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平解放的幕后英雄傅冬菊与大公报

　　傅冬原名傅冬菊，是中国著名将领傅作义——当年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古都得以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功臣——的女儿。傅冬是她解放前在《大公报》天津馆工作时的笔名，解放后，她一直使用这个名字，直到辞世。
　　力劝父亲勿打内战
　　在各种宣传里及史料中，关于北京和平解放，人们知道得更多的是和平解放的主要功臣——傅作义将军，对于傅冬菊的作用，人们了解得不多。
　　这段历史的重新发掘，得力于前几年热播中的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电视剧——《北平战与和》的编剧李汀。李汀以＂信史＂的要求对待史剧创作：查阅资料从头做起，严谨地硏究、甄别大量史料并对傅冬菊进行采访，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在北京医院和傅冬菊在崇文门的家里，围绕北平和平解放，李汀先后二次对傅冬菊进行了长达十小时的采访，晚年的傅冬菊虽然因肾病住院，但神智清醒，她非常清晰、详细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事实和细节……
　　1946年的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当时，傅冬菊正在位于昆明市的西南联合大学学习，专业为英语语言文学。当年秋天就要毕业，傅冬菊给驻扎在归绥（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父亲去信，希望他不要打内战。
　　就在当年9月，傅作义指挥了他在内战中的经典战役大同集宁战役一一围魏救赵，攻击集宁，解除了解放军对山西大同的围困。大同集宁战役后，共产党控制的张家口失守，傅作义的部队移驻张家口。为此，傅冬菊还专门跑到张家口找父亲，当面劝说父亲不要参与内战。但打不打内战远远不足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傅作义能够左右的。
　　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通过北平前门大街
　　毛遂自荐到《大公报》应征
　　1946年秋天，傅冬菊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她毛遂自荐，与大公报天津报馆联系，希望能到《大公报》工作。
　　傅冬菊随后被大公报天津报馆录用为副刊部记者，经常到北平、天津的大学为大公报副刊约稿、编稿。在来往于北平和天津的过程中，傅冬菊多次专门去探望驻扎在张家口的父亲。
　　傅冬菊（右三）与同事和朋友在大公报天津馆前留影
　　傅冬菊的女儿晨风透露，虽然当时正爆发内战。但母亲和姥爷谈得最多的仍是希望他不要打内战。1947年年底，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蒋介石决定在北平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出任总司令，并迁居北平。
　　1948年，华北的战事已到一触即发的时刻。此时，傅冬菊决定，一定要做通父亲的工作，不打内战了。而且，父亲当时一个人在北平，没有亲人在身边，也需要人照顾。于是，傅冬菊就从天津回到父亲身边，只有送约好的副刊稿件才回天津报馆一趟。
　　在照顾父亲的日子里，傅冬菊经常跟父亲谈论国内形势与和平问题。同时，还经常给父亲介绍共产党的主张。她也发现父亲在读毛泽东写的《论联合政府》，其中有些感兴趣的地方还划了线。
　　傅作义是一个＂布衣将军＂，生活简朴，他参加过军阀战争，也参加过抗日战争，对民众的疾苦非常同情。在内心深处，不愿意再打内战，对这场战争的胜负也非常明了。但作为一个军人，他又不得不服从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内心非常痛苦和矛盾。
　　北平市民与人民解放军坦克手热情握手
　　1948年的中国，国民党政府贪腐盛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战事上节节败退，已到日薄西山的境地。
　　傅作义素来喜欢和社会贤达交朋友，大家也一致主张不要再打内战，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不能让北平这个千年古都毁在战火里，让北平200多万民众生灵涂炭。
　　低调行事不提功绩
　　傅冬菊的女儿晨风说，在几十年的岁月里，母亲从不向人说自己的功绩，包括子女。＂我们都不知逍，我姥爷和母亲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是有功劳的。＂
　　许多介绍北平和平解放的资料，都称当时傅冬菊去做父亲傅作义的工作是受党组织的指派，并从傅作义那里收集情报传给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有人将母亲描述成潜伏在姥爷身边的特务，这是错误的。＂晨风说。
　　母亲在世时告诉她，当时到姥爷傅作义身边照顾他，并劝说他不要打内战，并非组织指派。所做的事也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的爱，和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对民众的关怀。
　　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
　　晨风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母亲在山西太原上小学，姥爷在外地带兵，姥姥只好带着孩子们回山西万荣县老家避难，费劲辛劳到了老家，日本军人又打过来了，又和大家向南方逃难。后来，因为姥爷的关系坐上了南下避难的专用车，这才到达临时首都重庆，这段经历对母亲影响很大。
　　负责传递和谈信息
　　李汀也证实，自己在采访博冬菊时，傅冬菊特意强调，她当时到父亲身边去做工作是自愿的，要劝父亲不打内战，多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当然，后来与组织联系上后，组织是赞成她这样做。此外，她没有收集所谓的军事情报。
　　即使傅冬菊真有收集情报的想法也不可能实现，一是傅冬菊虽然她可以进入作战室，但自己并不懂军事；二是傅作义的生活和工作是严格分开的，也避免女儿接触到军事秘密，这一点在傅作义部队起义高官的回忆录里也有提及。
　　＂母亲说，她不希望姥爷打内战，但作为女儿，她也不希望姥爷受到伤害，因此，她不可能去收集情报，让姥爷面临危险的。＂晨风说，＂她主要做的工作是照顾姥爷，劝说他选择和谈，并负责向两边及时传递和谈的信息。＂
　　代父发首封谈和密电
　　1948年10月30曰，傅作义最终下定和谈决心，对他的＂心腹＂——剿总副秘书长、政工处长王克俊提出要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当时，获得辽沈战役胜利的东北解放军尚未入关，对北平、天津形成包围。
　　当晚，他向王克俊谈了战争前途、人心向背，以及抗日战争和内战的不同等，最终的结论是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眼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谈判。
　　当时，在傅作义的部队里，密布着军统、中统的特务，如何把和谈的意向传递给共产党成为问题。傅作义想到了女儿傅冬菊，一来最可靠，二来经常给他谈论共产党的事，称有共产党的朋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图为通过正阳门的情况
　　傅作义之后问女儿是否有共产党的朋友，在得到傅冬菊肯定的回答后，又详细询问认识的是毛泽东的人，还是聂荣臻的人。11月7日，傅作义让傅冬菊向共产党发出了第一封和谈密电，内容主要是阐明不愿意再打内战，希望中共派代表到北平进行和谈，并吿诉对方自己能控制的陆、空军的数量等。对这个日子，傅冬菊记忆非常肯定，她说是父亲从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回到北平的第二天。
　　但是，和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第一份密电发出后，并未得到中共方面的回应。
　　陪伴父亲加速停战和谈决心
　　当时，中共方面为保护北平古都和民众生命也正在谋划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但接到傅作义的和谈密电后，中共对和谈存有怀疑：就在10月底，傅作义还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派军偷袭石家庄和中共首脑驻地西柏坡，现在是真心谈和，还是采取的缓兵之计，中共制定了以打促和的方针；同时，中共也不能接受傅作义以军事政治实力为资本，提出的谈判条件。
　　另外，中共方面认为，当时，华北近60万军队中，傅作义的嫡系只有20多万，另30多万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必须将这些部队围困，打击了实力方能实现真的和平。
　　图：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通过前门大街
　　在和谈的过程中，傅作义也出现反复，内心特别焦虑、煎熬，一度出现战死也要忠于职守的战的思想。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傅冬菊一直陪在父亲的身边，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促使父亲早下停战和谈的决心。
　　1948年12月份开始，中共和傅作义先后进行了三轮谈判，又在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等地打了几场很激烈的仗，傅作义都失败了。
　　1949年1月21日，经过反复谈判，国民党华北剿总和共产党平津前线指挥部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北平和平达成圆满结果。
　　压下一封信改变北京古都命运
　　就在和平协议签署后军队陆续开出城的阶段，出现了一次可能逆转北京城命运的险情，若不是傅冬菊机智应对，也许北京城还会再起烽火。这件事很少被人提起。
　　双方签署和平协议后，1月25日，华北剿总谈判代表邓宝珊与中共代表苏静去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准备把林彪、罗荣桓的一封＂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转交傅作义。
　　公函的内容是毛泽东起草的，措词极为激烈、严厉。公函称：＂……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邓宝珊觉得措辞过于激烈，直接交给傅作义可能会对北平和平解放产生不利影响，就没有把信直接交给傅作义，而是给了傅冬菊。
　　傅冬菊看了信后也吃了一惊，以她对父亲的了解，如果看到这封信，北京的和平解放将生变量：但她又不能欺骗父亲，经过考虑，将信压到了父亲办公桌上文件的最下面，暂时不让他看到。
　　就在1949年2月1日，解放军入城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发表了这封信。此后，傅冬菊把信交给了父亲。
　　晨风：＂姥爷当时非常生气和激动，还痛责了母亲，说她不该压下这封信。＂晨风回忆，母亲曾表示，她深知父亲＂士可杀，不可辱＂的性格，如果当时把这封信交给了他，也许会再打起来，古都和民众免战的愿望能否实现可就真不敢想象。对于这一细节，在记述北京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史料中，鲜有提及。而仅凭这一点，傅冬菊就称得上是对挽救北京古都作出了贡献的一位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