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现代化

　　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发展或者开发，即通过合理地利用一个国家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达到消灭贫困、普及教育、控制疾病、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全世界分别出现了殖民、独立、投资、全球化等现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对政治的演化起着重要的影响。
　　有些学者认为，现代国家的进化经历了家长制－祖传（patriarchal-patrimonial）国家、封建国家（feudal states）、历史上的科层国家（historical－bureaucratic states）、动员前现代国家（pre－mobilized modern states）和现代国家（modern states）等阶段。现代国家是一种全民动员的国家，其特征是人民广泛参与政治。不同类型的现代国家的区别在于，在有些国家中，人民想要参与政治；在另一些国家中，人民被动地卷入政治；还有一些国家，人民既想参与政治，也被动地卷入政治。
　　彼得•卡尔弗特(Peter Calvert)则根据社会性质的不同区分出不同的政府类型（表1）。
　　在现代化过程中，殖民、独立、经济发展、全球化等因素对原始政府和传统国家的变革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殖民过程中，古老形式的权力正在衰退和改变；原始的政府和传统的国家与它们的文官制度一起正在消失，或者自我改革。在那些受外来影响已经很长的一些亚洲国家或者地区，这种政治突变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与外界相互影响的结果。在波利尼西亚、萨摩亚、塔希提岛和夏威夷，由欧洲人在18世纪的活动和观念影响产生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后来消失了，或者在殖民者的法律下衰退了。在非洲，那些占据非洲西海岸出海口地区的政治实体，特别是几内亚海湾地区和刚果地区的政治实体由于与欧洲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联系而受到影响。开始时，欧洲人的影响对这种政治实体起着加强作用，随后就起着破坏作用。
　　大多数这种政治变革不仅是外界影响的产物，而且是由于旧的政治体制在传统社会长期运行之后，传统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的结果。因此，政治人类学不能忽视自己所研究的政治体制变革所显示出来的政治发展动态，而必须建立一个能够解释在一定的政治机构和政治组织中将会出现的变化趋势的动态模型。过去，政治人类学主要研究在传统社会中原始政府的发展动态，现在则转向对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和政府进行比较研究。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欧洲和北美以外的传统政治体制的变革一般都与殖民有关。有人将殖民看作是＂现代化的动力＂，是＂现代化的一般化模型＂。在殖民地，旧的政治组织被打破，新的政治组织被建立起来。但是，政治人类学还要进一步分析殖民所产生的直接政治结果。
　　在殖民时代，传统政治体制的变革的原因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现代政党的出现、传统政治机构失效、传统的权力和权威与殖民统治的权力和权威不相容、传统权力的去神圣化、社会结构的改变等。在殖民时代，由于西方文明的影响，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从崇尚过去美好时光和向后看的神话转向向前看的意识形态。同时，在各国出现了具有不同信仰的政党。传统的政治机构，如酋长的权力与殖民统治者的权力发生冲突。西方基督教的传入使得传统宗教衰落，传统首领的权力由于去掉神圣化的外衣而被削弱。另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传统社会出现新的社会角色，形成三种类型的社会分层：（1）世袭制度，（2）阶级制度，（3）法定分层制度。这三种制度内部以及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冲突。对于这些冲突，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调和制度＂，另一种是＂流动制度＂。
　　在前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采用不同的手段而出现不同的结果。有些国家采取温和的手段获得独立，在独立后从殖民者手中继承了一整套较完整的现代政治制度。有些国家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得独立，在独立后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 。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会带来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权力的分散和断裂。
　　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增长可以分为六个阶段：（1）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处于传统社会，经济产品缺乏，农业经济，严格分层的社会结构，非科学思维；（2）第二个阶段，出现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这种前提条件通常是由于某种外部的刺激而启动。经济变得更加非本地化，商业得到改善，精英集团产生出来；（3）第三阶段是经济起飞阶段，作为国民收入组成部分的投资至少以10％的速度增长，政治和经济体制被重塑以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4）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成熟。表现为科技发展加速，投资增长率保持在20％—30％，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可能会出现民主政治；（5）第五阶段是大规模消费时代，经济增长进一步巩固和进步，广大民众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6）第六阶段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 。
　　康普顿(Jr.Robert W.Compton)在对日本、南韩和泰国的政治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后认为，亚洲国家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因，其政治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是威权—科层政治。在这个阶段，政府科层精英的权力最大，其次是军事精英，企业精英的权力最小。在这个阶段，政治自由度、经济复杂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都比较低。（2）第二阶段是科层—企业政治。在这个阶段，政府科层精英的权力最大，然后依次是企业精英、选举产生的官员、军事精英。这个阶段的政治自由度、经济复杂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增高。（3）第三阶段是企业－科层政治。在这个阶段，企业精英的权力最大，接着是科层精英和选举产生的官员。这个阶段的政治自由度、经济复杂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都大大增高。康普顿提出的＂亚洲政治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如图2所示 。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资讯的发达，社会的政治体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革。政治人类学对这种社会政治变革提出前瞻性的研究，对于社会顺利转型，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