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三星堆之谜回归羌夏盟族独占的世界青铜文明制高点（1）

　　邓宏海  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   7月11日
　　人们为何如此关注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对此，在2021年3月20日上午的新发现发布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就坦言：1986年这遗址的发现引起国内外学者公众的极大关注，就是因为＂大家就感到很吃惊，觉得中国以前好像不铸造这些东西＂(宋宇晟 2021)。在以孙教授为代表的这派学者看来，三星堆先民铸造的铜器具备域外文明特征。但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三星堆文化和在其后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同构成的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星空中十分璀璨的一颗星。＂以他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这样说的依据是：＂三星堆文化早期接受了二里頭文化的影响，比如三星堆发现了玉璋、玉戈、玉刀构成的仪仗用具，此外还有玉琮、玉璧等祭祀用的玉器 ＂( 梁新慧2021)。
　　这两派的观点各以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的一部分为证据，谁也说服不了谁。在此针尖对麦芒之下，只有靠这些器物上刻铸的文字、特别是标记其族属的文字来作最终的决定了。可是，各派都先入为主地认定＂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把对识别其文化主体起决定作用的文字证据排除到科研和公众的视野之外，而各自凭对＂神像＂的想象来解读，各说各话，混战三十余年，至今更加众说纷纭，且各派不论他们主观意图如何，其观点都在虚化或矮化中华文明而误导公众，以致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张吉霞（2021）报导：＂三星堆遗址问世以来，许多专家学者话里话外的认为，中国文化不是本土发展出来的，而是外来文化，具体从哪里来的呢，找不到，只好怀疑是外星人带来的，更有甚者，我竟然亲耳听到，说中国都不敢考古了，因为，再考下去，连我们的人种都不是本土的，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事，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人都认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了。＂如此局面错失了在考古史上开创世界记录的良机，把三星堆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顶级遗址，本来可建成向世人展示和证实中华文明自起步以来一直领先世界发展而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的顶级大博物馆和大数据库，结果却搞成这样一个迷乱不堪的大迷宫。正在继续发生的惨痛教训再次提醒：我们只有突破西方常规考古学和文字学的束缚，把城市为载体的物质文明探源与文字为载体的精神文明探源结合起来，以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当时文字及其他内证性证据为主导，结合其同出的实物证据和相关古籍记载，来正本清源，才能破解三星堆之谜，从根本上还原三星堆文明的真相。
　　一、羌夏盟族蚕丛分支在蜀地建都立国史的实证
　　公元前2100年前后，生活在岷江上游地区（四川茂名和甘肃岷山）的羌夏盟族的一支，在其羌族首领蚕丛的带领下，顺江而下迁移到成都平原开展建都立国活动，与当地土著居民相融合，将其逐渐扩大的领地建设成蜀方国，同入主中原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共存了1700余年，直到公元前4世纪被秦惠王所灭。尽管三星堆文化遗存的文字材料没有自觉地予以全面系统的提取和公布，但现已公布的文物上仍可找到文字及其他内证性证据，与其同出的实物证据和有关古籍记载相对证，对这个古蜀国的历史作出实证，就能破解三星堆之谜。
　　（一）三星堆文明的来源、起始和族属
　　据严可均辑录的杨雄《蜀王本纪》和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所载，蜀之方国王，第一位叫蚕丛，＂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其目纵，始称王＂；＂有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尽管此二书分别出于西汉和东晋，且多少包含方术神仙文化内容，但其中所录民间传说的素材则有所本，而且可对证于迄今在岷江上游地区以营盘山为代表的一些遗址出土的实物证据，以致学界公认这些遗址与成都平原以三星堆为代表的一系列古蜀文明遗址都存在著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陈剑 2005，戴竺芯2018，吴晓铃 2019, 朱乃诚 2020）。其实，其中同实物证据同出的也有文字证据来证明，岷江上游地区以羌夏盟族为主体的齐家文化是三星堆文明的直接来源（图1.3.1）。
　　营盘山遗址和石棺葬墓出土器物上的文字已表明了它们的主人是羌夏盟族人。如石棺墓随葬的典型齐家文化陶器——双耳罐和翻领罐上标明的＂Y＂形族号（图1.3.1.1-2），就直接证明了它们是古羌人制作和使用的日常用具，也是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常见日用器。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刻有夏族祖传云雷纹的鸟头把勺（图1.3.1.3），在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遗存中作为当地居民的标准日用陶器（图1.3.1.8），也表明三星堆文化居民是来自岷江上游这个羌夏盟族支系的后裔。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出土的封口陶盉，作为普遍出现在包括二里头文化在内的夏文化影响所及众多地区之禹迹的一种典型标志，也是夏族人在蜀地活动留下的遗物。
　　据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F344），其第一期遗存出土＂陶器种类极为单纯……第二期同第一期相比，在文化面貌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二期新出土的器形有……陶盉（图1.3.1.6）、……鸟头形把勺。……第三期器形更趋复杂，形式多样。……本期陶盉略较前期盉身粗大，腰部明显＂（图1.3.1.7）。这表明：三星堆遗址距今4500年后的第一期，是当地土著文化遗存；其后距今4100年左右，羌夏盟族的一支才开始移居到这里，其所习用的包括陶盉、鸟头把勺在内的器具才随之作新器型开始出现在成都平原上。该发掘报告还报导：＂小平底罐……DaT2(2):15，肩部饰蓝纹，并划＂×＂形符号＂，＂陶盉I式，一件（DcT1(2):43，……宽带形鋬上有人字形划纹＂，这＂×＂和人字形划纹，实为古数字＂×＂和＂ ＂，正如本章上、下文中所释读的，是羌族分支——氐羌（后世称＂姜戎＂）族的＂×＂形族号和夏禹族＂ˇ＂形族号的倒刻划（就像甲骨文字有时被倒写一样）。这些物证和文字证据直接证明了：三星堆文明是由岷江上游地区生活的羌夏盟族的一个支系移居蜀地，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所创建。
　　这个迁来蜀地的羌夏盟族的一个支系，上述古籍已载明，其首领作为第一任＂蜀侯＂是蚕丛，其原居＂石室＂、＂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都与营盘山遗址所发现的以石板作住屋、石棺安葬的习俗相合（F342），表明其所载的这些确为史实。三星堆遗址中的禹迹与诸古籍有关大禹出身的记载相合，也为此作了佐证。《蜀本纪》载：＂禹本汶山郡广柔人，生于石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父鲧者，……家居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这里所载的鲧及其子禹者，都是指他们的部族，即羌夏盟族当时在岷江流域的活动中，都有鲧部族及其子部族——禹部族族众的参与。由此留下了这些传说。只有弄清了这些传说中的史实素地，就可明白诸多古籍相关记载并不抵牾。(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邓宏海，男，湖北松滋人。曾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加拿大Alberta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世界自然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力口拿大易经学会等职务。在全球率先开创以生态经济数学模型研究省级宏观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先河，得到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世骏、侯学煜和阳含熙的高度评价，被国家科委列为重要成果并予以表彰，被联合国和各国学界转载和引用；提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多次利用循环模式＂，得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肯定和引用；构建农村现代化生态―技术―经济计量系统，获得中国社会科学＂很好成果＂一等奖；承担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和林业部等多个项目并获得其研究奖；出版中英文专著八种，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