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分家以后 我们这个三口之家,之于父亲母亲,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不是么?三口之家,我是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废物,白长了一副吃饭的皮囊。女儿只有4岁,也是个吃闲饭的。妻子,算是三口之家的唯一劳动力,但担当不了多少大用。包产到户时,我们这个七口大家庭,承包了二十多亩地,分别在5个地方,耕种极不方便。从春天往田里运粪肥到一遍遍的翻耕,再到播种;从夏天的一遍遍浇水到反复的夏锄,再到一遍遍的喷洒农药;从秋天最繁重的收割、拉运、打碾、装仓,再到交公购粮、秋灌、秋翻……那几十道工序,靠几个老弱病残,怎么能完成的了呢?几年来,我的二妹及二妹夫,开着自家的车,常年累月为我们家服苦役,远远望不到头啊;几年来,是我当学区领导的三妹夫和当民办教师的三妹,牺牲了所有的假期,来为我们家做苦役。虽然他们嘴上不说什么,但他们心里有一千个不满意,一万个不愿意。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缘自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的存在,才使得大家都不得安宁。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分家这个问题,分开了,大家都会得到解脱。但我又十分害怕分家,原因是父亲是国家退休干部,每月都有一份固定的退休工资,可以用来支付一家七口大大小小的用度。一旦和父母分了家,我们这个三口小家,可真的就濒临绝境了。说到家,我就是一个只为自己打算,不顾他人死活的自私自利的小人。 我心里明白,父亲打定主意和我们分家,基于三个原因:一是想彻底甩掉我们这个沉重的包袱,解除几个丫头女婿的苦役,还他们自由之身;二是把家分利索了,免得发生家庭财产纠纷,他们百年之后,才能在九泉之下安睡;三是以分家为由,逼迫我彻底断了当作家的念头,免得把这个三口之家,或者将来的四口之家拖进苦难的深渊,难有出头之日。因为,在父亲看来,我选择了写作,就等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是永远也不会有希望的。 分家仪式是在一个初冬的下午进行的,是放在我家院子里进行的。院子向阳的墙根里,放了一根长长的木头,村上来的人,队里来的人,都并排坐在木头上,把一根木头都坐满了。父亲坐在一把小凳子上,怀里抱着算盘、帐本什么的。母亲坐在门槛上,默默地流泪,不知担心什么。我们一家三口,像一群难民,席地而坐,低垂着头,样子像受审。 村长发话了:"刘老干,您老今天兴师动众,请来这么多人,是有什么事要让大家帮着解决么?有啥你就说!" 父亲开口了:"确实有事请大家做个见证,我今天要和儿子分家!" 隔壁姜大伯说:"刘老干,你咋越活越颠倒了,大儿子早就分出去了,就剩小儿子了,还是个半面闲(指残废),你把他分出去,让他今后咋蹦跶?俗话说养儿防老,把娃子撵出去,你老了唱独角戏么?" 父亲说:"他姜家爸提出了些要害问题,我今天就是想让大家帮我出出主意,这个家到底还是该分,还是不该分。大家都知道,家里包产到户时,分下一大河滩地,这几年,都是丫头女婿累死累活帮凑着种,时间长了,人家能没意见么?我的这个娃子,却偏要当作家,一个钱挣不来,还得让大家养活,你们说这个家该不该分? 合作化时期就当过干部的熊大伯说:"刘老干,就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个家能不分就不分么?" 父亲说:"两全其美的办法倒是有,就不知刘生文想不想同意我想的办法?" 村长说:"刘老干,啥两全其美的办法,你说出来!" 父亲胸有成竹的说:"办法其实很简单,只要刘生文跪在大太阳底下向大家发毒誓,从今往后绝不写作,我就同意不分家,我还准备拿出1000块钱,送他去酒泉学个裁缝,或者学个钉鞋的,也能把日子过好。" 那一刻,我仿佛被架在火炉子上烘烤,五心烦热,五脏俱焚。文学,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失去了搞文学创作的权利,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可不答应父亲提出的条件,只能分家,那个结果,也让我难以接受。 队长发话了:"刘生文,你要想清楚,你要和你父亲分了家,你们分下一河滩地,今后咋种?你是个半面闲,娃娃才骨拐高,就你婆姨一个劳力,有弹的,没唱的,种不上地,一年上面摊下来的提留款搁啥交?还是听你爹的,腰里揣上1000块钱出去学手艺去,饥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么。" 村长开始征求我们的意见,问到我,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就没啃声。问到秀芳,没想到她站起来,很干脆的回答:"写作是我们的希望,我不想让生文放弃写作,我坚决同意分家,再也不想拖累公婆和几个小姑子了。" 大家都数落我和秀芳是大傻瓜,还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父亲一听秀芳同意分家,就喜出望外,随即征求秀芳意见:"丫头,那你说说这个家咋分好?" 秀芳说:"爹,你是老人,你说咋分就咋分,我绝无二话。" 父亲翻开帐本,公布早就拟好的分家方案:刘生文分得现居住东屋一间,北屋一间,共两间。分得架子车一辆,驴一头,牛一头,承包地七亩,粮食500斤。公布完毕,问秀芳,这样分行不行? 秀芳说,就照爹的分配方案执行,我无任何意见。 这时侯,姜大伯气呼呼站起来说:"这样的分法,太不公道,你家二十几亩地,给刘生文一家三口才分七亩,一个人都投不到三亩地,你叫他今后的日子咋过下去,这不是明河眼见把娃子往绝路上逼么?一家三口,才分给500斤粮食,刚够一个人的口粮,你叫另外两个人一年喝西北风去哩么?他刘家爸,你是个识大字的人,你光分给娃子一点点粮食,不给分一把把籽种,这明摆着叫娃子的七亩地荒哈哩么?" 大家也一致认为这家分的不公道,有点把我往绝路上逼的意思。 父亲又问秀芳:"丫头,大家都认为这家分的不公道,那你说咋分,就依你提出来的方案办!" 秀芳干脆的说:"爹是国家干部,想事周全,我完全同意爹提出的分家方案。" 秀芳态度都那样坚决,别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心里明白,父亲的本意是不想把我往绝路上逼,他只是用少分地少分粮食,逼我们就范,逼我们在他面前服个软,说些忏悔的话,他或许就会改变主意。或许,他会多分给我们几亩地,多分给我们几百斤粮食。因为,父亲的退休工资,足以让他和母亲的日子过得风风光光,红红火火。父亲不需要那么多地,更不需要那么多粮食。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又是国家干部,把脸面看的比什么都重要,他只需要儿女们能顾及他的尊严和脸面,只要他拥有了那两样东西,什么都好说。但我和秀芳都是世界上头号大傻瓜,硬是表现出一种"人穷志不穷,浩气贯长虹"的硬汉精神。现在想来,那时的举动,是多么的无知,又是多么的幼稚啊!死要面子活受罪,是典型的穷人思维啊!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是大话也说了,硬汉也当了,又是何必呢?我们真是歼敌八百,自损一千啊!我们是一时争回了面子,却给后来的生活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分家了,我却如断了脊梁骨的丧家之犬,精神萎顿,麻木不仁。 妻大惑不解,她问:"往日里,你夜里读书,老爹骂你是败家子。你白天读书,又怕老爹看见,你的读书写作,受到极大限制。这下分家了,你也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你咋还愁眉苦脸的,这又是为什么?" 我不无担心地说:"分那么几亩地,连一家人最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理想事业?" 她笑着说:"哥哥别担心,地少了,咱开几亩荒,问题不就解决了!" 我问:"才分两麻袋麦子,吃三个月就吃光了,以后的日子咋办?" 她回答:"哥哥你放一百个心,我的娘家有上万斤储备粮,到时侯我去借粮。" 我问:"咱眼下连一把籽种都没有,明年春天,咱的七亩地种啥?" 她回答:"哥哥你大可不必担心,种子的事,我来解决。" 我说:"往常种地,都是我的那几个妹妹妹夫帮凑,明年,咱的地怎么种?" 她回答:"哥哥,这你不用担心,我娘家兄弟姐妹六七个,他们不会袖手旁观。" 在我看来,挡在我们家面前的一道又一道生活的难关,根本没办法跨过去。而在秀芳眼里,那些难关,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磨难面前,秀芳是那么勇敢,那么顶天立地。而我,却是那么渺小,那么胸无大志,那么鼠目寸光,那么小肚鸡肠,那么的软弱无力。 现在想来,父亲简直太英明了,他的初衷,并不是把自己的残疾儿子往绝路上逼,而是让自己的残疾儿子尽早自力,尽早摆脱贫困。世界上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更好!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他更希望自己的残疾儿子多掌握几门求生的手艺,他不希望自己的残疾儿子好高骛远,追逐那些高不可攀、又虚无飘渺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父亲更希望我这个儿子,也像他一样,能有一份端公家饭碗的体面工作。但知子莫如父,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残疾儿子几斤几两,知道自己的残疾儿子应该拥有过哪种生活的资质。 父亲其实是一个难以琢磨的矛盾体,他是做梦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能出人头地,或者说能为刘氏家族光宗耀祖的儿子。但他又明明知道,这只是他的一个不切合实际幼稚想法。当从自己儿子身上看不见任何希望的时侯,他完全绝望了,他在气急败坏的情况下,只能拿出杀手锏——分家,逼儿子就范,让儿子认清形势,悬崖勒马,拿着他资助的1000块钱去拜师学艺,掌握一门求生的手艺。父亲还对别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刘生文执迷不悟,继续在写作的错误道路上走下去,张秀芳迟早都会离开他的。" 父亲是希望通过别人的嘴,把他说的话,传到我和秀芳的耳朵里,以此来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父亲对别人说的话,很快就传到秀芳的耳朵里,还是她把那些话告诉我的。当时我很认真地问秀芳:"如果我继续在错误地写作道路上走下去,你真的会离开我吗?" 她说:"傻瓜,我就是为你而生的,是上帝打发我来协助你走向成功的,完不成使命,我怎么会轻易的离开你呢?" 我释然了。 我心里再明白不过了,分了家,秀芳肩上的担子会更重,家里的日子会越不好过,也会更艰难。 秀芳从我的面部表情上,己读懂了我内心的担忧。她往地中央一站,胸有成竹的说:"现在咱们召开一个家庭会议,从今天起,我就是这个家的当家人,从今往后,家里的事,田里的事,一概有我说了算,家里其它成员一律不得插手和干涉。梅梅的任务,是好好听话,不许打扰你爸的读书与写作,违犯了,妈妈就不给你煮鸡蛋吃。对女儿布置完任务,又郑重其事的对我说,从今天起,我正式任命你为咱家的专业作家,一门心思好好写作,不得在其它事情上耗费精力!" 我的傻妻啊,她是不计后果,她是把自己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事己至此,我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让妻子供养,完成一项难有结果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