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种子

　　本文来自于投稿，作者石利军，更多成长故事请关注鹰眼观天。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话一点不假。就拿我来说吧，喜欢唱歌就是从小不知不觉中跟着父母学的。
　　其实，我的父母没读过书，也不会识谱，并没有这方面的专长，只是闲暇时哼唱几段而已。
　　父亲当过兵，喜欢唱部队的歌，像《游击队歌》、《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雄壮的歌曲；而母亲多唱《红梅赞》、《谁不说俺家乡好》、《洪湖水浪打浪》、《北风吹》等舒缓的歌曲。当然，还有当时很流行的＂语录歌＂。
　　在父母的影响下，我们姐弟几个都能唱上几句，而且有板有眼，久而久之，就喜欢上了唱歌。
　　1968年3月，我开始上学了。学的内容无非是语文、算数、体育、唱歌、画画这几门，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真是太简单了，放在现在，也就是幼儿园中班的课程。
　　我特别喜欢唱歌这门课。当时没有教唱谱的，都是直接唱词，老师唱一句，我们跟着唱一句，特别有趣，而且歌曲都很容易学的，像《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火车向着韶山跑》、《学习雷锋好榜样》等。这些歌曲我没上学前都会唱了，所以经常被老师叫到教室前面给同学们做示范。
　　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的歌曲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以及《下定决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世界是你们的》等许多毛主席语录歌曲。
　　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公社中学举办了一次教唱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学习班，我所在的小学专门派我去学习了两天。此后，唱歌的课程里又多了学唱京剧样板戏的内容。
　　1973年春，我小学毕业升初中，到公社唯一的一所中学读书了。开学不久，我被推荐为学生会委员，同时还担任了班里的文艺委员，是我们学校八个班里唯一的男文艺委员。
　　原来是我读小学的班主任调来公社中学，刚好又是我的班主任。从初一下学期开始，我们班又增加了一名女文艺委员。一个班里有两名文艺委员，一男一女，这也成了学校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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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课程自然要比小学多，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我对音乐课的喜爱程度依然不减，一周两节的音乐课是我最期盼的，如果偶尔有特殊情况被取消了，我会生半天的闷气。初中的音乐课，学唱的歌曲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政治性比较明确，如《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天上的太阳红彤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等。还有一大批优秀电影插曲，如《红星照我去战斗》、《春苗出土迎朝阳》、《赤脚医生向阳花》、《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方》、《满怀深情望北京》以及革命现代京剧选段等等。
　　作为班里的文艺委员，除了协助音乐老师上好音乐课外，主要任务还是负责组织班里的文艺活动，比如＂五四＂青年节、＂十一＂国庆节的演出，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等，还有就是配合学校每年举办的全公社学生运动会而进行大型团体操的排练与演出。
　　那时候男女生间的关系是很保守的，男女生是不可能坐一张桌子的，所以开展文艺活动还是有困难的，好在我们班有男女两个文艺委员，开展活动就便利了很多，因此，我们班在参加学校的各种文艺活动中都是佼佼者。
　　到高二临近放暑假的时候，学校突然要成立文艺宣传队，准备一台节目在国庆节演出，还准备请县剧团的老师来辅导。作为班级的文艺骨干，我自然不会落下，同时入选的还有其他班级的一些骨干，总共有二十人。
　　好像有12个节目，有歌有舞，有快板和三句半，还有样板戏选场等。我参演了其中3个节目，一个是6个男生的小合唱《我心中的歌儿献给解放军》；一个是小歌舞《护粮小英雄》，我在其中扮演一个在秋收时偷生产队粮食的地主；还有一个是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片段，尾声＂丰收凯歌＂，我在里面扮演粮站的保管员。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暑假只放了几天就赶回学校排练。负责排练的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和教导主任（主要管行政），县剧团的老师没请来，倒是从县一中请来一位年轻男舞蹈老师，负责几个歌舞节目的辅导。
　　1976年7月25日，我父亲因病去世。突然的变故对我打击很大，我都想打退堂鼓了，多亏了母亲的开导，使我能继续去学校排练。
　　正当我们兴高采烈、信心满怀地排练、为演出做冲刺时，9月9日，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们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在悼念毛主席逝世期间，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直到追悼大会结束。过后，大家还是无法走出悲痛，学校也只能把演出的事暂时搁在一边了。
　　10月21日，首都北京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随着全国性的各种庆祝活动，我们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又重新提上了议程。由于国庆节早已过去了，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继续演出，节目也要做一些调整。在经过一周紧锣密鼓的排练后，于10月28日下午在学校操场上隆重举行。
　　那时候的条件是非常简陋的：没有舞台，就在学校操场的泥土地上；没有音响，全靠自己的真声。庆幸的是还有个手风琴老师，只要是有唱的或者是需要音乐的，全由他伴奏，一场演出下来，最累的就是手风琴老师了。演出结束后，大家掌声雷动，几百名老师学生久久不愿离开。因为我们也没有准备返场节目，只能站在原地跟着鼓掌而已。
　　首场演出圆满完成后，学校觉得排练了这么长时间，演出一场有点可惜了，还应该多演出几场。于是，决定到公社附近的几个生产队去慰问演出。东北的11月份，天气已经很凉了，我们只有趁着中午的时间去到生产队的打粮场演出。一来人多，二来借着社员们休息的空当，三来气候暖和些。我们的演出水平虽然比不上县剧团那么专业，却很受欢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接地气。因为有的宣传队员就是本生产队的孩子，所以气氛非常活跃。
　　但对我来说，我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我在小歌舞《护粮小英雄》里面扮演的是老地主，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演得越好就越被人骂、被人恨。现在看来也就是演戏啊，可那时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确实是被歧视的，况且我本身就是其后代。好在当时有＂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个尚方宝剑，否则，我哪能有参加学校宣传队的条件呢。
　　值得欣慰的是，我还有扮演《龙江颂》里那个保管员的角色，每次演出都是压轴节目，虽不是主角，也算是一个正面人物吧。几场慰问演出过后，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使命就告一段落，直到我高中毕业，学校再也没有成立文艺宣传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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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农村户口，1977年7月高中毕业后就回村务农了。虽然那个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还很贫乏，连收音机都没有，可是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还是有滋有味的，比如收听有线广播里早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的小说连播和公社广播站自编的节目；公社每年正月都要搞扭秧歌比赛，每年组织文艺汇演等。
　　那时候，生产大队有文艺宣传队，排演过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场等节目，趁农闲时到各生产小队演出。几年后，大队来了县里知青，文艺活动更加活跃与丰富了，每个生产小队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
　　在毕业之前，我就已经参加过多次生产小队文艺宣传队的活动了，还包括参加秧歌队和公社的文艺汇演等，只是没有毕业，算是编外队员吧。毕业后，也就名正言顺算是正式队员了。
　　生产小队的文艺宣传队除了几个知青和几个初、高中生外，有一半属于半文盲，他们虽然识字不多，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学唱与表演，他们靠着惊人的记忆力来学习、排练和演出，有时甚至比识字的人学的更快更好。当时排练的有秧歌剧《夫妻识字》、二人转《队长送我上大寨》、舞蹈《我为亲人补军装》、独唱《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快板书《奇袭白虎团》等等，还都离不了他们呢。
　　扭秧歌则是东北特有的一种文艺表演形式，每年冬天农闲时，公社就会在正月里组织秧歌比赛，每个生产大队都会组织秧歌队参加。扭秧歌的人在鼓点和音乐中，随着节奏舞动手中的道具（一般多用彩扇、红绸、花束等），表演着各种舞步与动作，表现农村一年四季，农民从出工、撒种、除草、收割、扬场、送粮的过程以及丰收后人们欢乐喜庆的场面。
　　音乐多数用的是《东北秧歌曲》、《农业学大寨》、《军民大生产》、《社会主义好》等歌曲，秧歌队人数一般在百人左右，可多可少，主要还是根据现场吹唢呐的人和打鼓人的实力来决定的。
　　十几支秧歌队同时在扭着，唢呐声、锣鼓声、喝彩声响成一片，扭秧歌的人、看秧歌的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如果队里的唢呐、鼓声不够响亮，那不得乱成一锅粥啊。秧歌队一个一个地从主席台前经过，每支队、每个人都不遗余力地扭着、跳着，展现实力，争取好名次。
　　我们大队每年的比赛都是前三甲，冠亚军也没少拿。
　　扭秧歌活动先是大年初一、初二集中到公社进行比赛，之后各大队之间再互相拜年，直到元宵节过了才结束。
　　鹰眼观察：
　　家庭和生长环境，对儿童的成长影响很大。
　　兴趣爱好更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催化剂。
　　因此，不过多地干涉和阻拦孩子的喜好，给其一定的自由空间，最后即使不能有多大的成就，也可以培养一个人生乐趣，有利于身心健康。
　　作者也经历了艰苦的岁月，但正是由于唱歌的特长，让他回想起过去的生活，却更多的是快乐和开心，这就是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