的政治经济学 用三个设问,来更深入地分析一下献礼片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最近十年的献礼片,或者说主旋律电影,为什么明显崛起了? 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市场蛋糕做大了。 献礼片发展最微妙的一点,就是与中国电影产业改革是粘连在一起的。 1991年前后的一批建党献礼片,比如《大决战》三部曲、《开天辟地》《周恩来》《焦裕禄》,全部都是在1993年启动电影产业体制改革之前。 所以,当时的运作模式还是计划经济,靠红头文件、电影专项资金支撑,都是国营厂在主导。 到了千禧年,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可以称之为升级之前的过渡阶段,这里有一个大背景是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拿建党献礼片举例,2001年的献礼片有《毛泽东与斯诺》《走出西柏坡》《毛泽东在1925》。 《毛泽东与斯诺》 一个牵涉中美关系,一个是走出西柏坡。在入世大背景下的建党献礼片选材,都是极为微妙的。 这三部献礼片品质都不如人意,但电视剧方面,同一年推出的《长征》和《日出东方》,影响力远胜于电影。当然,关于献礼片的同题创作,电视剧与电影之间的互动问题,又是另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了。 大部分论述在讨论献礼片、主旋律电影、新主流大片时,《建国大业》总会被认为是绕不过去的一点,因其开辟了一种类型升级换代的、可复制的有效经验。 但其实,绕不过去的还有张艺谋导演的《英雄》。 在2002年《英雄》横空出世的时候,电影产业化改革其实已经推行将近10年。 十年了,电影市场终于开始做大了,然后大家伙儿才会想到,主旋律怎么市场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反哺主旋律电影的问题。 之前并不存在主旋律能不能市场化的问题,是所有的中国电影都不够市场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内地电影票房危机的时候,观众已经把国产电影抛弃了。大家看港片看得津津有味,当时也正值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而1994年引进好莱坞大片的时候,观众又一次把国产电影抛弃了。大家都去看美国大片,基本顾不上国产电影。 《英雄》等商业大片,重新把观众拉回了电影院。 同时,也让大家在电影观念上默认了电影的产业、商业、工业特性,从投资到宣发,从演员到制作,从艺术到技术,中国电影开始探索工业化生产、制作、宣发和消费模式。 这是中国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的开始。而《建国大业》不过是反馈到主旋律电影献礼片中的一次回声。 形成这种回馈,都花了7年时间。 第二,明星集束式的献礼片,还依然奏效吗? 《建国大业》数星星式的操作,将好莱坞明星制挪用到中国本土电影创作的经验中,是一种开辟式的商业策略。 明星制,作为电影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电影生产工业和社会文化资本、审美资本博弈的产物,具有经济和社会文化双重属性。 一方面,电影明星由于具有强大的票房号召力,而成为电影工业品牌的一种符号;另一方面,电影明星又通过形象认同、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成为社会认同的一种表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建国大业》到《建军大业》,实际上从年份、市场扩容率与应该匹配的票房收入来看,明星效应也明显呈现出了衰减趋势。这里其实还是一个小鲜肉明星们的电影票房转换率问题。 小鲜肉们,远远没有想象中卖座啊。 第三,单纯产业化的视角去观察献礼片可以吗?换言之,单纯以好莱坞类型片的模式去对标国产主旋律,可以吗? 可以倒是可以,但已经不能全然奏效了。 或者说,需要重新评估了。 重新评估的第一个起因是,2019年开始,我们忽然发现,香港导演的主旋律作品,好像没那么卖座了。 从2020年林超贤导演的《紧急救援》,2019年国庆档《中国机长》(刘伟强导演)《攀登者》(李仁港导演),以及《救火英雄》(陈国辉导演),甚至再往前追溯到《建军大业》(刘伟强导演)《我的战争》(彭顺导演),曾经游刃有余的港式类型表达,已经疲态尽显。 尤其是在涉及到波澜壮阔的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时候,这些有着丰富的类型片经验的香港电影人明显表现出不适应性,或者说妥协性过强。 2021是建党100周年,是特殊的一年,整个世界格局更是在微妙变化中。 我们会发现,大家都越来越更倾向于提新主流这个词,而不再是主旋律。这也反向佐证,主旋律跟商业片的概念界限已经非常暧昧和模糊了。 也就是说,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仅仅是通过一些商业化、类型化的方式,把主旋律包装出去,而是反思怎么将它转化成让观众惊呼yyds的东西。 时代情绪非常微妙,新媒体喂养起来的新一代年轻观众的价值取向也非常微妙。 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主旋律题材中,战争片或者说军事题材,是发展得最卓有成效的一大类型。比如《湄公河行动》《战狼》《红海行动》《八佰》《金刚川》等等。 但如果在网上仔细观察过,关于《金刚川》的评论中,一些观众认为《金刚川》的文化主体性有问题,它还在用照搬的模式讲中国的东西。这是大家没法接受的。 献礼片也好,主旋律也好,总是面临这样一个不断革新、不断寻求与年轻观众的有效沟通与互动的挑战。 毕竟主旋律的题材往往是历史性的,但电影观众的主体却永远年轻。 【文洛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