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有55万大军为何改编？来看这策反阵容就明白了

　　中共方面对平津战役的战略方向是立足于战，尽量争取和，不战而屈人之兵历来是政治军事斗争的最高境界。因此，对傅作义的策反工作，很早就开始布局了。除了自己的女儿傅冬菊、秘书阎又文，不少身边人对他也产生着重大影响。
　　中共地下党对傅作义的争取，早在1948年初就已经开始了。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能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做傅作义的工作，北平地下党审慎地选择工作对象，并经过长期工作，到1948年10月平津战役开始前夕，已经开辟了多条做傅作义争取工作的管道。
　　第一位是曾延毅，曾延毅和傅作义都是保定军校第5期，只不过曾延毅是炮兵科，傅作义是步兵科，但两人过往甚密，还拜过把兄弟。当年傅作义守涿州时，曾延毅就是炮兵团团长；傅作义当天津警备司令时，曾延毅是天津警察局长；傅作义当军长时，曾延毅是副军长。抗战中太原失守后，曾延毅就退出军界，到天津当寓公了。
　　刘仁派北平学委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苏，与曾延毅的女儿天津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曾常宁联系，通过曾常宁的引进去做曾延毅的工作。经过几次长谈，曾延毅欣然同意前去北平争取傅作义，或许是因为长久没有联系，傅作义对曾延毅只有表面上的客气，在具体问题上话不投机，于是曾延毅表示自己难以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建议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
　　刘厚同是傅作义的老师和智囊，深得傅作义的信任，而曾延毅与刘厚同关系密切，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和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又是同学，刘杭生在曾常宁的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通过刘杭生、曾延毅以及杜任之，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崔月犁与刘厚同取得直接联系，每周在北平高级法院院长吴煜恒（民盟负责人）办公室见两次面，两人虽然年纪相差很大，但却非常知心，刘厚同甚至还送给崔月犁一张自己全家福的照片。由于当时北平的军统对地下党的白色恐怖还是相当猖獗，因此刘厚同与崔月犁约定，如果崔月犁两次见面不来，就意味着已经被捕。有一回崔月犁因临时有急事，接连两次没按时到吴煜恒办公室与刘厚同见面，刘厚同大为着急，居然通过傅作义派人到北平各监狱去查找是否有同仁医院的李献农大夫（崔月犁的化名）。
　　刘厚同多次在傅作义的人生转折关头，为傅作义出谋划策，傅作义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极为尊重。抗战期间他避居天津，傅作义甚至给他配备了秘密电台，以便随时联络。抗战胜利后，刘厚同被傅作义聘为华北剿总中将衔参议，但没有到职视事。
　　1948年2月，傅作义曾专程到天津拜访刘厚同，询问刘厚同对时局的看法。刘厚同说：＂军事为政治服务，政治为军事之本。自古没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胜利者。蒋介石今政无不弊，官无不贪，我看其政权不会有一年半的寿命了。＂同年10月，刘厚同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邀请，来到北平，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
　　第三位是杜任之，他和傅作义是山西同乡，抗战时期就有过很深的交往，傅作义的秘书、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少将新闻处处长兼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就是杜任之推荐的，杜任之的弟弟杜敬之则是傅作义的军医处处长兼保健医生。1948年7月，杜任之因为在太原身份暴露有被捕的危险而来到北平，出任华北学院的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与崔月犁接上头，根据地下党的指示，也开始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
　　第四位是马占山，早年发动江桥抗战，成为抗日英雄。30年代与傅作义、邓宝珊义结金兰，当年在抗战中傅作义未能守住太原，阎锡山要追究傅作义的责任时，马占山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为傅作义求情。在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中，104军269师师长慕新亚、101军271师师长栾乐山、101军272师师长刘化南等人都是马占山的旧部。解放战争时期，马占山虽身为东北剿总副司令长官，但却以治病为名寄居北平，与傅作义常有来往。北平地下党通过马占山的把兄弟蔡运升，策动马占山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除了直接争取傅作义外，北平地下党也同时在策反国民党军的一些将领。北平地下学委中小学教员委员会书记薛成业成功发展了国民党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的外甥李介人入党，再通过李介人与大革命时期就是中**员，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侯镜如秘密接上关系，随后在侯镜如的关照下，又成功策反了92军军长黄翔、92军21师师长张伯权。12月14日黄翔就与东野第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商定了92军起义有关计划，只是后来因为傅作义接受了和平协议，整个华北＂剿总＂部队都接受了和平改编，因此92军就取消了起义计划，而与傅作义的其他部队一起接受了和平改编。
　　另外，35军副军长兼262师师长丁宗宪、华北＂剿总＂直属铁甲车总队第1大队大队长于维哲、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都在地下党的成功策反下表示：如果傅作义不走和平道路，就自行起义，迎接解放军进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