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米勒说: "只要真相不为人所知,或一个人对父母亲真正的感觉持续遭到忽视,那么身体的病症就不会消失。" 伍尔夫自幼被哥哥性侵,却不敢告诉父母,一生为忧郁症所苦。 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的无力感,源于他压抑对童年教养的愤怒。 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于父亲的残暴,不敢表达,导致长期失眠、为癫痫所苦、同时又沉溺于赌博无法自拔。 卡夫卡写下一封《给父亲的信》,想与专制的父亲沟通却得不到母亲的支持,四十岁便因肺结核而撒手人寰。 01
"孝顺父母"的另一面 自古以来,东西方都把"孝顺父母"视为至高道德,中国古话说"百善孝为先",而西方戒律中也清楚写道:"应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 当孩子出生时,他们最需要从父母身上得到的是爱——我指的是慈爱、关注、照顾、和蔼,以及沟通的意愿等。 如果这些需求被满足了,孩子的身体将会保存着被关爱照顾的美好记忆,在长大成人之后,也会将同样形式的爱继续传递给下一代。 但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满足,那么ta将一辈子渴望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需求能被满足。在日后的人生中,这种渴望将会转嫁给其他人。 比较起来,越常被剥夺爱,或是越常被以"教养"之名而遭受否定或虐待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就越离不开父母(当然,这里也包括其他在养育过程中的人),ta们期待获得以前父母在关键性的时刻未按其所需给予的一切。 这是身体的正常反应,身体知道它缺少了什么,它忘不掉那些匮乏。匮乏或空洞一直都在那里,等待被填满。 普鲁斯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就说过: "因为我宁愿病发而让你满意,也不愿无病而引你厌恶。" 那些曾在童年受虐或遭到不善对待的人,要想符合"孝顺"的道德规范,只能通过 极力压抑与分离 自己的真实情绪。 他们无法爱与尊敬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始终会不自觉地畏惧父母。即便他们非常想要与父母发展出舒适、互信的关系,但仍然无法做到。 反而,这些压抑的情绪通常会具体化为一种 病态依附 ,但这种依附不能称为真正的爱。 02
身体不会说谎 我们所有的经历,有两种记忆方式: 一种是我们 真正感觉到的 ,也就是那些被身体记录的; 另一种则是我们 "应该"感觉到的 ,是为了符合早就内化的道德规范和标准。 身体根本不懂这种道德规范。身体是真相的守护者,因为它背负着我们一辈子的经历,并负责让我们能和真相生活在一起。 透过病症,身体迫使我们让真相也能进入意识之中,借此让我们能和那个曾经被我们忽视,但一直在我们心中的孩子和谐地沟通。 当我能感觉长久以来封锁在身体之中的情绪,我才能开始摆脱自己的过去。 如果我的身体基于某些它自身非常了解的原因,拒绝去爱或尊敬父母,那么我就无法强迫自己去做。 我曾试着只感受美好的感觉,忽视不舒服的感觉,以便合乎道德规范与我所接受的价值体系。 我努力成为一个被疼爱的女儿,但我并没有成功。最后我终于理解到,如果一开始爱就不存在的话,我是无法强迫爱出现的。 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一旦我不再强迫自己去爱,停止遵从强加于我的道德规范,爱的感觉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例如:我对孩子的爱或是对朋友的爱)。 只有当我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且敞开心胸接受我所有的感觉(包括那些负面的感觉)时,爱的感觉才会出现。 当我认知到我无法操控自己的感觉,我既无法欺骗自己也无法欺骗别人,而我也不想这么做之后,我如释重负。 03
去看、去爱童年的自己 当年纪越大,就越难从别人身上获得想要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 但身体的期待却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停止——甚至完全相反!期望通常会转嫁给其他人,最有可能的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儿孙。 离开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能对这种机制有所自觉,并借由自我觉察的过程,竭尽所能地看清我们的童年真相。 我们便能给予自己从出生以来或更早以前就等着被填满的需求。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给自己提供未曾从父母身上获得的重视、尊重、对自身情绪的理解、必要的保护,以及无条件的爱。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一项特殊的能力: 去看见、去爱童年的自己。 没有这种爱的能力,我们就不会知道爱是什么。 我们不需要那些想为我们"提供方案"的教育家,也不需要那些权威告诉我们怎么做才是对的。 不,我们需要的正是完全相反的人:也就是 一个偏心的陪伴者。 当我们的情绪,在ta与我们面前一步一步地揭露童年曾承受过什么,以及过去必须忍受些什么时,这位陪伴者可以陪我们一起体验我们孤单、年幼时的惊惧与愤怒。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陪伴者,我称之为 "知情见证者" 。如果我们得到这种陪伴,我想我们就可以从此刻开始去帮助我们心中的那个孩子,去理解他的身体语言,去探究ta的需求,而不是像我们的父母那样一直以来忽视这些需求。 人们可以在这样的过程中解除自己的病症、摆脱抑郁、重获人生乐趣、脱离筋疲力竭的状态。 而且,一旦我们不再需要将精力耗费在压抑自身的真相后,能量就会滋长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