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二:幼儿园每天上图画课,老师发了纸,其他孩子三分钟就图个乱七八糟,而我却十分认真仔细,先把白纸打上方格,然后再在每个方格里分别作画,一天画一小格,记得我已画好几个格子了,有军舰、有手枪、有汽车、还有大炮,我好满意我的杰作。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到老师那取画,但老师却说找不到了,那可是好几天的心血呀!我哭了起来,老师对我吼道:"一张画丢了怕什么?不会再画?"。这句话我记恨了一辈子。殊不知,如果这张画儿保存至今,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绝不亚于齐白石的大虾、郑板桥的竹,它在我心目中的价值绝不低于吴作人的奔牛、徐悲鸿的马。 闪三:我在一般同龄人中画画儿算是好的,小时家里没有笔,所以平时粉笔不离手,走到哪画到哪,粉笔头也就扔到哪。有一次记不清是谁给了我一把花生豆,这叫个香!一个一个慢慢吃,认真吃,一下没拿住,一个小豆豆叽了咕噜滚到立柜底下去了,我钻到桌下向柜底张望,一眼就看到那白白胖胖的花生豆,动作一气呵成,伸臂一够、屈指一拣、顺嘴一塞、皓齿一咬,真脆,"哎呦",一股石灰味直冲脑门,眼泪横流,吐了满地,嚼的竟是一个粉笔头。一生只吃过这一次,前后不过一秒钟,味道却记住了一辈子。 一九五八年,我进入西城区鸭儿胡同小学。背着妈妈手工缝制的花书包,高兴极了,每天蹿着去,蹦着回,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 一二年级的班主任于老师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女人,由于又胖又壮,走起路来慢慢的、摇摇晃晃,似乎俩脚都是鸡眼。 三年级班主任姓商,三十多岁小巧玲珑,烫着像二姨一样的卷发,说话、走路极快,声音直直的平平的,没有一点阴阳顿错。 四年级班主任是个姓杜的老头,瘦高瘦高走路极稳,绝对踩不死蚂蚁,他长着一副猫一样的双眼和一只鹰一样的鼻子,脸上永远挂着阴沉,让我们害怕。 五、六年级班主任张老师,不干净的粉脸、自来旧的黄发、满嘴黄斑牙,走路时总是两脚外侧自后向前的行进,脚的里侧永不沾地,印象最深的是她身上总带着一股气味,可能是劣等香皂味,也可能是梳头油味,总之形容不上来,却又记忆犹新。 那时上学最享受的是一年级,每天早上带上早点,一个馒头或一个窝头,第一节课前有十分钟的吃饭时间,这时我们就各自拿出自己带来的一个馒头或半拉窝头,一边吃一边听于老师念那本《卓娅与舒拉的故事》。 儿时的记忆是不打折扣的,于老师的娓娓述说,至今犹如眼前,五十多名七、八岁的孩子们,随着老师的阴阳顿挫或高兴、或悲伤、或激动、或愤怒,当读到卓娅被法西斯强盗压上大街,穿着单衣,赤脚走在冰天雪地上的时候,于老师哽咽了,全班同学都哭出了声。那本书老师读了很多天,成为我们每天最为惦念的一个日程,幼小的心灵竟在这朦胧的年龄段,接受了受益一生的洗礼。十几年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河套里拉沙子,零下三十多度的大烟炮刮得天昏地暗,知青们缩在沙堆上等车时,我跟大家讲起了这段故事,讲起了卓娅,那裸露的双脚、那黑色的绞索,那斯大林因听到卓雅被德国人处死后的怒吼: "苏维埃最高司令部命令,向德军展开全线反击,坚决彻底地消灭他们,决不接受他们的投降。" 知青们默默听着,没有一人吱声,车来了,突然带病坚持出工的一个知青甩掉棉大衣高喊: "来吧,和暴风雪拼了,我们绝不接受它的投降"。 那是一个活在口号中的极左年代,后来这名知青死在了一次山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