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下的阶层流动有多难？

　　士农工商划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社会分层，为什么这样说？如果基于四民的划分，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将是停滞的超稳定状况，根本不存在阶层流动的现象。显然这样的超稳定状态不可能存在，否则也不会有改朝换代和内乱外患，在科举考试制度实施之前，这样的超稳定社会早已打破。科举制则是将无序的社会流动转由政府掌控的具体实践。虽然之前也曾经历过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社会上升渠道，但以道德、出身的选拔标准很快便被少数家族操控，这显然不是集权君主所能容忍的事情。因为皇帝需要自己的臣子只为自己一人服务，不希望自还有其他的依附关系存在。直到科举制度的出现，以个人才能同台竞争，为更多的出身寒微的家族提供了机会。
　　科举，这个造就古代社会的高阶层流动性的制度，仿佛再穷再苦的人，只要读书好就能一夜翻身。然而，抛开这层荣光背后，是赤裸裸的现实。
　　狭窄的上升之路
　　真正考上做官的人 其实少之又少
　　科举所能提供的名额是永远有限的，广大读书人在这场赛跑中，可谓是千军万马抢着走独木桥。从十几岁开始考试，到老年都没有成果，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在过去科举考试中，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四道门槛。过了童生试，就是秀才。现在听起来，秀才似乎没什么水平。但在过去，秀才也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因为他们已经摆脱平民的身份，将来可以参加科举做官的。所以，秀才可以免除徭役，见官不用下跪，官员也不能随意对他们用刑。
　　可是，考中秀才后，也只是个起点。还得参加本省州县的乡试，才有机会获得举人的身份。乡试通过后，才能参加会试，也就是俗称的进京赶考。这其中的门槛，一个比一个难。光是秀才到举人这一道门槛，就有很多人一辈子都跨不过去。
　　能参加会试的，只有全国的举人，以及国子监这个全国最高教育机构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其中藏龙卧虎，很多人都纷纷败下阵来，只能三年后重新再考。到了明清有荫官制度，只要父亲担任一定职位的官员之后，子嗣能凭借父亲官位进入官场，而且他们升官也快，或者可以参加专门为其准备的特别考试，录取率比一般的科举考试要高很多。就是从准备科举的经费、教师、图书等来看，做过官的家庭也比没做过官的家庭有优势，科举制实际上成为了少数人的游戏。
　　高风险的投入
　　普通家庭想要培育科举人士，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科举考生中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国子监门生，除少量低级官僚岗位，大部分人都需要出示门第的证明才能入学。朝廷会给他们补贴，哪怕考到四五十岁也无需担忧食宿问题。
　　第二类为私塾学生。这类人无需任何证明，只需要通过科考便能当官。但这类学生无法得到朝廷的补助，一切花销都需要自费，这对穷困的家庭而言很难承担。一个普通人能在50岁之前考上进士，便算得上成功人士。一个男孩得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背诵各种儒家经典，结果除了考试就其他什么都不会。就算付出这么巨大的代价，也只有很小的几率能够高中，风险之高是可想而知的。一般家庭根本没有能力无偿供养一个没有任何产出的学生50年时间。所以，大部分私塾学生都是世家子弟，至少是相对富裕的地主家庭出身。
　　出身卑微的铁匠、盐户、渔民等等，也有通过克服经济困难，努力读书，通过科举实现了阶层的跃升的例子。从明代开始，各类社学、义学广布，官方的学院也设到县一级政区，但是能够获得官方奖学金廪生的名额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连生存都负担不起，更何况读书科举，真实情况则是更多的底层人民仍然无法接受教育，整日只能为生计奔波。所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于大多数来说，只是一种幻想。
　　而且只有少数人才有充足的时间和资金准备科举考试，更多的贫困家庭则终其一生都在经济的泥淖里挣扎，根本没有机会读书，许多家庭在读书与生存中往往首先解决生存问题，即便有少数有毅力的人成功，但也不能反映多数情况，即大多数人读过一些书，或因为家中难以支持，或其他变故最终放弃科举之路，而转向其他方向发展。即便在某些宗族发达的地区，通过设立学田、宗田、宗学的方式资助宗族中的贫困聪颖子弟，但也是少数人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北方宗族不发达的地方则没有这样的好条件。
　　大部分的儒家乡村会发动成员凑份子钱，将乡里的个别青年培养为科举成功者。如果有学生幸运的加入士大夫阶层，就要在上任后用各种手段回馈家乡父老。从建学校到修桥补路，是应有尽有。当少数人从考场上脱颖而出，也就意味着更多乡村的投资打了水瓢。何况，在竞争激烈的官场上，仅仅靠死记硬背来获得功名的新人，还未必能混的如鱼得水。