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女导演泣血求助，回顾遭当局迫害的影人们

　　阿富汗女导演萨赫热·卡里米亲笔信刷屏。
　　这背后是一夜变天的阿富汗当局：一觉醒来，塔利班士兵已经坐在了阿富汗总统的宝座上；总统加尼和高级官员逃亡，阿富汗最后一支安全部队消亡。这场长达20年的战争，最终以美军撤离后导致的大溃败、大崩盘而结束。
　　这篇泣血长文，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扩散、求助 。
　　卡里米控诉了塔利班攫取政权后对百姓的屠杀、对人权的践踏、对阿富汗艺术工作者的大肆迫害，表明这不仅是一场战争，更是一次 人道主义危机 ，同时，对国际世界的噤若寒蝉和视而不见颇具微词，最后，希望通过阿富汗的未来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援助。
　　关于阿富汗内战的时评已经有很多，类似＂世界和平＂的祝愿也太多笼统和敷衍，而这封犹如外交辞令的求助信竟出自一位女导演之手，这本身就足够让人心酸。
　　在电影已然成为一件商品的今天，它 提醒电影人为社会发声的最高职责，也向全世界不义的人声明宣言：电影作为斗争、发声的武器，光芒尚未退却。
　　其实早在6年前，塔利班就对卡里米下达了死亡威胁，同年，国内旅行博主＂侣行＂对这位＂生而为阿富汗女人＂的导演做了一次拜访，她的书桌前放着一张正在创作的反战海报：一支枪被绳索调起，枪头弯曲，仿佛枪支被判了绞刑。
　　《摩登时代》里公司总裁让工人试用＂吃饭机＂更是成为世界电影史的精彩片段。
　　查理·卓别林
　　如今看来，喜剧大师卓别林的作品，充满了对资本主义浓重的讽刺意味，在资本驱动的社会面前，人是失智且机械的。
　　《安乐街》中，伦敦警察对安乐街避之唯恐不及，靠流浪汉来整肃当地暴力犯罪；
　　《淘金记》直面美国西部淘金者在饥寒交迫下濒死的悲剧；
　　《摩登时代》里公司总裁让工人试用＂吃饭机＂更是成为世界电影史的精彩片段。
　　他作品中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描绘以及其左派思想引发了美国右翼人士的警觉。
　　从1923年初，FBI便将卓别林设为特别目标，指派特工们对他进行跟踪和监视。
　　直到1937年，《大独裁者》的诞生，让他掉入了政治倾向的巨大漩涡之中。
　　科斯塔·加夫拉斯
　　尽管不少卧底向FBI告密，但因为没有实锤，卓别林的＂叛国罪＂也没有确凿证据；
　　直至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掀起了反共、排外的高潮，卓别林成了这一时期的枪靶子，拍一部电影甚至收不回成本。终于，在FBI的一再建议之下，美国司法部于1952年作出了将卓别林 驱逐出境 的决定。当从英国首映式回家路上收到美国拒绝入境的条款时，卓别林对这个居住了40多年的自由国度深深叹了一口气。
　　科斯塔·加夫拉斯
　　科斯塔·加夫拉斯一向以拍摄政治电影蜚声影坛，他曾拍摄多部讲述政治阴谋和迫害相关的电影，包括那部最有名的《焦点新闻》。
　　在被问到为何对政治题材情有独钟时，科斯塔有句名言：＂所有的电影都是政治电影＂＂所有的作品最终都要面向大众，而政治，不是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源于科斯塔的流亡经历。
　　1933年，科斯塔生于希腊，二战后，一家人移居雅典，不久内战爆发。由于父亲在战时曾和希腊共产党一起抵抗纳粹入侵，结果被英美支持的当局投入监狱。受此牵连，年轻的加夫拉斯无法入读希腊的大学，只得 离开家乡，负笈法国 。
　　1970年， 科斯塔根据自己的经历 ，拍出了电影《大迫供》：在捷克，一次清洗反共人员的行动中，曾担任国家外交部副部长的男主角被秘密逮捕关进牢房中，在经历不断的审讯、逼供、侮辱和精神折磨下，男主被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判处终身监禁。影片以极为冷峻压抑的影像风格表现了审讯人员对男主的非人道迫害。后来，因为统治阶层的变动，男主提前释放，回首那次荒谬痛苦的遭遇，仍然感到不寒而栗。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塔可夫斯基，前苏联导演，1932年4月4日生于苏联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86年12月26日在法国巴黎病逝，享年54岁。这是一位影响后世无数影人的导演，一生只拍过9部片子，却留下10部经典七部展映的电影长片，部部经典，获奖无数，他梦幻灵性的长镜头、充满诗意的表达，恢弘的气度与悲悯的精神，以及扎根于内心的反抗和执着，是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因为其作品和独立的个性，遭到前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的＂特殊照顾＂，当时的苏联，更倾向于支持那些擅长好莱坞大片风格的导演，重群体而轻个人，凡是没有整齐划一的表达，都是企图颠覆政权的异端言论。
　　彼时的前苏联，没有放松对电影的控制，苏联当局曾对塔科夫斯基＂以诗意的细腻描绘取代叙述的因果关系＂极为不满,最后导致塔科夫斯基流亡国外。
　　1981年，塔可夫斯基夫妇受邀到意大利工作，继而计划定居于那里，此举令苏联当局震怒，随即扣押了其身在俄国的儿子，夫妇二人不得已两地折返，流亡异国；
　　也是在异国，老塔用《乡愁》这部电影寄托情怀表达心声，成为了影史上的另一座高峰，而苏联当局任命亲信担任戛纳评委，以确保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同金棕榈奖无缘；
　　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就像他在1983年9月16日给父亲的信中写的那样，这无疑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他不得不开始了在巴黎的流亡生涯。1986年12月29日，塔可夫斯基因癌症在巴黎去世。
　　贾法·帕纳西&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伊朗的电影审查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政治高压，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一旦你尺度没把握好，那就很有可能被扣上腐蚀国民思想的帽子，因此坐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2015年，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凭借《出租车》获得了第65届金熊奖。这是一部伪纪录片，以出租车司机拉客的视角出发，串联起街头形形色色的百姓以及困扰他们的民生问题。
　　这类题材自然受到当局的重视，贾法·帕纳西 被软禁 ，无法出席颁奖典礼和记者发布会，只得由妻子和侄女代领奖项。
　　无独有偶，2020年，同样的一幕在柏林再次上演，伊朗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凭借新作《无邪》摘得金熊奖，同样因为当局的限制，而无法抵达现场，代领的，是他的女儿。
　　《无邪》由四个短片组成，集中探讨了一个问题：在专制政权及其看似不可避免的威胁下，个人自由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表达？
　　这样的题材当然不会得到当局的认可，伊朗官方很快将作品定性为＂诽谤当局之作＂，很快便 吊销了他的护照 ，使其只能在＂窝里趴着＂
　　其实早在《无邪》之前，拉索罗夫就上了当局黑名单，因为《再见》一片，被判处6年监禁、20年禁拍令，但这并没有让这位斗士停下脚步，依然我行我素，用政治气味浓烈的影片进行自我表达。
　　这些被政治旋涡裹挟而被迫赔上人生的影人们，或因跟主流意识唱反调，或因政权更迭陷入表达困境，但无不证实着政治与文艺的密切关联。在今天，电影人逐渐分属于生意人的门类，而电影也早已成为单纯的消费品，这是大势所趋，没人能螳臂当车。
　　但请不要怀疑，当电影成为武器，能爆发出无穷大的威慑力；
　　也真的有人，为电影献出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